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整理对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实现的思考
对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实现的思考
一、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为何步履维艰经济障碍
似乎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一个真理:落后就要挨打,经济实力更是用来直接判断强大与否的首要标准。经济发达、货币体系稳定的国家最有可能为传媒发展构建良好的物质堡垒;相比,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传媒体系即使再先进也无法兴旺。以非洲乍得为例,其人民仍处于勉强度日的状态,该国只有一家电视台、十几家广播电台、移动xxxx正在普及、只有1%的人有机会接触互联网[1]。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一个人民嗷嗷待哺的国家,它所维持的传媒体制必将只是用来改进国际经济状况的财产 ;但对发达国家来说,传媒已不单单是一种传播信息、舆论监督的工具,它是一种可以利用产业链构建的盈利性机构,美国众多大型传媒集团的活跃,无不得益于强大的财政支持和经济基础。
(1)文化障碍
不同国家文化的差异一方面有利于文化多元化发展,为世界呈现更为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瑰宝;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构建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一种难以克服的障碍。美国著名国际新闻研究者阿诺德•约翰在他《全球新闻事业:重大议题与传媒体制》中谈到[2]:无论是根植于宗教信仰亦或是出于更广泛的文化上的考量,对于传媒内容负面影响的担忧遍及各国、各地区甚至全世界。以马来西亚电视台为例 ,为了将西方娱乐节目拒之门外,该电视台严格限制电视频道播出西方电视节目的总量。而其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信息传播的直接矛盾,发达国家要求信息自由流通,部分发展中国家虽提倡自由、平等公正的信息传播新秩序,但在实践过程中,又表现出较为强烈的保护主义
倾向。由此可以得出,新的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绝对不是单纯对发展中国家的偏向,而是基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用于协调多边关系、促使双赢的途径。
(2)技术障碍
对全世界的传媒来说,拥有先进的技术等于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传播领域已经成功了一半。拥有先进网络技术、卫星技术的国家凭借日益精密的传播工具一方面提高了自身传播能力和传播范围;又将其他弱国抛在后边,即使发达国家“慷慨”一次,输送到贫国的基本也是即将淘汰或者已经淘汰的设备。这种现象势必导致传播能力的差距日益扩大,而传播技术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我们能做的只是不断提高自我创新水平和研发能力,努力弥补技术上的鸿沟,但西方发达国家亦在不断不展,差距只能逐步缩小,不可能完全消失。因此,技术障碍成为阻碍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二、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如何柳暗花明
(1)内部推动
当前的国际传播格局可以概括为一超、多强和新兴传播国家多元并存,美国---主导全球舆论格局和有力话语权的传媒帝国地位一时改变不了,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已开始在群雄并立、竞争激烈的多级全球传播格局中崭露头角。最为显著的则是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声音---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该电视台是世界上收视人口跨度最广德新闻频道之一,拥有超过5000万的受众,它利用自身的语言优势、文化优势、地域优势等不断发布连国际主流媒体都无法获得的独家新闻报道,其真实鲜活的报道场面更是吸引了全球众多受众xx的视线。可见,发展中国家诞生有绝对国际影响力的媒体绝对是有可能的,形成与美国一些传媒舆论相抗衡的呼声也是能够引起社会共鸣的因此。信心是传媒大战中最有力
的斗争武器,我们应该相信而且必须相信新的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绝对不是一个神话。
此外,为新秩序的建立提高最有力保障的则是实力的增强。这里的实力既指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包括国家的传播实力,而传播实力的增强则成为摆在中国发展中国家面前亟需面对的问题。为此,我们应该从国家文化安全和发展战略的高度,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对外传播政策,在传播内容、传播产品、传播渠道等方面加以创新,提高国际传播水平。
(2)外部改善
外部改善上可以概括为“合作为动力,组织作后盾”。“合作为动力”是指国际传播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要积极加强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及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传媒合作,并以此为动力充满信心和斗志的面对传媒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在其《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一文中提到了国际合作在扭转广大发展中国家媒体在国际传播秩序中的边缘化趋势的重大意义。他认为通过国际合作、交流与协调机制,大力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媒体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可以大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表达权、话语权、传播权[3]。
“组织作后盾”是指要有一个国际机构调和交流领域的利益冲突,保证交流的公平、公正、自由。但现实情形是除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没有一个非政府型的专门机构来协调乃至仲裁国际传播事件。新华社社长李从军紧追时代步伐提出了“媒体联合国”的概念,留给了我们更多的探索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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