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约派与豪放派的艺术特色及异同

题材的广阔和狭窄是豪放派与婉约派最显著的区别。

婉约派绝大部分是写伤离送别、男女恋情、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虽其间柳永、李清照等有所开拓，但毕竟难脱桎梏。而豪放派则完全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藩篱。苏轼以一个革新者的勇气，把词从“娱宾遣兴”的工具改造发展为独立的抒情艺术；把词从“樽前”“花间”推向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生。

在词的形式上，婉约派与豪放派也走着两条不同的路子。

婉约派词人一般都更注重词

的形式。视音律上的规则（如“五音”、“六律”）为法度，视语言上的清规戒律（如“珠圆玉润”、“无一字无来处”等）为法宝。如前所述，本来他们的作品内容就陈旧贫乏，题材狭窄单调，便更是醉心于谐音合律，刻意于雕章凿句，以华丽的形式掩盖其空虚的内容。甚至宁愿削足适履，也不肯越雷池一步。就拿婉约派中成就最著的李清照来说吧，明明面对着国破家亡、穷愁潦倒的严酷现实，却抱定“词别是一家”的艺术偏见，生怕在词作中流露出一丝半点。尽是“凄凄惨惨戚戚”，虽催人泪下，但缺乏一种激人奋起的力量。这样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而她同期的诗作（如“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等）却由于豪放雄健而为人所称道。

而豪放派则不是为形式所羁，而是充分调动形式为表现内容服务。最突出的是苏轼。为了反映广阔的生活面，苏轼打破了“词必协律”的陈套，使词从音乐的奴隶的地位解放出来。但苏轼并不是完全不顾或不懂音律，而是由于他“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见《复斋漫录》引晁补之语），又“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见《历代诗余》引陆游语）。苏轼充分发挥词这种独特语言文学样式的长处，利用长短句的错落形式，造成节奏的舒卷变化，用词造句也力求铿锵响亮；从而达到了形式与内容与情感和谐统一的艺术境界。陆游是南宋杰出的诗人，精通音律，诗词俱佳，他曾“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见《历代诗余》引），足以证明苏轼的成功。

表现手法

婉约派写景则铺叙细腻，曲尽其形，且辞藻华美，抒情则委婉含蓄；而豪放派写景则大笔勾勒，朴实明快，不用辞藻，抒情则直写胸臆。此可比较李清照《声声慢》与苏轼《念奴娇》便知。

而豪放派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结构上跳跃动荡，纵横潇洒，造成一种开阔、健朗的艺术境界，格调显得清超豪迈，固然为婉约派所不及，但在具体形象以及人物心理状态的细致描写和刻画上似稍逊于婉约派。

最后，引用俞文豹《吹剑录》的一段记载：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耆卿？”对曰：“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于婉约派与豪放派不同词风的形象概括和生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