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职业记者的媒介角色认知

新媒体环境下职业记者的媒介角色认知

作者：郭伟

来源：《今传媒》2015年第05期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职业记者和传统媒体所生存的媒介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的新闻生态日趋复杂，“公民记者”的涌现，职业新闻人的行为失范，引发了对当下职业记者角色认知的讨论和热议。 一、职业记者角色危机

新闻记者的职业理念在学术上被称为“新闻专业主义”，源自于美国，是一种职业规范以及评判标准，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控制模式” [1]，核心原则包括客观性理念、自由与责任的观念、服务公众的意识以及自律与他律的原则体系。伴随着新媒介的高速发展，在自媒体时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与进步调整了新闻从业人员的结构和职业定位，我们听到越来越多“去职业化”和“去专业化”的声音，职业记者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职业角色危机。

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的新型传播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给职业记者角色认知带来一系列的危机和困境，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1.技术手段消解把关特权

传统新闻背景下职业记者曾被冠为“无冕之王”，最彰显其职业权利的是作为“把关人”的信息把关。“把关人”的概念由传播学者卢因提出，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够进入传播的渠道。在传统新闻活动过程中，把关是一个多环节、有组织的过程，符合传统媒体单向传播性强的特点。在传统新闻活动中，新闻把关无处不在，职业记者作为信息把关人有对信息监督选择的特权。新媒介环境下“把关人”的功能发生了变化，首先源自于媒介技术发展的原因，数码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生产趋于简单化，只要手中有一部智能手机，传统的采访、撰稿、发布几乎可以一气呵成。同时技术的便捷使用也使得信息的大量复制瞬间成为可能，无论是文字、音频还是视频形式，轻松海量复制并得以快速传播。信息传递障碍曾经是“把关人”特权的最大保证，在目前，即便是较为复杂的非技术障碍诸如制度、经济等层面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技术障碍已被轻松突破，在技术上可以做到实时传递、轻松发布，网络的信息传递障碍远远低于传统大众媒介。互联网传播因为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信息发布的门槛，技术的可能使得职业记者作为“把关人”角色定位进一步泛化，把关权利进一步去中心化，传统的“把关人”特权优势受到严重冲击及消解[2]。

2.传受界限模糊职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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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媒体技术的支持下，在人人都可以拥有传播渠道的当下，在拥有了诸如数码相机、智能手机、移动终端等日臻完善的技术设备，这些操作简便、携带方便、灵活发布的工具给任何人自由出入信息传播领域提供了采制新闻的基本条件。普通民众可以即时的、快速的利用各种传播工具，以传者为中心的传统传播结构在新媒体的范畴下显然失效了，大家既可以是传播者也可以是受传者，传受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一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甚至瓦解了职业新闻人的专业身份。在传统的大众媒体中，传受的单向流动结构非常明显，传者和受者的地位也相对稳固，传者与受者之间存在清晰界限，居于传者地位的职业新闻人专业身份不容置疑。但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这种长期的传受单向流动的传播结构被打破了，受众可以自由利用网站、论坛、微博、微信等方式传递新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公民记者”、“全民记者”的称谓严重模糊了职业记者的专业身份。 3.公共参与沦陷新闻伦理

新媒体技术打破了传统媒体占据传播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局面，越来越多地公众参与到了信息传播的领域，非专业机构和非专业新闻人介入的新闻业似乎正在背离传统新闻人一直丰收的新闻伦理和职业操守。技术的发展保证了信息传递的便捷，但是也出现了公共参与的悖论——新闻伦理的沦陷。因为新媒体生态瓦解了传统的信息把关，且“公民记者”作为信息主体身份的非专业性显然缺乏客观、理性和自律意识，加之网络空间的匿名性，都带来了不可避免的虚假新闻泛滥、新闻视角主观、入侵个人领域，甚至网络暴力频发的现象。 二、职业记者身份确认

新媒介生态下，职业记者的职业身份日渐模糊，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职业身份确认的危机，到底我们还需不需要职业记者，“公民记者”是否可以完全取代职业新闻人的地位，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互联网提供了获取新闻信息的快捷通道，但也使不实消息和误导性消息的传播变得更加容易，普通的受众面对海量信息的时候并没有足够的判断能力来辨别真伪，记者这一职业在新媒介发展的当下还远远没有达到“去职业化”或“去专业化”的地步，相反我们更需要职业新闻人。新闻人的职业范围在新媒介环境下不是被弱化或消解，而是深化和加强，因为其职业优势以及存在的意义不存在于技术优势，而是来自于受众的信息需求。面对互联网海量信息如何进行选择，普通受众更需要专业建议和解释，以便帮助他们认清所处的复杂环境，选择切实有用的信息。新闻专业主义是职业记者在新媒介生态下生存与深化的保证，而职业新闻人可以从以下三点确认和深化自己的职业身份。

1.专业性的信息解释。在新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下，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要面对海量的信息，可事实上个人所能接受和消化的信息一定是相对有限的，我们急切需要有效信息的专业选择分类，这个工作显然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记者来有针对性的完成，将有效信息提供给广大的受众。记者不仅仅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角色，他们并不只是在新闻报道中简单地加入解释或分析，相反，这种新型新闻从业者必须核实消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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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靠性，并加以整理分类，使它能被人迅速有效地理解和接受，有效地减少受众在面对信息极度泛滥时出现的无力感。因为这种选择和解释的工作呈现出一种规模化的运作，这是普通的“公民记者”所无法完成的，大型的事件解读绝不是像发条微博、转个朋友圈那么简单，它需要专业知识的解读、专业记者团队的调查、专业理念的影响才足以支撑，规模化的新闻运作依然离不开专业记者。

2.主持公共议题讨论。公共性是新闻职业的首要原则，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所在，这也是“公民记者”与职业记者之间的区别所在[3]。不能否认“公民记者”虽然也会关心社会公共事务，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个体受制于现实因素，他们当中能够始终坚持公共利益、坚守公共话语的少之又少。如果不再需要记者职业的存在，用“公民记者”的概念取代职业记者，可以想象，真正公民的公共话语权必然容易受到侵害，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却很难找到一个共鸣。“公民记者”很难跳脱个人的利益，多将自己的视线局限于发生在身边的事件或那些突发性的重大事件，很难最大化的保持客观独立性，难以对事件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作过多的考量，更没有一个相对完善的机制来有效约束。虽然我们并不能否定“公民记者”对社会的贡献，以及他们所提供的重大新闻线索，但显而易见，记者作为一种职业必不可少，职业者们应当有效地弥补“公民新闻”的这一显而易见的缺陷，继续坚持公共性的职业要求，有效主持公共议题的讨论。

3.坚守职业道德准则。在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新闻行业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职业道德准则来约束职业记者的职业行为，传统职业记者一般具有注重保护新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职业道德意识。普通公民在新媒体环境中，由于传播的自由度较高且问责机制的规范度较低，以致于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容易出现大量的假新闻，这也是网络新闻最大的问题所在。“公民记者”群体没有记者职业的道德操守来约束行为，在信息传播中呈现明显的随意性和片面性，有些公民的新闻报道动机并不单纯。大多数网民对于网络上流传的信息持有一种本能的怀疑，原因就在于网络虚假信息实在是太过于泛滥。对“新闻事实”的过度挖掘而出现无法保障当事人的个人隐私，“人肉搜索”事件层出不穷，这都是“公民记者”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缺乏职业记者的道德操守约束而导致的。这种环境下，记者职业的深化就要求其秉持职业道德操守，提供真实的、客观的报道，不能被网络的舆论所左右，而需要清醒的舆论引导。因此，在新媒介环境下，职业记者仍不可或缺，更需要记者职业的深化和重构，新闻专业主义在新媒介环境下不是终结，相反是更有力的维护。 三、职业记者理念重塑

构建一个良好的新媒体生态环境，重塑职业记者理念，重构新闻专业主义，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处于媒介核心地位的传媒人，记者应明确媒介性质，清楚了解作为传播者的角色定位具有现实重要意义，应不断提高职业记者的综合素养。在信息高度泛滥的新媒介环境中，进一步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是职业记者能坚持真实报道的理念、坚持人性化报道的要求、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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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融入新媒体的技术环境。新媒体高速发展，职业记者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和发展，要正视公民新闻的蓬勃发展，合理运用新媒体技术，发现“公民记者”提供的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并加以正确利用，信息的选择分类、深度解读和专业性的规模化制作，将成为新媒体环境下职业新闻记者的最基本技能。

3.坚持报道的公共性取向。如何才能有效防止新闻自由的滥用？记者作为一份社会职业，必须符合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基本要求，这恰恰是“公民记者”所不具备的，职业记者必须承担起这份社会责任，注重保护言论自由，同时注意预防和禁止非法言论和网络谣言。自媒体时代，新闻更是“易碎品”，职业记者应该本着对现实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公共利益负责的态度，新闻报道要真正禁得起历史考验，真正为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