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与合法侠：《水浒传》“忠义之侠”之近代接受——以《荡寇志》与《三侠五义》为例

第２７卷第１期　２０１０年３月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ｚｈｏｕ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ｂ１．２７　ＮＯ．１　Ｍａｒ．．２０１０　盗与合法侠：《水浒传》“忠义之侠＂之近代接受　以《荡寇志》与《三侠五义》为例　汪丽丽，张昌涛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　２１　５１　２　３）　摘要：　水浒传　是中国侠义小说之集大成者，上承古代自由之侠，下启后代忠义之侠。清代道光以后的　荡寇志　与《三侠五义））两部侠义小说，就是在对其接受的基础上产生的。但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它们对《水浒传））中的　侠义概念在继承的基础上内涵又有所改变，（（荡寇志　将（《水浒传》的“忠义之侠”转变成为“盗”，而　三侠五　义　将　水浒传》中的“非法侠”转变成了“合法侠”，同时分析了　荡寇志》中“侠”形象转变的原因及　三侠五义　合法侠盛行的原因。　关键词：　水浒传》；　荡寇志》；　三侠五义　；忠义之侠；盗；非法侠；合法侠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９３１（２０１０）０卜００２３—０３　“侠”一词，最初见于韩非子的《五蠹》，而正名　初的统治者们所尊崇并大力提倡的程朱理学之纲常　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中太史公记载了历　史上的卿相之侠与阊巷之侠，而尤重后者，云“今游　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　诚……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１］１４８５。　并指出“（侠）虽时干当之文罔，然其私议廉洁退让，　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　儿　德国接受美学理论家姚斯认为，“文学史是一　等级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产生于此时的《水　浒传》也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这种思想的烙印。事　实上，《水浒传》中这种强调纲常的忠君思想随处可　见，不必说日日盼望招安的宋江，便是反抗性极强的　阮小五，也会唱出“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　家”　明来。侠士之义一旦与忠君思想结合，便铸成　了《水浒传》之“忠义”思想。明代的文人们也一再围　绕着《水浒传》“忠义”二字做文章：李贽对《水浒传》　之“忠义”大加称颂，而其后的金圣叹却又对前人的　“忠义说”完全否定，并腰斩了《水浒传》。“忠义”与　否成了衡量《水浒传》这部巨著的硬性标准，而这种　个审美接受与审美产生的过程”　Ｊ，那么，作为文学　现象之一的“侠”之发展，也应该是一个为后代读者　不断根据自己新的期待视野而进行接受、改变、创　作，并满足时人审美需要的过程。历史也证明了这一　点。东汉的班固虽然接受司马迁的影响，在其著作　《汉书》中也为游侠作传，但其对“侠”之看法却已与　司马迁大相径庭，“惜乎不入于道德”　３　Ｊ１８０３。汉代以　降，正史遂不传游侠。中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控制　力日衰，藩镇飞扬跋扈，唐人身受其苦，故其撰写侠　客多为刺客或复仇者，如裴铡之《聂隐娘》，皇甫氏之　《崔慎思》等。而此时之侠又多不同于汉代的朱家、　侠士忠义观也终于开始影响后代的侠义小说创作。　清代道光以后，社会上出现了对《水浒》接受貌似截　然对立的小说《荡寇志》和《三侠五义》，前者沿袭金　人瑞之说而否定《水浒传》中众好汉的忠义，后者则　通过弱化侠士们对政府的反抗性来突出和强调其忠　义性。　俞万春《荡寇志》对《水浒传》之接受　（一）上层之接受：“忠义之侠一盗”之彻底转变　一、郭解辈，仅凭古道热肠行侠；唐人多赋予他们的侠客　一种特异功能——道术，使之能一举成功。宋代文　《荡寇志》又名《结水浒》，作者俞万春，字仲华，　号忽来道人。此书草创于道光六年（１８２６），写成于道　２２年。《结水浒》所接续的乃是金圣叹之“腰斩”后的　七十回《水浒传》，另创七十回，凡一百四十回。　该书虽名之日《结水浒》，但其旨意却和《水浒　言小说之侠，多沿袭唐人，但却开了白话小说之侠的　参与后代侠之创造。元末明初施耐庵之《水浒传》彻　底改变了古侠形象，他将忠义思想植入了侠士形象　中，使得原本自由的古侠一直到近代受尽这～桎梏　先河，改变了侠义小说的读者流向，下层市民也开始　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中间凡“三易其稿”，首尾历时　之苦。当然，这一思想改变与自南宋以后，尤其是明　传》大相径庭。《水浒传》中众好汉上梁山前多有令　苏卅【教育学院学报　第２７卷　人称道的侠义之举，如鲁智深在渭州经略府时，三拳　打死镇关西郑屠，救下金氏父女；在东京时，当豹子　头林冲被高俅陷害，他又挺身而出，大闹野猪林，将　侠之“助人”作风进行到底。而《荡寇志》中几乎丝毫　找不到侠之迹象，梁山好汉们也全数变成了只知打　家劫舍、无恶不作的强盗。所谓的“安乐村”一遇到　梁山贼人，立刻变成了“火焰村”，至于众百姓，竟是　“抛儿弃女，自相践踏，各逃性命，哭声震天”［５］１７７０而　贼人却“载了四五车的妇女”ｌ５＿１引凯旋回梁山。但是，　仔细翻检《水浒传》时，看到的却是梁山好汉ｌ＇ｌ＇Ｊ￣ｕ百　姓秋毫无犯。江州法场晁盖带领众好汉劫走宋江时，　也不忘冲着在前面开路的李逵叫道，“不干百姓事，　休只管伤人。”Ｈ　明打黄文炳时，宋江也说：“只恨黄　文炳那贼一个，却与无为军百姓无干。”　％而且“他　（黄文炳）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骂我　不仁，众兄弟去时，不可分毫侵害百姓”［４１　５９７￣显然，梁　山英雄是不同于只知“侵凌孤弱恣欲自快”…Ｈ踮的　强盗的。　自古以来，小说便被视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　白话小说更是地位低下。但该书一付梓，却立刻受　到统治阶层的认可与赏识。古月老人、长洲陈奂、武　林徐佩珂等纷纷为之作序，而南京、苏州、浙江的　官员们更是“急以袖珍板刻播是书于乡邑间，以资　功惩”Ｅｓ］１０ｓ２。　（二）“忠义之侠一盗”之转变的原因探究　俞氏于《结水浒》云：“缘施耐庵先生《水浒传》　并不以宋江为忠义。众位只须看他一路笔意，无一字　不描写宋江的奸恶。”　儿又云：“圣叹先生批得明明　白白：忠于何在？义于何在？总而言之，既是忠义必不　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儿显而易见，俞氏　是沿着金圣叹之于《水浒传》的观点一路走过来的。　但其观点又不尽同于金人瑞。关于梁山众好汉，金氏　的观点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对“乱自上作”、“群小　聚会”的现实是愤慨的，对被逼上梁山的众好汉给予　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这点同情是很有限的，一旦　好汉们入了梁山泊，他立刻换了一副嘴脸，腰斩《水　浒传》，并妄撰《惊恶梦》一节。便是这点正直文人之　“有限的同情”，到了俞仲华那儿，却也消失不见，梁　山好汉全数成了俞氏笔下的“人人得而诛之”的乱　臣贼党，被追杀殆尽方才大快人心。　那么，这一现象又是如何造成的呢？这就需要　考察一下俞仲华所生活的时代了。　清代是满人统治，为了消灭汉人从民族意识出　发的对亡明的眷念，清代统治者实行鲁迅先生所言　的“脍炙人口”的文字狱，且结合禁书，提倡程朱理　学，企图以此来统一思想。文字狱主要集中于康、雍、　乾三朝，而乾隆朝为最烈。在这种情况下，“学者渐　惴惴不保者，凡学术之所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ｌ６］。　俞仲华生于乾隆末年，但主要生活于嘉庆和道光年　问。在封建思想严密监控之下，俞氏自然不会产生生　活于晚明时代的金人瑞式“睥睨世俗”之思想。乾隆　后期，整个社会贪污腐化成风，和坤一人之家产就抵　得上当时全国岁入十年以上，且“其时外省疆吏亦　望风贪黩”［７］８６６，“乾隆虽对贪黩时加严惩，然其风终　不戢”［７］８６６自此吏治大坏。俞仲华出身于官宦之家，　其父是否为一清廉之吏，历史未载，故很有可能也是　“望风贪黩”中之一员，否则恐怕也很难立足于腐朽　的官场。俞氏刚弱冠时曾随父宦游粤东，参与镇压瑶　民叛乱。这一切都可能会让他丧失掉一个正直士人　对社会不公正的洞察力与批判力，而只剩下“僚佐之　见’’　。。了。　二、《三侠五义》对《水浒传》之接受　（一）下层之接受：“非法侠一合法侠”之转变　早在战国之际，韩非就指出侠“以武犯禁”，即　其行为方式的非法性；此后太史公为游侠立传，也不　讳言其“不轨于正义”ｕ儿　踮之举；班固在《汉书》中更　是历数其“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　儿　。之罪。到　了明代，《水浒传》更是将侠之非法性推到了极致：攻　城陷邑、对抗朝廷，虽然众侠士后来在宋江的倡导下　走上了招安的道路，但此举却不为其后的众多侠义　小说所模仿。但到了清代中叶以后，侠士们却突然接　二连三地停止与朝廷对抗，开始与官府合作，走上了　合法的、忠义的道路，《三侠五义》堪为代表。　《三侠五义》作者石玉昆，天津人，是位活跃于　清季咸丰、同治年间京城书场的说书艺人。《三侠五　义》是他根据明代的一部公案小说《龙图公案》即　《包公案》改编而成的。该书中的诸位侠士与《水浒　传》中的众好汉大为不同，前者不像后者在仗义行侠　过程中多触犯法度，并为官府张影捉拿，最后不得已　而落草为寇，与官府公开作对。像鲁智深为救金氏父　女杀了郑屠而不得不去做和尚，又因救助林冲连和　尚也做不得了，只得落草二龙山。《三侠五义》中的　众侠士虽与《水浒传》中诸位英雄一般侠义，但却是　两种处境。“三侠”也好，“五义”也好，多出身富贵，像　“三侠”中之双侠乃镇守雄关总兵之子，五义之首、　钻天鼠卢方也为松江一巨富；且武艺高强，兼之又往　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汪丽丽等：盗与合法侠：《水浒传》“忠义之侠”之近代接受　往暗中行侠，既救济了需要帮助者，又很少直接与官　府对抗，即使有，如锦毛鼠白玉堂，虽最初“为盗侠，纵　横江湖问，或则偶入京师，戏盗御物，人亦莫能制”［８］２２４　但后来“投诚受职，协诛强暴”［８］２２４　７最终也会为官府　所谅解，并加官封荫。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　的变迁》中指出：“……《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　合作的“合法之侠”，即忠义之侠。而且，这种侠与官　府合作后往往升官加爵，像南侠展昭官封御前四品　带刀护卫，并于开封府——丞相府——就职，这也为　注重功利的下层市民所欢迎。当时“曾经有过几回　国内的战争，如平长毛，平捻匪，平教匪等，许多市井　中人，粗人无赖之流，因为从军立功，多得项戴，人民　非常羡慕，愿听‘为王前驱’的故事”［９］３５０。另外，《荡寇　志》的作者可以不考虑市场需求，自有“当道诸公”　而这一类书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　大不同处。”＿ｇ　舶而这“帮助政府”之举恰恰使得他们　～改以往侠之传统，获得了“合法”行侠的通行证。　为“维系世道人心”而纷纷帮其印刷，但《三侠五义》　石玉昆曾经在一个关闭多年的杂耍馆里唱《龙　图公案》，听众“每逾千人”，后有文良等人在其说　书现场做了笔录，定名《龙图耳录》，即《三侠五义》　工作的底本。俞樾又将其略加修订并更名为《七侠　五义》，后又被人续至二十四集，《小五义》、《续小五　义》皆为其续书。余者如《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　义》、《七剑十三侠》、《七剑十八义》大都受其影响。　说书也好，被人整理成话本的白话小说也好，其听众　或读者大都为下层市民；其续书或同类书的出现也　体现了它受下层人民欢迎的程度。　（二）合法侠盛行之原因探索　清白乾隆后期，吏治开始大坏，下层百姓不堪　压迫，不断揭竿而起。《清史稿》载，“道光二年……　时东南财赋之区，半遭蹂躏。未被兵州县，又苦贪吏　浮收勒折，民怨沸腾，聚众戕官之事屡起”Ｅ１０１　３５３９￣洪　亮吉也于仁宗亲政时上书日：“十余年来，督、抚、藩、　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１　０＿儿　。生于遍地不公的　社会、饱受欺压而无告之小民“在受了极端暴政的　压迫之时，满肚子填塞着不平与愤怒，却又因力量不　足，不能反抗，于是在他们的幼稚心理上，乃悬盼着　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来无影，去无踪的，为他们　雪不平，除强暴”［ｔｔ］３４５。于是，侠便有了其存在的社会　土壤与社会心理。但是，清代统治者对胆敢“以武犯　禁”的“侠”是一直持赶尽杀绝之态度的，所以“侠”　不得不另寻新的出路，故出现了既不危及朝廷统治　又满足下层人民心理的特殊之“侠”——与统治者　的作者却不能不考虑它的听众或读者——暗合了下　层读者的心理，才会有致力于赢利的商贾为之宣传　并印刷。当然，当时印刷术的进步也对这种“侠”的传　播与接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荡寇志》与《三侠　五义》虽然对侠的态度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但是其　根本目的都指向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只是采取的　路径、方式不同罢了。当然，侠对社会的改变是有限　的，同样，渴望用一本《荡寇志》来安定天下也只是　痴人说梦。但是，就这些书本身而言，却给后人留下　了一笔难得的文化财富，而这些，才是后人所真正　需要的。　参考文献：　［１］司马迁．史记［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４．　［２］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Ｍ］／／周宁，金元浦，译．接　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２６．　［３］班固．汉书『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４．　［４］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　［５］俞万春．荡寇志［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８．　［７］钱穆．国史大纲［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　［８］鲁迅．中国小说史略［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　［９］鲁迅．鲁迅全集：第９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Ｏ］赵尔巽．清史稿［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１１］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５卷［Ｍ］．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　（第一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２０Ｏ７级硕士研究　生；第二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２００７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