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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曹禺戏剧的女性形象

2020-12-04 来源:易榕旅网
 论曹禺戏剧的女性形象

大二(1)班 王辉

摘 要:曹禺在他的剧作中塑造了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对这些形象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无论她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努力,其命运最终都走向了悲剧。在这些女性形象身上,集中反映了曹禺的以同情妇女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些女性形象也说明:女性追求自我价值的道路只能靠自己的独立,否则就会丧失自我,而走向悲剧结局。

关键词:曹禺,女性命运,悲剧

在现代文坛上,有许多各具艺术的悲剧作家。其中我觉得曹禺戏剧中的悲剧艺术是最令人惊叹的。曹禺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了旧社会压迫人、剥削人的残酷现实。曹禺笔下的女性形象大致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受到新思潮的感染、时代的感召,勇于追求个性解放,开始觉醒,开始具有反叛意识的资产阶级新女性,如繁漪、陈白露等。二是旧中国受奴役和凌辱的劳动妇女,如侍萍、四凤、小东西、翠喜、花金子等。在这些形象中,作者或刻意挖掘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旧思想旧传统的大胆叛逆,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彷徨的心境,或着力揭示出劳动妇女的悲惨人生,以深深的同情和严肃的社会责任感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鸣冤呐喊。

曹禺笔下的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大都聪明、美丽,并且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她们受过“五四”运动的影响,具有时代新思潮。她们追求自由平等,追求个性解放,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幸福的爱情充满了渴望。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诸多复杂因素,她们被囚禁在不同的笼子里,成为男人的玩物和精神奴隶。繁漪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她是周朴园正式迎娶的太太,18年前,周朴园用骗取鲁侍萍的同样的方法把她骗到周家。18年来,在周朴园的牢笼里,原先活泼的“金丝鸟”被活活的困住了。残酷的精神折磨,把她“渐渐地磨成石头一样的死人”。18年来,她看透了周朴园伪君子的面孔,她也深知“周家的空气满是罪恶”,她只好“安安静静的等死”。曹禺认为,繁漪是有“火炽的热情,强悍的心,她敢于冲破一切桎梏”,“有着美丽心灵”的女性。其实,繁漪的要求并不高,她所渴望的只不过是一个正常人所应有的温暖和自由。正是因为这样,当周萍的出现,并以平等的身分向她吐露心声,使她感到无限的欢欣和温暖,从而点燃她心中希望的火花,重新唤醒对生活的欲望和憧憬。繁漪的理想也非常可怜,她曾对周萍说:“你不能看见一个新的世界,就一个人跑。”她所谓的“新的世界”,在现实中,繁漪就连周萍那样的逃脱也没有可能。她痛苦的说过:“我逃不开!”周朴园专横残暴的统治,禁锢着繁漪一切正常的见解和行为以及一切合理的正当的要求。也正是这样的环境,使她变得乖戾、阴鸷,以至走向极端。于是,在这个畸形的家庭中,产生了这样畸形的乱伦关系——继母和继子的乱伦。虽然繁漪、周萍在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下相知相爱,但在反封建的战场上,由于周萍的怯懦,繁漪失去了精神依托,在儿子周冲触电身亡,周萍自杀等打击下,被逼成了疯傻女人。在周家,繁漪表明一种时代的气息,它说明“五四”以来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潮也渗到黑暗王国里来了,并且在冲击着据守在资产阶级家庭里的封建堡垒。

繁漪,她生命的火花,照出了那家庭的罪恶和社会的黑暗。她抑压的力量,捣毁着传统的秩序,促使罪恶家庭的崩溃,具有雷雨的性格。

陈白露是曹禺笔下的又一知识女性,她在污泥中挣扎又苦于难以自拔。她曾经受过“五四”思潮的影响,热情而富有幻想,为追求个性解放,只身闯进光怪陆离的社会,当上了交际花,被潘月亭等黑暗势力所包围,奇特的生活经历使她的性格极其复杂。在物质上,她过着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生活。她抽烟、酗酒、打牌,和鬼一样的人厮混,玩世不恭。看似倔强,不知羞耻,但内心痛苦、精神空虚。她不甘堕落,具有善良的一面,也有一定的正义感。当孤女“小东西”受到黑三的迫害时,她冒着风险去救“小东西”,因而她和纯朴、正直的方达生保持一定的感情联系。她憎恨潘月亭之类的人物,特别是救“小东西”一事,更表现了她的善良和强烈的正义感。方达生曾唤起过她对生活的某些憧憬,然而她不愿意跟着他去过贫苦的生活,她贪恋“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好衣服”的优厚的物质享受和舒适生活,整日和潘月亭、张乔治、顾八奶奶等人渣混在一起。张乔治有钱,所以她愿意和她交“朋友”,潘月亭有许多的钱,所以她愿意为她献出年轻美貌的肉体。潘月亭的破产,使她断绝了经济来源,最后,在精神崩溃和债务逼迫下,她感到绝望,最终怀着矛盾、痛苦的绝望心情,在日出之前服药自杀。陈白露的悲剧,是旧中国黑暗的社会造成的,特别是罪恶的买淫制度,使她一步一步陷入悲剧的深渊,她的一生是被金钱统治的旧世界吞噬掉的。

曹禺笔下的劳动妇女,正直、善良,都有着苦难的人生和悲惨的遭遇。侍萍、四凤、小东西、翠喜、花金子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三十年前,年轻美貌充满活力的丫鬟侍萍与周家大少爷相爱,满心想有一个美满的将来。谁知周家为了迎娶门当户对的小姐,在大雪纷纷的除夕之夜,侍萍带着刚刚出世三天的二儿子被赶出家门。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走投无路,被迫投河自尽,幸被救起。三十年来,她经历了许多痛苦坎坷,仍然坚持抗争,从不屈服。她对周朴园不抱任何幻想。她拒不接受周朴园的施舍,把五千元的支票撕得粉碎,并痛斥周朴园等人“是一群强盗”,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崇高志气和朴素的阶级意识。三十年后,女儿四凤重蹈覆辙,母女皆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各自承担着悲剧的重压。侍萍身份的暴露,揭开四凤和周萍同母异父的兄妹关系,四凤不堪突如其来的打击,冲出房门,触电身亡;从此,侍萍变得又疯又傻。

花金子是曹禺塑造的又一劳动妇女形象,但她一《雷雨》中的侍萍完全不同。《原野》中的金子是个多情、泼辣、刚强的女性。曹禺在剧中这样描写金子:“眉头藏着泼野,耳上的镀金环子锵锵地乱颤。女人长得很妖冶,乌黑的眼睛里面蓄满魅力和强悍„„”然而,这却不是金子本来的面貌,金子本是一个“野地里生,野地里长”的农民女儿,年轻的时候,天真、活泼、纯洁而又勤劳,与仇虎相亲相爱,向往一种和平、宁静、美满的生活。不料,仇虎被陷入狱,金子则被迫嫁给自己不爱的焦大星做了填房。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更何况金子自嫁到焦家后,日益受到婆婆焦氏的严密监视和歹毒咒骂,而她的丈夫又是那么的软弱、无能。于是,在生活方式骤然改变、人格遭到极端侮辱的环境中,她的性格和作风就起了很大的变化。这说明金子泼辣刚强的性格和追求幸福自由的奋斗精神决定了她不会做一个低三下四、忍气吞声的小媳妇,她浑身上下“长满反骨”,她要以自己的方式来反抗摧残人性的封建社会。金子的这种性格,属于

二十世纪中国广袤的原野大地,她是地地道道的“原野的女儿”。

曹禺正是通过其笔下的女性形象,以她们缠绵悱恻的女性美,来述说她们心灵的痛苦和不幸,以美的灵魂在深刻的痛苦中毁灭,产生巨大的悲剧艺术魅力。只有美的毁灭,才能产生出真正的悲。因此,悲剧与美、崇高,常常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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