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_推拿_王彬彬

论《推拿》

王彬彬

内容提要：毕飞宇自《青衣》开始，明确转身，从此注重讲故事和写人物，也找到了自己的语言。没有《青衣》的转向，就没有《推拿》的成功。《推拿》的关键词是“尊严”，这也是毕飞宇全部创作中的关键词之一。《推拿》通过对一群盲人形象的塑造，反思了主流社会长期以来对残疾人的态度，反思了“慈善”背后的冷酷与自私，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表达了对人类尊严的思考。《推拿》让我们看到，歧视和伤害，有时恰恰是以慈善和关爱的面目出现的。关键词： 毕飞宇 残疾人 尊严 歧视 慈善

一

毕飞宇迄今为止的小说创作，大体上能够以2000年的中篇小说《青衣》为界，分为两个时期。

1991年，毕飞宇发表了中篇小说《孤岛》，这可算是他的小说处女作。此后十年间，有许多短篇小说问世，有不少中篇小说问世，也创作了《上海往事》《那个夏季，那个秋天》两部长篇小说。199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应该说是这期间最有影响的作品。不过，我一直认为，199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是这期间最值得重视的作品，其重要性或许远在《哺乳期的女人》之上。1996年1月，毕飞宇出版了他的第二部中短篇小说集《祖宗》，集中的第一篇就是《雨天的棉花糖》。我在为《祖宗》所作的跋语中，对

・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

《雨天的棉花糖》有较多的分析，并且说：“《雨天的棉花糖》，在毕飞宇小说中，是最富有真情实感者之一，因此，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这篇跋文写于1995年秋，眨眼间一十七载过去，我的看法并没有改变。

毕飞宇这一茬小说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登上文坛时，被称作“晚生代”。所谓“晚生代”，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相对于80年代后期崛起的所谓“先锋派”，他们是晚生的一代；另一种意思，则指他们是仿效、追随“先锋派”的一代。对这一茬小说家做这样的概括，是基本准确的。对“先锋派”的尾随，的确是这一茬作家共同的姿态。不过，差别仍然存在。就个体与个体来说，有的尾随得高明些，有的则十分拙劣。就每一个体自身来说，有时尾随得较高明，有时尾随得较拙劣。一时间忘了尾随“先锋派”而“走自己的路”的情形，也是有的。作为“晚生代”之一员的毕飞宇，也是“先锋派”的尾随者。毕飞宇应该算是尾随得较为得体的，而《雨天的棉花糖》，则不妨视作是忘了尾随“先锋派”的结果。“先锋派”的小说，不重视讲故事，不屑于塑造人物。《雨天的棉花糖》则有着较强的故事性，更塑造了红豆这一颇为独特的人物形象。我之所以说《雨天的棉花糖》富有“真情实感”，我之所以特别喜欢这部中篇小说，很大程度上就因为它偏离了“先锋派”的写作套路。

被装进“晚生代”这个筐子的人，可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这其中的大多数人，在对“先锋派”尾随了五六年之后，便销声匿迹了。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尾随“先锋派”而成了“正果”的。这并不奇怪。当“晚生代”开始尾随“先锋派”时，“先锋派”自己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其中一些人已经在改弦更张了，而不肯改弦更张者，则很快偃旗息鼓。“晚生代”中，那些对“先锋派”的无路可走始终视而不见，一直跟进死胡同的人，终于葬身胡同底。而毕飞宇则跟着跟着抬眼看见了前面的死胡同，于是抽身而去，另觅他径。《青衣》的创作，意味着对“先锋派”的挥手告别，也意味着终于走上了一条“正路”。

告别“先锋派”而另觅他径，在语言、故事、人物三方面同时表现出来。毕飞宇这一茬小说家，在以“晚生代”的身份尾随“先锋派”时，语言、情感、思想，其实都不是自己的，名曰“先锋”，号称“私人化”，其实有着很强的群体共性。叙述语言十分规整，句子通常都很长且每一句长度相当，有几分典雅但却不够清新、活泼、灵动，常常让人感到一种翻译腔，这是毕飞宇尾随“先锋派”时期的语言面貌。2000年的《青衣》，首先在叙述语言上一改故辙。《青衣》的语言，开始变得长短参差；开始细腻中有豪野，雅致中有泼辣；有时有点儿粗鄙，但粗鄙中有准确。《青衣》的语言，开始表现出一种“狠劲”，在“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狠”中，让人感到审美意义上的“过瘾”、“解渴”。

・2・

论《推拿》

《青衣》有了跌宕的情节和饱满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以带“狠”劲的语言，以跌宕的情节和饱满的故事，塑造了筱燕秋这个人物形象。2001年的《玉米》《玉秀》，延续着《青衣》的风格。2002年的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与《雨天的棉花糖》一样，是一部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作品。《地球上的王家庄》有行云流水态，无刀砍斧斫痕，妙趣横生而意味深长。后来，就有了长篇小说《平原》。后来，又有了我们下面要谈论的长篇小说《推拿》。

二

没有《青衣》的转向，就没有《推拿》的成功。

我早就寻思过的一种现象是：有些作家，中短篇小说语言很精彩，而长篇小说语言则往往流于平庸。中短篇语言很好，说明这个作家能够把语言写好；长篇小说语言平庸，说明这个作家在写长篇时语言意识没有写中短篇时那样强烈。要把语言写好，必须一字一句都十分用心，必须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精神。写短篇时要保持这种语言意识，能够做到；写中篇时要如此注重语言，也不太难。长篇小说的创作，那是一段漫长的旅程，有太多的困难要面对，有太多的问题要解决，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到始终字斟句酌，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写着写着，语言意识淡化了，那种一般化的表达，那种程式化的遣词造句，就自然而然地流了出来。中短篇小说的语言比长篇小说好，这种现象在毕飞宇那里也同样存在。比起《青衣》《玉米》《玉秀》《地球上的王家庄》等中短篇小说，《推拿》的叙述语言要略为逊色些，但仍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准，精彩传神之处时有所见。例如，第三章中，这样写张一光：“和其他的推拿师比较起来，张一光没有‘出生’，人又粗，哪里能吃推拿这碗饭？可张一光有张一光的杀手锏，力量出奇的大，还不惜力气，客人一上手就‘呼哧呼哧’地用蛮，几乎能从客人身上采出煤来。有一路的客人特别地喜欢他。”张一光原是煤矿工人，三十五岁时一次瓦斯爆炸使他双目失明。作为盲人和作为推拿师，他都是“半路出家”。做推拿，他手艺不行但有力气，用“几乎能从客人身上采出煤来”形容他的用力，巧妙地把他眼前的工作与过去职业联系起来，让人想到他是以采煤的方式在做推拿。毕飞宇没有具体地描绘张一光如何用力，但一句“几乎能从客人身上采出煤来”却胜过任何一种详细的描绘。好的语言，就是这样具有以一当十的表现力。

也是在第三章，这样写小马与“嫂子”小孔肌肤接触后的心理状态：“不知不觉的，小马已经从一个可有可无的局外人演变成事态的主角了。还没有来得及辨析个中的滋味，小马彻底地乱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动起手脚来的。他的胳膊突然碰到了一样东西，是两砣。肉乎乎的。绵软，却坚韧有力，有一种说不

・3・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

上来的固执。小马顿时就回到了九岁。这个感觉惊奇了。稍纵即逝。有一种幼稚的、蓬勃的力量。小马僵住了，再不敢动。他的胳膊僵死在九岁的那一年。他死去的母亲。生日蛋糕。鲜红鲜红蜡烛所做成的‘9’。光芒四射。咚的一声。车子翻了。头发的气味铺天盖地。乳房。该有的都有。嫂子。蠢蠢欲动。窒息。”二十来岁的小马，在九岁那年的一场车祸中双目失明。经历过巨大的精神痛苦后，小马变得沉默寡言。盲人们由于不能用目光和表情交流，在一起说笑嬉闹时，就只能动手动脚，只能运用肢体语言。小孔已是王大夫的未婚妻，所以被其他盲人戏称为“嫂子”。在与小马嬉闹时，“嫂子”年轻女性的气息已经让小马眩晕，而无意间接触到“嫂子”的乳房，则让小马如受电击。这是小马生理的觉醒。生理的觉醒伴随着电闪雷鸣。电闪雷鸣中，小马无端地想到了九岁那年，想到了生日的蛋糕和蜡烛，想到死去的母亲……生理的觉醒竟引发这样的心理活动，奇妙而真实。毕飞宇没有以完整的句子表现这种心理活动，而是罗列一些名词、词组、短语，这是很妥当的表达方式。小马的心理活动本来就是不连贯的，本来就是破碎的，本来就是跳跃着的。不以这种语言方式不足以表达小马心理活动的方式。

第十六章，写王大夫怀揣两万五千元回家替弟弟还赌债。王大夫因为一出生便是盲人，父母又生下了弟弟。但弟弟是游手好闲的游荡儿，欠下赌债无力偿还，债主找上门来。王大夫只好凑钱替弟弟消灾。怀揣两万五千元的王大夫，本来是打算把钱交给讨债者的，但进门后却改变了主意。他把钱藏进厨房里的冰箱，然后以自残的方式赶走了讨债者。讨债者走后，王大夫也去医院处理伤口。王大夫从医院回到家时，发现弟弟在家：“进了门，弟弟却在家，他居然又回来了。他正躺在沙发上啃苹果。苹果很好，很脆，有很多的汁，听得出来的。王大夫突然就是一阵心慌，弟弟不会开过冰箱了吧？王大夫直接走进了厨房，小心翼翼地拉开了冰箱的箱门。还好，钱都在。王大夫把两万五千块钱塞进了裤腰带的内侧，系上了。钱贴在王大夫的小肚子上。一阵阵钻心的冷。钱真凉啊。”王大夫能从弟弟的咀嚼声中听出苹果很脆、有很多汁，这是对盲人听觉的精细捕捉。王大夫以自己的听觉对弟弟的味觉做出了判断，这似乎让“通感”这个概念有了新的含义。而“钱真凉啊”，说是神来之笔也不为过。在冰箱里放了许久的钱，贴在身上当然有“钻心的冷”，这是准确的写实。但这里的“凉”让我们击节，更因为其暗示性，因为其言外之意。因为这两万五千块钱，三个讨债者赖在家里不走。为了留住这两万五千块钱，王大夫只能用血还债，他在自己胸脯上划了两刀，在医院里缝了一百一十六针。王大夫把钱藏进冰箱，主要是防弟弟。如果这钱落入弟弟之手，那很可能立即变成牌桌上的赌资。钱让手足之间的关系变得冷

・4・

论《推拿》

冰冰。王大夫流了许多血留住了这笔钱。代替钱的血是热的，而钱却是凉的。

三

如果要从《推拿》中归纳出几个关键词，那排在第一的，应该是“尊严”。《推拿》是一部关于“尊严”的小说。毕飞宇以小说的方式，表达着盲人的自强、自爱、自重、自尊。由盲人的尊严，我们自然想到所有残疾人的尊严。残疾人是人类的一部分。残疾人的尊严，是人类尊严的一种表现。这样又可以说，毕飞宇是以小说的方式，表达着对于人类尊严的思考。其实，这样一种情思，是毕飞宇小说中一贯存在的东西。可以说，多年来，毕飞宇以各种各样的人物和各种各样的故事，表达着对“尊严”的困惑，当然也表达着对“尊严”的见解。早期的《雨天的棉花糖》，就有着这方面的意旨。红豆因从战场上活着回来而变得十分自卑，自卑又演变为自我憎恶。而自卑与自憎，不过是自尊的极端表现。在《青衣》中的筱燕秋身上，在《玉米》中的玉米身上，在《玉秀》中的玉秀身上，在《玉秧》中的玉秧身上，在《平原》中的吴蔓玲身上，尊严都以复杂的方式隐现着、存亡着、突起着和泯灭着。隐与现、存与亡、突起与泯灭，有时又是难解难分的：为了维护彼时彼地的尊严，此时此地就须放弃尊严；为了彼时彼地的风光荣耀，此时此地就须忍辱含羞。

当然不是说“尊严”就是毕飞宇小说的全部主题，而是说，这是其一贯思考的问题之一。还可以从《推拿》中归纳出其他一些关键词。比如“自食其力”，比如“关爱”、“爱心”，比如“正常人”、“健全人”，都可以视作《推拿》的关键词，对这些词语表达的意义，小说都表达了质疑。但是，这些“关键词”，也都与“尊严”相关联。

在谈论《推拿》的“主题思想”之前，我应该先谈谈《推拿》的人物塑造。前面说过，从《青衣》开始，毕飞宇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或者说，从《青衣》开始，毕飞宇有意识地倾力塑造人物并把人物塑造得很好。《青衣》中的筱燕秋、《玉米》中的玉米、《玉秀》中的玉秀、《平原》中的吴蔓玲等，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写《推拿》，毕飞宇塑造人物的意识似乎分外明确。《推拿》共有二十一章，每章都以人物命名：第一章“王大夫”；第二章“沙复明”；第三章“小马”；第四章“都红”；第五章“小孔”；第六章“金嫣和泰来”；第七章“沙复明”；第八章“小马”；第九章“金嫣”；第十章“王大夫”；第十一章“金嫣”；第十二章“高唯”；第十三章“张宗琪”；第十四章“张一光”；第十五章“金嫣、小孔和泰来”；第十六章“王大夫”；第十七章“沙复明和张宗琪”；第十八章“小马”；第十九章“都红”；第二十章“沙复明、王大夫和

・5・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

小孔”；第二十一章“王大夫”。这样给每章贴上一个人物标签，把作者的意图和技巧都暴露了。更聪明的做法，是隐去这些标签。毕飞宇之所以选择了这种不聪明的做法，大概正因为塑造人物的意识太强烈了。这些作为每章标题出现的人物，除高唯是推拿中心的前台因而是“正常人”、“健全人”，其他都是盲人。《推拿》塑造了一组盲人群像。这些盲人，有着共同的性格特征，更有着各自的个性。同为男性打工者，王大夫、泰来、小马、张一光，精神面貌各异；同为女性打工者，都红、金嫣、小孔，还有那个没有在标题中出现的季婷婷，言谈举止不同。同为推拿中心的老板，沙复明与张宗琪，性格形成强烈对照。《推拿》首先以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吸引人。

同是盲人，盲的性质不同，盲的原因不同，盲的程度不同，成长过程中的遭遇不同，这些都影响着他们成人后的性情。然而，虽然情形各各有异，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精神向度，即都具有强烈的尊严意识，都渴望有一份“人”的尊严。毕飞宇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着不同的人物，但是，所有盲人的性格表现，又都围绕同一个轴心，即对尊严的捍卫。王大夫无疑是小说特别着力塑造的人物。他有两次行为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两次都与钱有关。当王大夫还在深圳做推拿时，弟弟结婚了。弟弟不希望“一个瞎子”坐在他的婚礼上，所以没有及时通知他，但弟弟却又想得到他的红包，所以还是在“适当”的时候通知了他。弟弟的行为严重地伤害了王大夫的自尊。骨肉同胞的歧视，使得王大夫“像病了一样，筋骨被什么抽走了”。王大夫必须捍卫自己的尊严：“王大夫一个人来到银行，一个人来到邮局，给小弟电汇了两万元人民币。王大夫本来打算汇过去五千块的，因为太伤心，因为自尊心太受伤，王大夫愤怒了，抽自己嘴巴的心都有。一咬牙，翻了两番。”倘若是一个“正常人”、“健全人”，受了伤害，还可以以其他方式予以反击。而一个盲人，一个残疾人，只能以钱来“报复”伤害者，幸好王大夫还有用来“报复”的钱。王大夫看重钱，实在因为钱有时是捍卫尊严的唯一武器；王大夫拼命挣钱，实在是在挣一份尊严。王大夫是这样，其他盲人也是这样。另一次与钱有关的行为，是以自己的血替弟弟还赌债。在这个情节中，值得注意的不是王大夫以自残的方式留住那两万五千块钱，而是王大夫成功地留住钱之后的自卑、自责、自憎。王大夫要求自己当一个不苟活的人，当一个“体面”的人，当一个有尊严的人。而他觉得，自残行为，严重地丧失体面。对于王大夫来说，这不只是肉体上的自残，更是精神上的自残。有时候，需要以钱作代价捍卫尊严，有时候不得不以尊严作代价捍卫钱。金钱与尊严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不过，对于读者来说，王大夫自残之后，又以他的自卑、自责、自憎，赎回了他的尊严。

・6・

论《推拿》

也有例外。《推拿》塑造的盲人群像中，张一光就是一个另类。张一光三十五岁以前是一个“正常人”、“健全人”，有妻子有孩子。三十五岁时的失明，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痛苦，相反，倒是让他感到巨大的自由和解放。既然成了残疾人，作为妻子的丈夫、父母的孩子、孩子的父亲所应尽的义务、所必须承担的责任，都可以卸下、抛开了。从此无牵无挂的张一光来到南京打工，把挣的钱都花在了洗头房的“小姐”身上。用王大夫的话说，张一光“还不配做一个瞎子”。

四

《推拿》让我们想到，在所谓“主流社会”与残疾人之间，或许一直有着观念和情感上的圆凿方枘。主流社会的“正常人”、“健全人”，总觉得把残疾人当残疾人，才是对残疾人的尊重。而残疾人，或许毕生的奋斗就是让他人忘记他们是“残疾人”，就是为了让社会不把他们当做“残疾人”看待。作为所谓的“正常人”、“健全人”，对残疾人真正意义上的尊重，或许是把残疾人视作是与自己完全一样的人，而如果时时处处都把残疾人当做一个特殊的群体，就等于总在强调他们的“低人一等”，就让他们的自卑一刻也不能隐退。

残疾人，至少《推拿》中的那些盲人，他们之所以对主流社会总把他们当做“残疾人”看待心怀不满，自有他们的理由。主流社会在谈到残疾人时，使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自食其力”。在主流社会看来，不能自食其力，是残疾人这个群体最本质的特征，而如果一个残疾人能够“自食其力”，能够“自己养活自己”，那就是最大的成功，那就令主流社会感动、欣喜、赞叹。认为残疾人最大的问题是能否自食其力，这种理念产生的前提，是所谓“正常人”、“健全人”都能够“自食其力”，是“自食其力”对于“正常人”、“健全人”不成其为“问题”。而大量的事实证明，这样的前提并不成立。《推拿》就塑造了一个“正常人”、“健全人”依附于“残疾人”的“小社会”。小说中的“沙宗琪推拿中心”，老板是两个盲人，在一线从事推拿工作、为“中心”创造财富的，全都是盲人。是盲人创办了这个“中心”，是盲人在支撑着这个“中心”。“中心”也有几个“正常人”、“健全人”，前台高唯、杜莉和负责做饭的金大姐就是“正常”和“健全”的。然而，在“推拿中心”这个小小的“社会”里，这三个人是配角，她们拿的工资是一群“残疾人”挣来的钱。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群盲人在“养活”这三个“正常人”、“健全人”。这三个“正常人”、“健全人”虽然“依附”着一群残疾人，但毕竟还算在“自食其力”。至于并不能“自食其力”的“正常人”、“健全人”，那可真是恒河沙数。小说中王大夫的弟

・7・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

弟、弟媳，头脑“正常”、四肢“健全”，然而，却好逸恶劳，完全不能自食其力。当主流社会把能否自食其力视作残疾人的最大问题时，其实还有着这样的前提，即残疾人意味着社会的负担，意味着“正常人”、“健全人”的包袱。但在王大夫的家庭里，却是“正常”、“健全”的弟弟成为盲人哥哥的负担、包袱。能否自食其力，决不仅仅只是残疾人的问题，成为社会负担、包袱的，决不仅仅只是残疾人，这使得《推拿》中的盲人有理由对主流社会总是用“自食其力”这个词谈论残疾人产生强烈的愤慨。如果把能否“自食其力”作为判断一个人“正常”与否、“健全”与否的标准，那《推拿》中的这群盲人，比许多“正常”和“健全”的人更正常和更健全。

《推拿》中的王大夫，为自己有一天也能当上老板而奋斗着。《推拿》中的沙复明，当上了半个老板，为这半个老板，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仅仅是王大夫、沙复明、张宗琪这几个人以当老板为人生最大理想，以当老板为人生最大成功，推拿中心的盲人“没有不想当老板的”。所谓的“正常人”、“健全人”也有渴望当老板者。但同是对当老板的追求，这些残疾人的追求与所谓“正常”和“健全”者却又有着内在的不同。“正常”和“健全”者，当老板或许是为了物质上的享受，是为了香车宝马、锦衣玉食，而这样的追求，对于《推拿》中的盲人来说是不切实际的。他们就是有再多的钱，也无法用身体上的器官来尽情享受这钱。这些盲人，他们渴望当老板，最强烈的动机，是为了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是为了证明自己虽然是盲人但同样能“养活别人”，甚至能“养活”那些“正常”和“健全”的人。主流社会对残疾人的最高期待和要求，是“自食其力”，而这些盲人以当老板的方式嘲笑着、反抗着这种期待和要求。已当上半个老板的沙复明，一开始就对“自食其力”这个词十分反感：“从打工的第一天起，沙复明就不是冲着‘自食其力’而去的，他在为原始积累而努力。‘自食其力’，这是一个多么荒谬、多么傲慢、多么自以为是的说法。可健全人就是对残疾人这么说的。在残疾人的这一头，他们对健全人还有一个称呼，‘正常人’。正常人其实是不正常的，无论是当了教师还是做了官员，他们永远都会对残疾人说，你们要‘自食其力’。自我感觉好极了。就好像只有残疾人才需要‘自食其力’，而他们则不需要，他们都有现成的，只等着他们去动筷子；就好像残疾人只要‘自食其力’就行了，都没饿死，都没冻死，很了不起了。去你妈的‘自食其力’。健全人永远也不知道盲人的心脏会具有怎样剽悍的马力。”

人对人的歧视，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歧视无处不在。歧视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表现着。歧视往往是人们习焉不察的。当所谓主流社会过分强调残疾人的

・8・

论《推拿》

“自食其力”问题时，当所谓“正常人”、“健全人”把“自食其力”作为残疾人的最高人生目标强加给残疾人时，仍表现了骨子里对残疾人的歧视。相对于所谓“正常人”、“健全人”，残疾人是少数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社会对残疾人的歧视，是多数人对少数人、一般人对特殊人的歧视。然而，人的社会身份也是多种多样的。此时此地，是多数人、一般人，而彼时彼地，则属于少数人、特殊人。此时此地，你或有意或无意地扮演着歧视者的角色，而彼时彼地，你则无奈地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就以《推拿》中的“沙宗琪盲人推拿中心”为例吧。在“推拿中心”这个小小的社会里，盲人是多数人，是一般人，盲人构成推拿中心的“主流社会”，而高唯、杜莉、金大姐这三个“正常”和“健全”的人，则是少数人，是特殊人，是边缘角色。小说固然没有表现这几个“正常”和“健全”的人在推拿中心被盲人歧视，但她们无疑处于一种可能被歧视的地位。所以，“歧视”，也是《推拿》的关键词。

五

人对人的歧视，有时以“关爱”的形式表现出来。人对人的所谓“爱心”，有时有着一个冷酷的内核。

《推拿》中的都红，是我最喜欢的人物。她以最纯洁的方式，捍卫着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小说写了都红的两次逃离，两次都是从他人的“关爱”、“爱心”那里逃离。第一次的“关爱”、“爱心”来自所谓“正常人”、“健全人”，第二次的“关爱”、“爱心”来自推拿中心的盲人同事。

都红在盲校求学时，对音乐表现出超常的敏感，这让老师欣喜若狂。都红的志趣是唱歌。对音乐敏感而选择唱歌，可谓合情合理。然而，老师却一定要都红学习弹钢琴：“都红，你不懂事啊，不懂事！你一不聋，二不哑巴，能唱出什么来？什么是特殊教育，啊？你懂么？说了你也不懂。特殊教育一定是给自己找麻烦，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情。比方说，聋哑人唱歌，比方说，肢体残疾的人跳舞，比方说，有智力障碍的人搞发明，这才能体现出学校与教育的神奇。一句话，一个残疾人，只有通过千辛万苦，上刀山、下火海，做——并做好——他不方便、不能做的事情，才具备直指人心、感动时代、震撼社会的力量。你一个盲人，唱歌有什么稀奇？嘴巴一张就来了嘛。可弹钢琴难哪。盲人最困难的是弹、钢、琴——你懂不懂？你多好的条件啊？怎么就不知道珍惜？你这是懒！——把你的家长喊过来！”对残疾人进行“特殊教育”，当然是必要的。但特殊教育应该是因材施教、因势利导。但今天的所谓“特殊教育”，却往往是存心给残疾人找麻烦。让聋哑人唱歌，让肢体不健全的人跳舞，这与对海豚、猩猩、狗等动物的训

・9・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

练，如出一辙。人类训练这些动物，使之做出与人类相同或相似的动作、发出与人类相同或相似的声音，目的是博得人类的喝彩。而以“特殊教育”之名让聋哑人唱歌、让肢体不健全者跳舞，目的则是博得“正常人”、“健全人”的喝彩。当“特殊教育”变成“动物训练”时，就构成对残疾人严重的歧视，就是对残疾人极端的人格侮辱。在《推拿》中，我们看到了对“特殊教育”之现状的批判。

都红服从了老师的旨意，接受了“弹、钢、琴”的训练。对音乐的敏感使得“都红的进步可以用神速去形容”，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达到了八级。看来，老师的说法没错。一个天生全盲的人，能把钢琴弹到八级，足以引起“健全人”的喝彩，都红也完全可以以弹钢琴的方式“自食其力”。然而，初中二年级时的一场表演，却让都红毅然告别了钢琴。在一次向残疾人“献爱心”的大型慈善晚会上，都红作为特邀演员，演奏巴赫的三部创意曲。本来，都红对巴赫的二部创意曲更有把握，但老师却坚持要她演奏难度更大的三部创意曲。这是都红首次正式面对公众表演，弹奏的又是自己并不娴熟的作品，精神的紧张使得手指不听使唤。弹得一塌糊涂，“节奏都乱了”，都红差点哭出来，羞愧万分，懊丧万分。都红等着观众的喝倒彩，或者以沉默表示失望，然而，琴声一息，“掌声却响了起来，特别的热烈，是那种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掌声过后，是女主持人对都红演奏的赞美。女主持人用尽一切美好言词来称颂都红的演奏。如果观众报以冷漠，如果女主持人在评价都红的演奏时有些分寸，都红当然会有痛苦，但也会产生在钢琴艺术上加倍努力的决心，因为观众的“冷漠”和主持人的“分寸”，都显示了对都红作为一个“人”的尊重，同时也是对作为一个“人”的都红的鞭策。而观众热烈的掌声和主持人热情的赞颂，却让都红的心变得“苍凉”。这掌声，这称颂，或许显示了“健全人”、“正常人”对残疾人的“宽容”，但都红却从这“宽容”中感觉到了尖锐的歧视。《推拿》让我们意识到，歧视，有时是以“宽容”的面目出现的。原来，“健全人”、“正常人”，并不在乎都红的演奏水平如何。一个盲人，能把钢琴拨弄出声响，就很了不起了——“健全人”、“正常人”对残疾人的这种心态，让都红意识到，他们其实是以观赏动物表演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演奏的。当海豚、猩猩等动物表演着对人的模仿时，人们并不要求那动作、那声音，与人十分相似，只要稍稍相似就行了，只要有那么点“意思”就很神奇了。“健全人”、“正常人”的“宽容”，让都红的心变凉，还因为这种“宽容”让都红的才华和努力，都失去了意义。都红本来在音乐艺术上有着超常的天分的，都红本来也愿意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钢琴手的。然而，因为是盲人，弹得好弹得坏，都一样博得热烈的掌声和热情的赞颂。既然弹得好弹得坏，结果都一样，那是否有才华与是否努力，都无关紧要。

・10・

论《推拿》

在主流社会对残疾人的这种“宽容”中，都红作为一个“人”的才华和努力，被不知不觉地抹杀了，被悄无声息地勾销了，这当然让都红心凉如冰。

不仅仅是掌声和赞颂。演奏结束后，女主持人把都红拉到舞台最前沿，向都红提出一大堆问题，都红这才明白，原来这是电视直播，她是面对全国的观众。“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现在高兴么？”“为什么高兴？”“你现在最想说的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令人难堪，令人难以回答，而“大声一点好么？”“再大声一点好么？”的“请求”，则足以让都红感到侮辱。都红被展示着。这样的展示，在强烈地提醒着都红：你是一个盲人，你是一个残疾人，因而，你不是正常意义上的“人”，你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你是人类中的非人。

在让都红回答完一大堆问题后，主持人独自讲起了都红的故事。讲这样的故事，唯一的目的是煽情。主持人用哽咽的声音，说“可怜的都红”一出生便“什么都看不见”；说“可怜的都红”如何“鼓起了生活的勇气”。而都红最恨别人说她“可怜”，最恨别人说她“什么都看不见”。都红的脸“拉下来了”。但都红拉长的脸，无法阻止主持人的煽情。在这样的时候，主持人已经陶醉于自己的煽情。在这样的时候，“健全人”、“正常人”是根本不考虑残疾人的感受的，是根本不顾及残疾人的自尊的。最后，主持人强调了都红来这里演奏的原因，那就是“为了报答全社会——每一个爷爷奶奶、每一个叔叔阿姨、每一个哥哥姐姐、每一个弟弟妹妹——对她的关爱”。这也是主流社会在谈及残疾人时惯用的话语。这样的话语，不容置疑地将残疾人设定为负债者，似乎残疾人的活着，就必定是每一个“健全人”、“正常人”的恩惠。主持人的表演，令都红愤怒。表演结束，主持人搀扶着都红下台。都红能够独自走下台。都红不需要搀扶。都红想摆脱搀扶。然而，主持人又怎会放弃这样一个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演对残疾人“关爱”的机会。主持人固执地搀扶着都红走下了舞台。

六

这台慈善晚会，让都红从主流社会的“慈善”中看到了自私和虚伪。所谓“健全人”、“正常人”，他们“慈善”的目的，有时仅仅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慈善”。为了显示自己的“慈”与“善”，他们需要有贫困者、受难者、残疾者。他们用不大的代价，就能换取显示自己心灵慈悲、道德高尚的机会。他们以自己的“慈善”感动社会，他们更以自己的“慈善”感动自己。他们的所谓“慈善行为”，有时仅仅是一种“精神体操”。他们以损害贫困者、受难者、残疾者尊严、人格的方式，让自己得到精神享受。明白了这一点的都红，毅然放弃

・1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

音乐事业，从主流社会的“慈善”逃离，从“健全人”、“正常人”的“关爱”逃离。当然不能认为《推拿》是在整体地否定社会的“慈善事业”。《推拿》只是在反思“慈善事业”中的那些不合理的方面；《推拿》只是在强调，“慈善事业”应以尊重贫困者、受难者、残疾者的人格为前提。

女主持人固执地搀扶着都红走下舞台，这个细节十分耐人寻味。这是一种“慈善表演”。而“慈善表演”，是一种普遍的人性表现。这或许可视作是人性的弱点。“健全人”、“正常人”在对残疾的“关爱”中，有“慈善表演”的成份。而这种人性的弱点在残疾人身上同样存在。为了逃离“健全人”、“正常人”的“慈善表演”，都红放弃了音乐事业来到推拿中心，用弹钢琴的手为客人捏脚。而在推拿中心，都红又遭遇了盲人同事的“慈善表演”，于是，都红再一次逃离。

都红右手的拇指被休息区的房门砸断。这对一个推拿师来说当然是严重的灾难。都红的不幸令推拿中心的盲人同事无限同情。金嫣发起了“募捐运动”。金嫣说，“可怜的都红”都“这样”了，她“还能干什么？”“她什么也干不了了”；金嫣说，“我们不能再冷漠下去了”；金嫣说，所有的人都应该为都红“做点什么”……说着说着，金嫣流泪了。金嫣的言行，与慈善晚会上女主持人的表现，如出一辙。金嫣的流泪，与其说是因为都红的不幸，毋宁说是被自己的“慈善”所感动。都红通过手机听到了募捐现场的一切。都红又一次感到自己的尊严被以“关爱”的名义践踏着。那扇门不仅砸断了她的手指，也砸断了她的尊严。都红出院了。金嫣代表大家把“善款”交给都红。金嫣说：“都红，这是大伙儿的一点心意。你知道，一点心意。”而“金嫣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已经动情了。她的声音在抖”。在都红还未被金嫣们的“爱心”感动之前，金嫣已经为自己的“爱心”感动了。在把钱交出的同时，“金嫣在等。小孔也在等。所有的人都在等。她们在等待最为激动人心的那一刻。她们不需要都红感激。她们不需要。但是，这究竟是一个温暖而又动人的场景，少不了激情与拥抱，少不了滚烫的、四处纷飞的泪。小说里是这样，电影里是这样，电视上也是这样，现实生活就不可能不是这样”。金嫣们在捐出钱的那一刻，就在期待着这样的场景，就像期待一个节日。她们需要在涕泪交流中，在热情拥抱中，在喃喃自语中，感受自己的“慈善”，确认自己的“高尚”，验证相互间的情谊。然而，都红只是平静地、非常有礼貌地表示了谢意。都红没有涕泪滂沱，都红没有与她们一一拥抱。这大出她们的意料。她们愕然了。她们失望了。“这一来休息室里的平淡就不叫平淡，都有些手足无措了。”小说中这一细节也是十分精彩的。《推拿》不只是题材上有独特性，更以这种独特的题材表达了独特的思想。期待中的场景没有出

・12・

论《推拿》

现。蓄势待发的眼泪没有流出的机会。酝酿好的情绪没有得到宣泄。这让金嫣们感到了无趣。

都红留下了金嫣们的捐款，毅然离开了推拿中心。都红是从一种“关爱”中逃离，更是从一种伤害中逃离。有时候，伤害是以“关爱”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都红从音乐逃离，宁愿以弹钢琴的双手为人捏脚，就因为在那场晚会上，都红感到“健全人”、“正常人”以“慈善”的名义，尽情地、残酷地践踏着她的尊严。那时候，她把这种践踏视作是“健全人”、“正常人”对残疾人特有的伤害。现在，她从残疾人那里，从推拿中心的盲人同伴那里，感受到了同样的践踏，感觉到了同样的伤害，她没有了愤怒，只有更多的悲哀。人们需要以“慈善”的名义确证自己，人们需要在“慈善”中被自己所感动。“健全人”、“正常人”如此，残疾人也如此。《推拿》表现的，是一种“普遍人性”。

《推拿》用了很多篇幅写推拿中心盲人男女间的情感，也许篇幅用得过多了。毕飞宇写王大夫与小孔的情爱，写金嫣与泰来的爱情，也写了小马对小孔的单恋和沙复明对都红的单恋。虽然是盲人，他们对异性的“爱”、对婚姻生活的向往和设计，与“健全人”和“正常人”并无二致。如果说他们与“健全人”和“正常人”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们比许多“健全人”和“正常人”更看重爱情，在谈情说爱时，在婚姻设计时，有着更多的浪漫。不仅仅在叙述盲人的谈情说爱、男欢女爱时如此，小说中盲人们在拼搏奋斗时，在筹划盘算时，在勾心斗角时，在虚与委蛇时，都往往表现得与“健全人”、“正常人”无异。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或许会认为毕飞宇不知不觉间忘了自己是在写一群盲人。但这应该是一种刻意的“遗忘”。毕飞宇以“遗忘”这群盲人是“盲人”的方式，避免了以“文学”的名义对他们的歧视和伤害。

2012年11月25日星期日

［王彬彬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邮编 210093］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