中国经济消费与收入问题

如果我们以上述考察为实证依据，同时也把上述的分析数值作为一个大致的约数，就可以对中国经济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做一个基本量化状况的描述：投资的增长水平低于80年代以后的平均值约8个百分点， 消费的增长水平低于80年代以后的平均值约5个百分点。

关于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分析

中国在90年代中期后出现的颇具粘性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并不是偶然突发现象。

⑴消费需求增长不足具有明显的发展性、过程性特征。

第一，消费支出预期和收入预期的不稳定调整，导致居民即期消费趋紧。

这首先是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和体制改革的深化过程引发出来的“自然现象” 。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进程，并没有一个设计好了的既定模式或轨道，随机校正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影响社会生活更加广泛的领域，必然带来不断增多的不确定风险和不确定机会；体制改革难度的不断加大使政府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和更加小心细致的部署，改革举措只能在逐步探索中进行，也会引起人们对改革前景及其利弊得失的大量不确定判断。这种双重的不确定状况，又必然引致居民消费支出预期和收入预现的不稳定调整，出现普遍的居民家庭预算重组。例如，现期实现消费和医疗、养老、失业等预防性消费的预算重组，购买耐用品消费和购买住房等不动产消费的预算重组，家庭生活消费和准备投资股票、债券、基金的预算重组，等等。从而，居民即期消费趋紧和储蓄倾向的递增就是难以避免的。有人提出，只要政府的改革方案稳定，政府把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完备，人们的消费支出预期和收入预期就会稳定下来，即期消费将会大量增加。这是一种过分简单的假定，这种假定忘记了改革和制度创新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第二，消费方式、消费偏好变化同供给适应性滞后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20年，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偏好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20年，以“恩格尔系数”的不断下降为标识，温饱型的消费方式已经基本上成为历史。曾经在80年代中期以后就持续强劲，在城镇经济中以家用电器不断更新为特征的主流消费方式，也呈现出了时兴时衰和相对饱和的状况。现在，“恩格尔系数”又继续下降到新的的水准。例如根据浙江省城市调查队的抽样调查，1999年该省城镇居民食物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下降为40.3％，已接近联合国评价体系的富裕生活水平，出现了居民追求新兴文化消费的种种状况。根据消费经济学的分析，在温

饱型消费和耐用品消费的发展阶段之后，文化消费阶段必然随之将至。这种文化消费的内涵相当丰富，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对闲暇的消费享受。然而，在社会消费方式发生重要变化的时候，我们的供给方面准备好了吗？现在，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库存积压严重，滞销产品种类繁多，产业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发展缓慢。说到底，是许多厂商的供给活动仍在为满足原有的消费方式运行，对新的消费方式及其市场需求的变化反映迟滞，知之甚少，研究甚少，以至还没有找到感觉。尽管新的消费方式及其市场需求已经向我们招手了，又有多少厂商能把满足这种消费方式及其市场需求的各种优良产品提供出来呢？如果不能，那就只好依靠“大甩买”、“跳楼价”、“挥泪销售”之类的办法了。大量事实表明，在既定供给方式、供给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刺激消费需求增长的政策干预空间已经很有限了。现在各种政策调控手段加上商家几乎无利可图的商品售价，只能把居民为满足已有消费方式而准备的货币支付手段“逼”出来，却不可能把新的社会消费方式及其更高水平的消费增长“逼”出来。新的出路必须转向供给方面的变革，积极地适应新的消费方式及其市场需求的变化，创造出新的供给方式和供给制度来。

第三，收入结构性差别的扩大和社会消费总量实现不足。

90年代后，社会收入增长水平的下降，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城镇与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同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分为三个时间段来考察：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通过比较就会发现，人均收入增长的变化特点和社会消费增长的变化特点是密切相关的。

先看城镇人均收入增长的情况。1986年到1995年，城镇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水平为19．24％，其中，1992－1995年的增长是26．13％。1996年后开始大幅度下降，1996－1999年的平均水平为8．13％，不但比前四年低18个百分点，而且比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水平低11个多百分点。再看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1986年到1996年，农村人均收入的平均年度增长率为15．75％，其中，93－1996年的增长是25．35％。1997年后开始大幅下滑，1997－1999年的平均增长水平是4．7％，比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平均水平下降了11个多百分点，比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下降了近21个百分点。最后看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1986年到1996年，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年平均增长为17．58％，其中，1992－1996年的增长为21．52％，1997年后大幅度下降，1997－1999年的平均水平只有7．9％，算上物价因素也只有9．03％，大大低于前两个时间段的水平。由此可见，需求有效不足的基础性原因，是社会人均收入增长的下降。

在社会人均收入增长下降的同时，社会贫富差距明显扩大、货币支付能力的存量和增量向少数高收入人群大量集中，这种财富和货币支付能力分配的严重不平衡，也会产生马克思增曾经分析过的社会消费总量实现不足的现象。

宋颂兴同时指出，新的经济增长前沿必须与民众的切身利益相结合。一方面，要让国内民众的消费增长速度同步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增速；另一方面，中国的高房价问题需要得到真正的解决，同时，在土地，尤其是农

村土地的出让中，不能再让中国的农民来承担其中并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此外，普通消费者所承担的环境污染问题、巨大的外汇资产如何利用的问题等亦需提上议事日程。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日前在厦门表示，尽管中国经济仍将保持上行态势，“但目前仅仅依靠投资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并不够，还需要有更多国内消费为中国GDP增长作贡献”。

为什么会有中等收入陷井呢？中等收入陷井之所以出现，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当你经济规模，比如说人均GDP发展到所谓的中等收入阶段，也就是说已经超过了刘易斯拐点以后，成本上升，方方面面的成本都上升，人的收入因为已经达到5千美金了。在这些成本上升的同时，经济没有一些本质的突破，带来的是什么呢？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那么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再伴随着我们刚才讲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劳动力农民日渐稀缺，慢慢企业就不赚钱了，经济就没有动力。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井。

分配不公问题

收入差距的问题本质上是分配领域的公平问题。分配必然是不均衡的，因为要素贡献是不同的，效率也是不同的，从而造成分配的不均衡，因而这种不均衡应当说是合理的。所谓分配不公指的是由于制度、权力等外在因素，人为地造成分配歪曲，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例如，在中国，由于劳动者就业等机会的不平等，企业垄断、政府优惠，以及不公平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竞争等因素，使得分配不公大量存在，直至今日仍有不断增长的势头，这种现状已成为严重阻碍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的桎梏。中国分配不公从结果上看，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间收入差距过大；不同所有制经济单位劳动者工资差别扩大；私营企业雇主收入与雇员收入差距扩大；不同行业、部门间劳动者收入差别扩大；经营效益在不同的国有企业之间收入差别拉大等。从实际情况出发看，目前农村人均消费水平只相当城市八十年代的人均消费水平，整整落后地区15年。这种高低悬殊的差距是与工业化、现代化的要求是根本不协调的。另据2000年7月，国家统计局对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浙江、广东、云南等10个省市进行高收入群体调查，调查结果表明，高收入的全国平均值目前已高达6—7万元。到了2001年4月，一家报

纸公布了对家庭收入进行了一次调查分析，1％的家庭很富有，年收入超过12万元；5％的家庭比较富裕，年收入达到5—10万元；71％的家庭年收入不足5万元，但已达到小康水平。据我们了解，在北京、上海和一些沿海大城市，有些个人及其家庭收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例如，某一跳水运动员年收入高达700万元，而另外一些明星的收入也都在百万元以上。在中国，一个富有阶层的崛起引起国际广泛注视。法国《费加罗报》呼吁：“在中国历史上人们第一次看到出现了一个中产阶层。”应当看到，在我国13亿人民中，目前还有2000多万人口温饱问题还未解决，更多人口刚刚解决温饱，远未达到小康。在国际上，大都运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别。在正常情况下，基尼系数大多近于0.3。有人统计，目前中国基尼系数已接近0.4。还有的城市工商业不发达，工人到哪里就业？！2001年城市登记失业率是3.65％，失业人口690万，比2000年增加近100万。据不完全统计，城市中下岗职工和失业人数大体有1400万，相当于城市中经济活动人口的7％。农村的失业人口更为严重，据调查，在目前的土地资源和技术水平情况下，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约在2亿左右。经济收入的不公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社会贫富悬殊，社会信用恶化，甚至社会治安、风气问题,等等。

与此同时，农产品价格温和上涨将常态化。农民收入水平低下、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度上涨、农业资源紧缺、中国的农产品价格跟国际市场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都决定了未来农产品价格将会温和上涨。劳动力工资的提高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中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手段。怎样将中国经济转变到以消费扩张的轨道上来？怎样让老百姓消费更多的产品？只有挣更多的钱。所以，宏观调控需要适当提高通胀的容忍度，从而为价格改革预留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