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兴评述资料

给农民工子女测智商是赤裸裸的歧视

孩子要想接受义务教育，除了要办齐各种手续，还要进行智商测验，开具医院相关证明——这是来自河南南阳邓州农民工魏双恒的8岁儿子航航在郑州市建设路三小求学时遭遇的难题。记者调查发现，魏双恒孩子上学遭遇的难题并非孤例，在河南郑州，很多农民工子女入学时都要经过学校老师的面试，面试通不过就被要求测智商，智商不过关不得入学。（《工人日报》9月6日） 学校要求孩子测智商其实是个老把戏了，此前天津、重庆、广州、成都、无锡等地都曾发生过。

一般而言，学校出台如此超级弱智的规定，不外乎三个目的。其一，智商低意味着“差生”，而一个班级“差生”多了会拖后腿，影响学校和老师业绩，所以用测智商的办法将“差生”打入另册。去年无锡部分小学测智商，一旦孩子的智商显示为比较低，老师就可以提出申请，这些孩子的成绩不计入班级考核；其二，僧多粥少的情况下，用这种办法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拒之门外，以便腾出更多的学位满足本地人子女和关系户；其三，借测智商敛财。通常情况下，学校要求家长给孩子测智商都会指定某家医院，这种批量测试当然是一笔不小的生意。

郑州部分小学要求农民工子女入学前测智商，大致可以归为第二种情形，即通过这种方式变相拒绝农民工子女在本校就读。且不说这种做法公然违反了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尤为可憎的是，这是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赤裸裸的歧视。郑州一些教育界人士解释说，学校此举主要是想遴选出的确存在智力问题的孩子，引导他们通过育智教育，塑造成人。那么我们就想问一句：为什么不要求公务员子女、教师子女测智商，独独要求农民工子女测智商？

要求农民工子女入学前测智商，给外界传递的信息是，农民工子女的智商天生就不如城市居民的孩子。从农民工魏先生的孩子航航报名时接受老师面试的情形看，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面对“5加7等于几”等3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航航回答得支支吾吾。魏先生说：“我孩子智力没问题，就是没见过大场面，胆子小，有陌生人放不开。”且不说这个解释入情入理，我觉得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所谓“智商”不是加减法这样的应试教育内容可以涵盖的，如果考辨识五谷，怕是没有几个城里的孩子可以回答得上来吧。

“5加7”测不出孩子的智商，而且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伤害，有可能让他们陷入长久的自卑，对此，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学校老师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可是依然坚持这样做，这只能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对农民工及其子女合法权利的漠视。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工在城市里遭受的来自方方面面的歧视已经够多了，现在他们的孩子入学还被要求测智商，这实在让人寒心。我们经常说，教育公平是改变弱势群体命运的最佳途径，也是社会公平的底线，而给农民工子女测智商，无疑是突破这一底线的危险举动。

自从有人类社会，就有歧视，总有一些人基于自身优越感看不起其他人，这是人性的弱点，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无法根绝这一现象。但文明社会的共识是，一部分人群对另一部分人群的歧视或许无法避免，可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不应该有歧视，制度安排上的歧视相当于对这种人性之恶的固化。给农民工子女测智商，就是一种制度性歧视，尽管从目前看只是一种小范围的制度性歧视，但从长远看为祸非小，需要尽快叫停。

从近些年媒体披露的消息看，形形色色的“给学生测智商”基本上都是当事学校各怀鬼胎。有鉴于此，建议教育部出台相关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任何学校不得以任何名义要求学生做智商测试。与其把外地人赶出北京，还不如将首都迁出北京

北京市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11年与2010年相比，北京暂住人口或外来务工

人员减少60万人，这是北京市有分区县数据以来，暂住人口首次出现下降。不过，在外地人减少的背后，却是北京近年多项不利于外地人居住的措施，包括清理地下室出租、关闭民工子弟学校等，都被指是针对底层外地人的措施。

更重要的是，北京市对外来暂住人口，实行了“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模式。事实上，这一模式是9年前北京顺义区进行控制流动人口试点工作的模式，现在已在全市普遍应用。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陆杰华称，“顺义模式”逐步成为调控外来人口的主要方式。这一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的人口调控“组合拳”至少在短期内看到了效果，即外地人减少了60万人。

的确，北京本身只能容纳1200万人左右，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急剧膨胀，现在已增至近2000万人口，超过允许容量近两倍。这表明，北京已难以承受人口压力之重。城市的快速膨胀导致的城市病已越来越无可救药。目前，北京房价已经达到每平米2万元左右。虽然各种严厉的控制措施不断的出台，但到北京购房的外地人还是不在少数。

当然，北京人一谈到人口膨胀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暂住人口或外来务工人员所致，因此，如何把他们赶出北京，成为官方的重要议事日程。从2010年起，国家各部委、央企以及北京市各企事业单位的进京指标，在这一轮的人口调控中得到限制，进京指标已经缩减。此外，未来北京将进一步收紧外地生源高校应届毕业生在京落户政策。

但北京市把人口膨胀的责任归结为暂住人口或外来务工人员，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北京的人口膨胀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经济快速发展导致外地人涌进北京。现在，仅靠限制外地人进京或居住，已无济于事。

观察家称，与其把他们赶出北京，还不如将首都迁出北京。就目前而言，北京水资源

短缺，交通拥堵、环境和空气质量每况愈下，已不适宜做中国的首都。其实，在国际上迁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近几十年来，巴西、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缅甸等国家都因为人口、环境或安全因素迁都。

在中国的邻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对迁都均持积极的态度。

卢武铉是韩国迁都的始作俑者，他2001年9月当选总统后，积极推动迁都法案的制定和实施，2004年选定土地，建立名为“世宗市”的行政首都，建设总投资为22.5万亿韩元（约合1320亿元人民币）。李明博2008年执政后，欲放弃该计划，但遭到国会国土海洋委员会否决。这也意味着，世宗市做为新的行政首都的地位已经无法被更改。

经过几年的建设，世宗市作为韩国行政首都的条件已经具备。上周（9月14日）开始，韩国16个中央部门和16个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1.3万名公务员将进行“大搬家”，在2014年之前迁移到新建行政首都世宗市办公。原先的首都首尔市依旧是是经济首都，而世宗市将成为新的行政首都，韩国也将正式开启一国两都时代。

经验证明，迁都被认为是解决城市病的一个手段。为解决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人口剧增、交通拥堵、污染严重的难题，总统苏希洛也曾提出三项方案：兴建一个全新的首都，另设政府行政中心，或者是大规模整顿雅加达基础设施。这三项方案中，迁都作为首选。可见，迁都在解决城市发展不均衡问题上的重要性。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首都，位置都比较适中，能够方便快捷紧密地同全国各地（人口、城市和经济带）取得联系，对国家的管理和统治是非常极时高效的。而不像北京，位置偏居北方一隅，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及淮河珠江流域基本脱离，气候干燥，淡水奇缺，沙尘暴、荒漠化和干旱日益威胁着北京的生存和安全，成为世界上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首都

之一。

因此，与其把外地人赶出北京，还不如将首都迁出北京。想想当年卢武玄作出迁都的悲壮决定，不免为今天的北京多了几分的忧愁。有数据显示，北京的人口现在已经是首尔的1.5倍，另外北京继续膨胀的压力和后备人口要比韩国大得多。韩国能够做到迁都，难道中国就不能做到吗？相信答案是否定的。

玩儿，别玩儿命

旅游无论是在黄金周，还是任何一个时间段，用咱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走着玩儿。玩儿看似简单，生来就会，其实不尽其然。玩儿是心情，玩儿是闲适，玩儿又是放松，还是恬淡，当然也包括刺激、惊险和猎奇。总之，玩儿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境界。与之相反的，则是玩儿命。

什么是玩儿命呢？顾名思义，玩儿命就是在玩儿的过程中丢了命，这是最严重的。在玩儿的过程中失去生命质量的玩儿、胡吃海塞式的玩儿和胡花乱花的造等等，也都属于玩儿命系列。这里不妨列其几种玩儿命表现。

玩儿命之一：事故不断。据官方发布长假期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68422起，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2164起，造成794人死亡、2473人受伤。黄金周旅游经济倡导者闻此不落泪吗？积极推进黄金周旅游经济的媒体闻此不后悔吗？热衷参加黄金周旅游经济的人们闻此不后怕吗？长假旅游，人仰马翻，命没了，当然是玩儿命。

玩儿命之二：名山变人山，扎堆儿。 9月30日—10月7日中秋、国庆节长假期间，全国纳入监测的119个直报景区点共接待游客3424万人次，同比增长20.96%。在这样的增

长过程中，旅游景点也接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其中，故宫的旅游人数最高数量为18.2万人，突破历史最高。在华山，数万游客挤爆景区，上万人下不了山，管理陷于瘫痪；在泰山，游客排队坐索道大约要用两个半小时；在长城，游客感叹：“长城内外，人海茫茫！站在城楼数人头。

玩儿命之三：无节制的狂吃滥喝。目前虽然还没有数字表明，节日期间的伤亡病痛与吃喝有关，但凭借常识可以判断，因酗酒和因无度滥吃引发的绝不在少数。据厦门导报报道，黄金周8天，除了鼓浪屿寸步难行外，厦门的医院也着实“热闹”了一把，一些大医院的急诊科假期里都被“挤爆”了，急诊量比平时增加了50%左右。据不完全统计，其中约有3成是外地游客，主要的问题是旅途劳累、水土不服和饮食不卫生等。这虽然这发生在某地，但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玩儿命之四：不知羞耻的肆意破坏。本来旅游是一种修炼，不少人将平时积累之恶习在长假中大爆发，高速路垃圾成山，景区内高声喧哗，肆意践踏，翻墙越界、爬树拍照，更有甚者无论国内国外，像一个土财主和暴发户一般挥霍钱财，高声喧哗，粗暴待人，无所顾及。难怪据说法国一家新建的五星级饭店，表示不欢迎中国客人入内。

还可列出许多，凡此种种，足可证明，这些人不是在玩儿，而是在玩儿命。

所以说玩儿命，不仅仅是由于他们在玩儿当中丧了命，还由于他们在玩儿中，不仅没有提升生命质量，反而使原本不高的生命质量进一步降低，同时还包括在玩儿当中掺杂了许多杂质，比如炫富，比如无节制的吃喝玩乐，比如随意挥霍等等。

当下所以发生玩儿命而不是玩儿，有许多因素，比如我们刚刚摆脱贫穷，比如我们刚刚知道旅游等等。但不可忽略的一点是，有关部门和媒体不仅没有做积极地正面引导，

反而从出台新举措到广播电视报纸宣传，一味的强调出游放松，一味的引导人们走出去，淡化甚至根本不提多种方式、多元化的旅游休闲与度假。有关部门在出台举措方面最恶劣的例子就是今年长假的免费高速。无疑，重大节假日实行免收通行费的政策有很高的社会效益，但同时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应忽视。我曾经发表微博评述此事：高速路免费应该的，或全部免、或部分免、或降价、或部分降，惟不宜节日7天免。节日免是嫌节日还不够闹、不够乱，还是看着芸芸众生为省高速钱拥堵在路上舒服享受，满足阴邪心理需求？总之，注水的举措。

还有一点必须说的是，媒体的引导所起的不好作用。在长假期间，不少媒体大篇幅突出渲染出游、快乐、幸福，长假结束后则大算经济帐，把GDP增长率摆出来，却对这种玩儿命似的旅游之种种负面影响避而不谈，更丝毫不提多元化出游的意义。我以为，当下，应大力提倡、热情扶植、积极鼓励多元化的度假方式，比如文化馆、图书馆、青年宫、影剧院等免费或低价并延长服务时间，城市商场、公园及多种娱乐设施降价或免费，为公众提供更多选择，这是中国国情决定，而不是一味引导人们去旅游，造成每年长假游人为患的恶果。我坚定的认为，假日旅游经济是运动思维、长官意志的典型表现，七天高速和部分景区免费等歪招则是増柴加火，添乱！

特别值得提醒的是，当不少国人还没有觉醒到旅游之玩儿成为玩儿命的时候，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当旗帜鲜明的站出来积极引导，使公众明辨是非，而决不可文过饰非，更不可添油加醋。国外不少媒体和学者都认为，中国长假综合症应反思。问题是我们反思了吗？对诸如在家呆着最安全、公民素质非一日之功等糊涂认识不分析、不批评、不引导，一年又又一年的这样过长假，长此以往，伤害的将不仅仅是旅游业，还有勤劳善良的十几亿中国人，以及所有对未来怀有美好憧憬的人们。

多元化选择度假与旅游，提高公民文明生活和文明休闲的素质，有关部门实实在

在推出惠民利民的长效措施，而不是打仗似的、突击似的短期行为，玩儿才成为可能，才能减少直至杜绝玩儿命现象。

玩儿，别玩儿命。

学生军训为何晕倒一片

日前，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全国高校体育工作座谈会上，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第九届大运会组委会秘书长王登峰列举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半个月前，他出席北京大学2011级学生军训结业典礼时了解到，两周军训期间，近3500名学生累计看病超过6000人次，特别是第一周，晕倒者众多。王登峰透露，为了弥补学校体育的薄弱环节，我国将把学生体质情况纳入对高校的评价体系中。 (中国广播网9月17日）

学校体育极为薄弱，这已不是新闻，但北大学生军训，病倒这么多学生，还是很令人震惊。教育部门对此开出“药方”加以治理，体现了对学生体质的关切，可这一药方，恐难起到多大疗效。

大学生军训晕倒一片，“病根”是中小学就开始落下的，到大学只是“病情加剧”。北大等校的军训是在大一之后，大家自然会想，在大学这一年，学生们太放纵了。这只是一方面原因。很多学生进校时，就体质极弱，一些大学在新生入学时就进行军训，也是晕倒一片，以至于家长们强烈呼吁，调整军训，不要让孩子们这么“吃苦”。对此，清华大学的测试，更能说明问题，据介绍，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近两年针对学习成绩优异的考生，在复试阶段加入了体质测试。但在过去的两年里，体质测试结果达到优良的考生是非常少的。两年里，体质测试达到90分以上优秀标准的只有1个人；优良率 （85分以上）只有13.3%（2012年数据），不及格率却达到49.2%，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学生体质测试不

及格。

教育部想通过“把学生体质情况纳入对高校的评价体系”来治理这一问题，就存在两方面问题，首先，怎么解决大学生的“病根”问题，即基础教育的体育教育问题，如果学生们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到上了大学，是不可能一下子有体育运动的意识，还是会继续做“宅男”“宅女”的。其次，政府部门对高校的评价，说到底是行政评价，而众所周知，行政评价将加重教育的行政化趋势，同时也很容易催生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应对政府部门的评价，高校能想到的办法无非是组织学生打卡晨跑，以及弄出好看的学生体育锻炼数据。这都难以起到实效。

要让学校重视体育教学，必须针对病根对症下药，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出“昏招”。对于基础教育，关键在于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目前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导致体育教学被边缘，成为学校的豆芽课。前不久，杭州还传出消息家长集体要求撤换体育老师班主任的消息，家长们认为体育老师担任班主任不合适，影响主科的学习。我国一些地方已尝试将体育成绩纳入中高考，可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并没有打破，一方面，体育的分值很低；另一方面，还是把体育成绩纳入总分，从高到低依次录取学生，这无疑把体育变为新的应试，没有发展学生的体育兴趣，提高学生的体质，反而增加了学生的体育成绩负担。科学的多元评价体系，应立足于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兴趣，不是把所有科目的成绩综合计算出一个总分，而是任何一个方面突出的学生都是人才——体育好、音乐好与语文好、数学好完全一样，不存在所谓的偏才与怪才。

对于高等教育来说，关键在于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给学生充分的自主选择空间。我国高校由于没有办学自主权，导致办学缺乏特色、没有明确的定位，课堂教学没有生气与活力，老师与学生共同应付课堂。对于体育来说，也是如此。加之过去长达12年的基础教育，已经让学生没有体育运动的习惯，大学的体育更不受学生待见，也是必然。

由“东方之门”成“秋裤门”而慨

苏州市的“东方之门”，尚未竣工就成了公众热议的话题。那个雄伟的造型，被网友调侃为就像一条低腰的秋裤。对照图片，相信任何人看了都难免发出会心一笑。语嫌刻薄却又极其传神，凝聚民间智慧的幽默总是这样令人拍案叫绝。

有关方面给出了回应，“东方之门”非由网友想象的那般恶俗，而拥有“世界第一门”“ 中国第一大高楼”等八最，是一扇让世界了解苏州、了解中国、了解东方的大门，同时寓意这里是从“古苏州”迈入“洋苏州”的重要门户，这一设计灵感来自于苏州水陆城门的创意。我们此前也丝毫不会怀疑这座地标性建筑的寓意所在。问题在于，为什么这样深刻的寓意，竟然能够被公众“曲解”得如此南辕北辙，恰如当年的网友胡戈，用“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来诠释陈凯歌的电影《无极》。人家那么呕心沥血拍摄出来的力作，他就那么轻飘飘或曰轻薄地给“解构”了，气得凯歌先生放出了“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一类的狠话。但是，既然公众服膺“解构者”的一针见血，被解构者就得虚心才行，先看看自家的东西是不是被人真的点中了软肋，一味“色厉”则有心虚的嫌疑。“东方之门”成“秋裤门”，适用于此。

这几年来，各地地标性的建筑越来越多，搞不清是城市真的需要，还是非如此不足以吸引公众对这个城市的关注。然而，受非议的这类建筑也越来越多，感觉上隔三差五就有一回，此地或者彼地而已。“大裤衩”一类，“至今已觉不新鲜”，沈阳的“方圆”、广州的“大金环”等等，前赴后继。“方圆”还忝列CNN的“全球十大最丑”。当然，我们可以说那是人家价值观的强加，但那建筑咱们看起来也的确不那么舒服，不就是赤裸裸的“孔方兄”吗？广州珠江岸边的“大金环”，更领略不到丝毫的文化含量。

与地标性建筑“遥相呼应”的，是大量城市雕塑的备受非议，新近就有乌鲁木齐的“飞

天女神”和郑州的“孝顺猪”。先不要单

纯地责怪公众想得歪，还是应当反躬自问，决策是否草率，是否征求意见不可或缺。本意的“孝顺猪”变成了“流氓猪”，你能说人家那是故意挑刺、找茬吗？恐怕不能。东西摆在公共场合了，就要有由人评点甚至戳点的必要心理准备。黄永玉先生有幅著名画作：小老鼠自语，你说我长得丑，可我妈喜欢我。任何公共场所矗立的东西，因为其“公共性”的一面，先不该“丑”，然后不该只有“他妈”喜欢。

城市地标性建筑或雕塑，虽非关国计民生，但如果经常闹出笑话也须引起重视，以为后来者戒。建筑是百年大计，不能因为“添堵”就把它拆了。惟其如此，尤要慎重行事，动辄引来嘘声一片势必丧失公众对公共决策的信心。不大明白的是，为什么这些“媳妇”的模样如何，不能先见见市民这些挑剔的“公婆”？苟如此，“东方之门”或许堂堂正正，至少避免成为“秋裤门”。

有好声音，不能没有好人品

《中国好声音》已经变成了中国最好的生意。不过，这档节目“好声音”与“好人品”之间的关系，似乎越来越紧张。

在上周五的节目中，自称“略微有些自闭的高考生”福建女孩郑虹，被誉为“中国版阿黛儿”，但之后她被网友发现浓妆艳抹参加另一档节目的视频，被质疑是“故事大王”。而第一期的歌手黄平，自称是美甲店的小老板，曾经打工，也被网友人肉出来，他是专业歌手，曾签约齐秦的公司，属于富二代。

当然，身份存在悬疑，被质疑编故事、过度煽情的，还有徐海星、邹宏宇。尽管，节

目主办方一再声称，这档节目只认声音，故事讲得再好都没有用。可是，“中国好故事”仍然在继续讲，而网友照旧乐此不疲继续人肉。

现在，想想当初被这些好声音放射出的“正能量”，感动得稀里哗啦，真是有些傻。好声音找到了，好故事有了，好生意来了，好人品却贬值了，这算怎么一回事呢？无论是歌手还是节目制作方，其实都不必回避这个现实，好声音也就是好生意，需要用心经营。好声音并不是这档节目唯一的卖点，尽管，这是最关键的要素，决定了评委能否转过身来，决定了歌手能否走得更远。但是，舞台太空旷了，声音再好，也填不满观众的好奇心，节目也不可能全是广告档。时间就是需要用来消耗的，每个人唱完一曲歌之后，再讲一个“好故事”，很好，很热闹，活色生香。

《中国好声音》唱的再好听，也是个秀场，秀了声音，还要秀故事，节目和歌手，各取所需。节目需要好故事来撑场，歌手需要好故事博掌声、打市场。把声音飙到天上，将人生埋进草根里，反差越大，戏剧效果就越明显，焦点就越集中，就越能获得大众的身份认同。

如今获得大众的身份认同，太重要了。像网络游戏、网络阅读等等产业一样，娱乐产业的定位也越来越清楚，这是一个大众的市场，赚“屌丝”的钱才有前途。虽说，人人都想成为“高富帅”，泡上“白富美”，可是，社会上最多的人群还是“屌丝”。即便，你把自己包装成“高富帅”或“白富美”，最终还是得“屌丝”们付费。

从李宇春、周笔畅等一代“超女”开始，娱乐产业的规则就开始被大众颠覆。新一代歌坛流行天王、天后，不再需要王菲的冷艳、斯琴格日乐的文艺腔，而是应该“众生平等”。从那个时候开始，娱乐圈就掀起了大众的狂欢，到现在已经是大众的胜利，当然这不是精神的胜利。

凤凰传奇曾是珠三角的产业工人，如今全宇宙都无法阻挡《最炫民族风》；《春天里》是汪峰的原创，却被旭日阳刚这样的草根歌手唱红。

鼠标在大众的桌上，投票器在大众的手里，钞票在大众的兜里，大众的喜好决定一切，这份详单里包括他们的认同、感动，甚至把你当做自己人的愿望。专业歌手的身份，不言而喻是脱离群众的，这是走红的障碍。所以，当你好不容易登上了一个接受大众审视的舞台，就很难不会褪下专业歌手的套装，换上属于大众的“迷彩服”。

中国的好声音很多，一直不红不绿的好声音更多。我很理解，这些歌手的焦虑、尴尬，也完全能够体会到他们渴望成功的迫切，以及讲个好故事的所有动机。可是，一出道就顶着一个不诚信的圈圈，这样的前途实在令人难以看好。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学来的这些成功学，在大众面前，居然要测试自己人品的底线。

做人不行，唱歌能唱好吗？一个人对大众不真诚，对待音乐会真诚吗？而一个节目说卖得是牛奶，里边却还是掺了三聚氰胺，你说，大众会不会为其继续买单？

想从大众身上赚钱，就该拿出真诚。

今天你”移”了么

越来越多的明星、体育名人纷纷在事业高峰期选择移民海外，惹来阵阵质疑。如今，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中产阶层都纷纷加入到了移民潮。到底是什么样的吸引力？是为了更加优质的空气、土壤，还是为了子女更开阔的成长环境？

一些企业家选择海外投资，移民也就成了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也有许多企业家出于

对财产的保护才不得已选择了移民。你认为，移民到底是被动选择还是主动追求？

说到出国与移民，文化的障碍，语言的隔膜，朋友圈子的丢失，生活方式上的不习惯等，你的心、你的根到底移没移？

对于移民的种种利与弊，你有哪些看法？如果你有机会移民，你会留下么？欢迎参与本期话题讨论。

移民，看起来很美

本期嘉宾：在纽约最大的华人聚居区法拉盛生活工作，曾在联合国、亚洲协会实习。兼职英文老师、自由翻译。因为工作原因，大量接触中国移民，了解美国移民生存状态，希望能够通过自己所了解的情况，让更多国人谨慎看待移民热潮

关于如何移民美国，百度或者谷歌一下也许你就能看到关于EB-5投资移民法案的解释，看到关于拿到工作签如何申请绿卡的经验分享，看到关于成为美国公民的福利的介绍，看到如何在美国置业、给孩子选学校等各类介绍文章。在这篇文章短短的篇幅里面，我没办法将移民这一话题里面包含的所有技术性问题、各种法案法规都给大家说清楚，但是我很想给大家分享下我在这里认识的朋友们的故事。

在我的英文课上，有个阿姨一直很努力，她在一户移民人家做保姆。先生在中国美国两边跑照顾生意，太太在美国带孩子，看孩子上学。由于先生常常不在，太太又是喜欢到处玩，小孩子刚到新地方，语言不通，学习也没顾好，迷上了电子游戏。孩子总是脾气不好，老跟阿姨发脾气。下课的时候阿姨还抱怨：哎，这样好的家庭的孩子，竟然这么没家教。阿姨是偷渡来的，一直希望好好学英文，好好挣钱，给儿子攒钱买房娶媳妇儿，总喜

欢念叨儿子的工作和家里的大小事。

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下一代的教育、前途总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留还是移，想得最多的总是孩子。美国的基础教育虽然压力较小，崇尚激发孩子的创造力，但是，很多基础知识不踏实。而且，孩子上学要挑好的学区，可能就需要在好社区购置房产，有的家长可能会直接把孩子送入私校。若是没有好的经济基础，这都会是很大的一笔负担。

我的朋友艾比，小时候随父母移民美国，她的父母是福州偷渡客，经过几年辛苦打拼，终于拿到绿卡，也成了公民。她从高中起，就要开始在餐馆打工。她说，她家人就觉得，每个孩子都有赚钱养家的责任。她打餐馆工，攒学费，因为上的是社区大学，努力工作一个暑假就能挣回一个学期学费，上课的时候仍要兼职帮父母凑房租钱。她乐观开朗，对自己的未来很有打算。她希望自己以后去放射科工作。以前她的父母一直希望她当护士，因为移民家庭中的父母总是希望孩子从事经济商贸、会计、护士、医生这样工作稳定薪金高的职业，她也跟父母抗争过。不过因为她一直自己付学费，所以父母也没有再坚持。在美国，孩子从小都被被灌输精神独立，经济独立的重要性。在孩子成长阶段，不论家庭情况经济情况好坏，一个稳定和睦的家庭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

法拉盛这一区里面，有非常多的偷渡客。我也常会利用空闲时间，在社区NGO里面去做志愿者，陪这些新移民练习英文。由于政治庇护申请批准之后只需两年就可以拿到绿卡，所以现在中国非常多内陆或者经济不发达区的人选择请中介办假证，或者让蛇头把人带出来，据说偷渡一般价钱都是8万美金。法拉盛是一个由老移民和源源不断涌入的非法移民齐聚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社区。很多中国人申请庇护只是为了加快拿绿卡的速度，因为工作签要转绿卡常需要等很久。而在新泽西曼哈顿你会看到很多在IT、金融、会计、艺术相关行业工作的中国人，辛勤工作等待绿卡。我身边一些有事业心的年轻人们也常会抱怨工作时间之长，压力之大，和升职之难。有些朋友已经决意回国，认为中国仍有不少行业空

白可待填补。如果你考虑技术移民的话，需要考虑新环境对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的影响等。

移民和这一行为产生的后果，在每个人、每个家庭中产生的影响就跟化学实验一样，不同的家庭背景、教育情况、经济情况等因素都会导致不同的反应结果。所以很难说，移民好或者不好。到哪儿不是过日子呢？跟爱你的家人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恶搞杜甫，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思维简单化的倾向，多年来没有明显改观。简单化不能等同于单一化。就思维简单化来说，要么极左，要么极右，要么中间画条直线，追求绝对的一致性。以诗圣杜甫遭网友恶搞为例，河南省诗歌协会会长马新朝认为杜甫精神是民族之光，绝不容许杜甫形象被侮辱，“恶搞杜甫不能没有文化底线”；河南杜甫研究会副主席程韬光反其道而行之，称历史上的杜甫本来就有种自我戏谑、调侃的精神，他看了恶搞杜甫的作品后不由称赞：孩子们太有才了！（《郑州晚报》3月27日报道）

马会长爱屋及乌，把杜甫神圣化，无法容忍任何开涮杜甫的行为；程副主席欣赏恶搞也是一种才华的施展。到底严肃有理，还是娱乐有理，两位专家的观点截然对立。恶搞杜甫，究竟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依然无解。

后世尊杜甫为诗圣，杜甫的伟大靠的是其不朽的诗作和崇高的人格，为后世景仰。诗圣不是神，能不能被网友“娱乐”，这种娱乐算不算对杜甫的亵渎，显然不能回答。神不能被亵渎，在于神是被赋予了特殊精神介质的抽象物，亵渎神就是亵渎信仰。杜甫是个历史名人，圣只是地位高，可以与神相提并论，不能等同于神。所以，马会长借口杜甫是民族之光，得出杜甫形象绝不容许被侮辱，这个“糟得很”的结论，违背了逻辑上的三段论，推断不出这个结论。程副主席看到了恶搞杜甫者身上的才气，爱才之心溢于言表，问题是

他跑题了，我们讨论的是恶搞杜甫的是非问题，不是恶搞者的才气问题。如此说来，所谓恶搞“好得很”的结论，因为脱离了具体语境，失去了意义。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绝对的圣人。换言之，不遭到质疑、诋毁的名人和学说，从来都不曾有过。直到今天，全盘否定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全盘否定中医的声音，仍有其市场。文化遗产是客观存在，不以我们的赞扬或诋毁而自行消失。纵然是焚书坑儒极端行为，也未能扼杀文化遗产。杜甫的诗作，千余年来受到称赞，出现一点杂音，不论是恶搞其画像还是谐仿其作品，既不降低杜甫的品格，也抬高不了恶搞者的身价。舆论无法一律，允许多元声音的存在，只要杂音不触及法律底线，不触及道德底线，就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恶搞杜甫，不过是心智不健康孩子的非理性行为，媒体不炒作，相信随着这些恶搞者年纪的增加，自然会懊悔自己“当初”的无知和无聊。上纲上线，或者满嘴成长，不是棒杀就是捧杀，都应值得警惕。

眼下，我们还没有走出狭隘民族自尊心的时代，对于错误的东西不容许质疑、批评，对于普世的东西保持有意的敌对姿态。心胸狭隘的民族，是中华民族最急需反省的东西。可喜的是，网上理性的声音渐多：“涂鸦了杜甫，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崇敬，也不会影响背诵他的诗篇，更加没人会因为看过这些画之后就觉得杜甫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大学不要追求成为“排行榜中的大学”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3日公布2012-2013世界最佳大学排行榜报告，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蝉联第一名，去年第二名的哈佛大学退居到第四名。北京大学从去年第49名升到46名，清华大学更劲升19名，从71名升到52名；香港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排名都较去年下滑，分别成为35和65名。 (中国新闻网10月5日）

按照这一排行榜，内地的北大和清华终于在港校面前扬眉吐气了一把，至少两校的排名已经超越了港科大。然而，这一排行结果在很多内地网友看来却说明不了什么，甚至有相当数量网友认为很“搞笑”。这表明，如果内地高校就是围绕排行榜数据做文章办学，即便把排名搞上去，但还是无法得到公众的认可。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用以进行大学排行的指标包括5类13项，具体为“研究的量、收入及声誉”占30%、“引用率及研究影响度”占30%，“教学、学习环境”占30%、“国际化表现”占7.5%、“产业收入、创新（即技术移转等研发商品化收入）占2.5%。分析这些指标，不难发现，其明显偏向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关系密切的指标权重只占30%左右，且强调的还是资源数量。对应这些指标，发表论文多、教学设备先进，大学的排行指标无疑就会提升。而我国大学的办学正是按这样的目标推进的，近年来，诸多高校都向教师提出学术研究指标，包括发表国际论文（SCI、EI论文）的数量、论文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等，同时利用投入改善了学校的图书馆、实验室的硬件设施，如此一来，大学的“进步”是明显的，排名提升，也就在情理之中。在去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前夕，该校就宣布，根据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公布的2000年至2010年论文发表及引用数据，清华大学有9个学科进入世界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前1%。

但是，这只是“排行榜中的大学”。首先，论文发表数量，以及影响因子、引用率，并不能代表学术研究的质量。就拿影响因子、引用率来说，这是高校针对教师只重数量，不重引用率（我国有相当数量的论文是零引用）采取的新指标，可是这一指标并没有促进大家重视进行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发表高水平的论文，而是花心思在引用率上做文章，一个大家共知的做法就是同事间“互引”，还有就是花钱搞人才“假引进”，只要求“引进”人才在自己发表的论文上署上高校的名字。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在我国学术界，没有达不到的指标”。表面上看，我国论文数量剧增，早在2007年，我国EI论文数就已经达到世界第一，可是，大量论文却没有原创价值，更严重的问题是，围绕学术研究指标，我国

学术界急功近利的风气日盛，出现了“论文学术”、“成果学术”。

其次，学术研究严重“挤占”人才培养。在世界一流大学，学校的核心功能是人才培养，开展学术研究，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让学生有参与一流研究的机会，由此提高培养质量，可在我国内地高校，人才培养是为学术研究服务、让路的，很多教授招来硕士、博士，没给他们多少培养，就布置给他们申请课题、撰写论文的任务，还有的教授由于一心扑在课题、经费、论文、成果之上，根本没有心思给学生上课。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我国教育部就要求大学教授要上讲台给本科生上课，可直到今年8月，教育部副部长还在重申“要把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作为一项基本制度 ”。很显然，这样的大学，就是学术研究数据再光鲜，也难得到公众的好评，因为大学最基本的功能是人才培养。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之所以近年来吸引内地不少优秀学生报考，原因正在于此。

围绕排行榜指标办学是很容易的，而且，这也是我国办学模式比较拿手的。与境外大学办学所不同的是，我国目前还是按照行政管理模式办校，基本办学模式是，学校行政领导给学院、教授下达科研指标，并根据指标配置资源，到年终时进行验收考核，拿发表论文兑现工资待遇。但是，这难以真正缩小我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我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大差距在于制度层面，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没有现代大学制度，对学术、教育的管理、评价都以行政为主导，而不是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在行政指标的导向下，大学的办学越来越功利，教授们沦为“学术民工”，教育荣誉感和学术荣誉感严重受挫，学术不端也与日俱增，这是造成我国大学各种外在数据越来越好看，可公众对大学的评价却越来越低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改革办学模式，还是把办学精力用到“排行榜”指标上，我国内地考生，放弃内地名校，选择海外高校——哪怕是在排行榜上名次比内地高校低的高校的，有可能更多。

异地高考可行否

每年两会，总会冒出些热门话题，今年话题之一，是异地高考，准确地说，是没有本市户口的外地务工人员子女，可不可以在所在城市参加高考。比如，您是从四川来京的打工者，甭管白领蓝领吧，暂时没有北京户口。您的孩子，早些年也随您来京，上了小学、初中，接下来再读完高中，就该参加高考了。这不顺理成章一事情吗？然而不，没这么简单。北京市明文规定，凡父母户口不在北京的子女，不能在京读高中，也不能参加高考！也就是说，您读小学可以，念初中也行，但要读高中嘛，对不起，得回老家去。否则，即使开后门找路子让孩子读完高中，也不能参加北京高考，最终，您孩子不还得回老家去吗？

听老詹这么一说，有人该打抱不平了，什么，不准高考？为什么人家父母来京工作已好些年头，已经为首都建设作出贡献，他的子女却不能享受北京孩子同等待遇，还非得回老家读高中，在当地参加高考呢？这不把人团团圆圆一个家给活生生拆散了吗？孩子孤零零一人重回老家，这不给家长带来经济上的诸多负担和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吗？这样做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是的朋友，您说得对。不允许异地高考，确实很不合理，很不公平。正因此，老詹参加全国两会，看到有关呼吁放开异地高考的提案议案，便总是深表同情，坚决支持。前些天曾到一家电视台录节目做嘉宾，谈的正是这个话题，老詹也是旗帜鲜明站在支持放开这一边，呼吁政府体恤民情，及早松绑。

詹老师哪，您可能不大了解情况。录节目前，与我同做嘉宾的北京某大学一教育专家告诉我，北京的实际情况，远不像人们想像那么简单。别的甭说，单是上高中这口子一放开，北京就会招架不了！因为据统计，留在北京打算上高中的外地孩子，大约有7万人。这7万人要全留下来，北京起码得再建100所高中，一时半会儿，哪里做得到？

是的，这个情况，我不清楚。我说，但是，对北京不放开异地高考的深层原因，我还

是作过分析的。我认为，主要原因有这么两条。其一，放开就会影响京城孩子读大学。过去，北京升学率常在80%以上，比外地高了许多，7万多学生加进来，大学还招那么多，录取率可不就拉下了吗？其二，异地高考一放开，人人都往北京涌，潮水般的高考移民，肯定会给本来就人满为患的首都，带来更大压力。

这两个问题，确实是问题。但并非解决不了的问题。首先，冲击京城孩子入学率，这好解决，可以根据测算，将大学录取人数同比例相应增加嘛，这不就不成问题了吗？况且，京城孩子凭什么就该有高录取率呢？冲击冲击，降低降低，我看并非坏事。其次，对首都人口容量的冲击，细想想也不是问题。再建100所高中，乍一听很吓人，但对于曾经成功办举过奥运的北京，这算得了多大问题？不反而可以拉动GDP增长吗？至于高考移民，也不必想得太可怕嘛，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想，假如您在京没有工作，您会专为孩子上学千里迢迢跑到北京来当移民吃闲饭吗？何况即使再增加几十万人，对北京也不是坏事，市政府不是早就提出要建像东京、巴黎、纽约那样的世界城市吗？不增加点人口，怎么算世界城市？

总之一句话，放开异地高考，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倘若北京一时可能承受不了这么多，可不可以再设一门坎，先放开一部分呢？比如规定，凡孩子在北京读了三年初中者，方可进入高中，进而参加高考，这不就既减少了即期压力，又防止一些人临时到北京凑热闹，形成高考移民吗？北京呀北京，人民的首都，将“包容”作为城市精神的你，就张开双臂，欢迎这些孩子们留下来吧！

必须终结“标准答案时代”

上海闸北区某重点小学一年级语文试题：蜜蜂、小鸟、兔子和熊猫四种动物，请从中找出一种跟其它三种不同的动物。家长们众说纷纭，有认为是小鸟，因为只有鸟有羽毛、

还会飞；有人认为是蜜蜂，因为惟有它是昆虫，而且只有它尾部有刺；更有人认为是兔子，因为只有兔子长着长耳，它还是其中唯一进入十二生肖的一位；校方给出的标准答案是熊猫，其理由为，它是唯一须由动物园饲养的国宝级动物。

此类“脑筋急转弯式”的命题，本来具有良好的益智和启迪功能，如果出题人让孩子做出自由回答，并给出理由，只要言之有理，符合逻辑，没有偏离常识，教师即判为正确，此为值得推广的好题，而一旦遭到“单一标准答案”的限定，它就迅速沦为一道臭题、愚题和滑稽之题，成为中国教育的诸多笑话之一。

《收获》编辑叶开说，她在上海闵行区就学的三年级女儿，就遇到过这样一道语文题目：“三国故事里谁最有智慧？”刚看完《三国演义》彩图本的女儿，很流畅地写下自己的答案——“孔明和庞统”，不料教师却给了一个大红叉，因为标准答案是 “诸葛亮”，而写下“孔明”就是犯错。此类“标准答案”之迂腐、粗暴和荒谬，已经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我曾去旁听过一位优秀小学语文老师的公开课，时值仲春四月，老师出题“窗外”，请学生观察室外景色并报告所看到的事物。有的学生说看到了长处嫩芽的大树，有的看到了蓝天白云，有的说看到了摩天大楼，如此等等。而老师的回答是，你们都错了，正确答案应该是：“我看到了春天”。虽然老师的标准答案更具“隐喻”特色和“语文”气息，但你又有什么理由说孩子们的答案是错的呢？难道他们看到的都是幻景？

这种所谓单一标准答案，已经成为中国文科教育的基本模式，被广泛运用于造句（连词造句）、修辞练习和作文批阅之中，令语文学习彻底丧失智慧和乐趣，而沦为应试制度体制下冗繁而乏味的功课。

文科教育的答题方式，应该形成自己独特的逻辑。它通常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指涉事实、语法、拼写之类的“硬知识”，可以设定单一标准答案，而关于智力、观点、想象力、风格之类的“软知识”，在整个文科系统中占据70%以上，则应全面开放答案。简单套用理科教学模式，过度依赖标准化测试，放弃了多元开放的教育模式，只能造成对文科教育的最大伤害。

在西方的语文课里，除了拼写和文法等 “硬件”有单一标准外，所有的思考题、智力题、作文、社会调查、课堂讨论等“软知识”，都没有标准答案，完全开放。学生们在课堂上可自由争论，老师做后期总结，仅仅指出那些明显的错误，但对各种合乎逻辑、自圆其说的回答，都给予正面鼓励。正是这种良性模式把许多学子送入领取诺贝尔奖的殿堂。

标准化测试对儿童教育的最大威胁，就是摧毁个人想象和逻辑推论，严重伤害学生对语文、历史和政治课程的兴趣、消解独立思考的动力和课外阅读的兴趣。而大量错误的“标准答案”，更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以“常识”的面目植入儿童心灵，其祸害往往延伸到数代人之后。此外，鉴于家长通常会给出自身的不同答案，而学生对此会变得无所适从，最终在家长和学校之间形成双重标准和双重人格。对于中国年青一代的人格分裂现状，标准化教育要承担重要责任。

在文科教育中设置强制性标准，往往是教育机构无能的表现。一些教育机构或从业人员，为了降低批阅的“劳动强度”，避免不同答案可能带来的诸多“矛盾纠纷”，而用单一标准答案来“一以蔽之”，但这样做的后果，不仅扩大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认知鸿沟，更引发了家长的严重不满，制造出更大的“社会纠纷”。

强制性标准的设置，无疑是应试教育体制的后果。高考制订排他性的单一答案，而整个应试教育体系必然要适应这种模式，它把教师、学生和家长一起捆绑起来，共同揣摩出

题者的心理，猜测出题范围和标准答案，努力迎合出题者的观点，而根本无须探求与建构自己的独立见解。正是这种荒谬制度引领整个中国教育，把它变成以单一标准答案为轴心的考试机器。这家庞大的机器至今还在震耳欲聋地运转，制造各种“标准化产品”，把中国送入漫长的“标准答案时代”，而它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不再拥有创新和创造人才，而所谓建设“创造大国”的理念，以及“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宏伟蓝图，只能是一个无限美妙的蜃景而已。（原载《新世纪周刊》）

从小悦悦事件到毒胶囊事件

2011年10月，当小悦悦事件发生后，除了痛心疾首地写下几首不痛不痒的诗之外，我一直都不愿意直面这个惨淡的话题和社会。因为，道德和良知这个话题太沉重，拿得起放不下，还因为，我相信我“性本善”的同类在经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谴责、大讨论、大反思之后，应该不会再在道德和良知面前受到审判了。

然而，事与愿违，时隔半年之后，毒胶囊事件却再一次让我和我可怜的同类目瞪口呆。我的“性本善”的同胞啊，看到老人跌倒了你不扶也算了，看到被两辆车辗压后奄奄一息的小悦悦你不抱也算了，我理解你，你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是“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也相信你，那不是你的本意，不是你内心的表达。

可是，现在，面对毒胶囊，我的“性本善”的同胞啊，你又作何解释？你还有脸说“防人之心不可无”么？

看看吧，我的亲亲的祖国，你的一位名叫重庆子衣的美丽的女诗人在怎样的无奈和疼痛中写下了这样的诗行：“在五毒俱全的现实里，我们还得对着祖国说爱／还得对这个剧毒中的国度／说着泪水，忧虑，说着应该说着的赞美”！

从地沟油到苏丹红，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我们能吃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到如今，连治病救人的药也不能吃了！我曾经说过，口水是诗，下半身是诗，废话是诗，试问，还有什么不是诗？而现在，我只想问，我亲亲的祖国啊，还有什么能吃？

没有什么能吃的了，于是我听到诗人伊沙说：“饿死诗人”！

没有什么不能吃的了，于是我又听到诗人朵渔说：“今夜，写诗是轻浮的”！

“舌尖上的中国”其实只有两种人

一部7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火爆了中国。该片在激起观众的口腹欲之余，更催生了一阵浓浓的乡情乡愁。“才下舌尖，又上心间，让我们几乎分不清哪一个是滋味，哪一种是情怀。”当然，还有当今食品安全危机的问题，人们才感受最深的是“食品安全危机下对食物返璞归真的要求”，这些都应是火爆的主要原因。

看《舌尖上的中国》，能在心里催生了一阵浓浓的乡情乡愁的人，太凡是成功者，至少是衣食无忧者。对于那些穷得连温饱都难以解决的人，舌尖长期就可能只有一种味，那就是盐的味道。他们忙于养家糊口，奔波在生计之路上，有食物填饱肚子就行，吃起来囫囵吞枣，甚至连味也没寻到，食物就进了胃里。记得小时候，我们连饭都吃不饱，吃起东西来总是狼吞虎咽，舌尖长期处在麻木的状态。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农村孩子，吃甜甜的冰糖也是一种梦想。所以穷人的舌头再敏感，味道却单一，舌尖长期处在沉睡的状态。

《中国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报告（2012）》）报告显示，在贫困地区，农村学生普遍“营养贫困”，近一半的学生不能保证每天吃上3顿饭，47.6%的农村学生每天只能吃到两顿饭，其中有66.4%的学生不吃早餐；35%的学生每天只吃一种蔬菜，主要是土豆、白菜和萝卜

等，多数靠自带的咸菜、辣椒酱，甚至盐拌饭。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舌尖上感受到的大多是盐味或加一种辣味。孩子都如此，大人就可想如此。我曾去偏远山区村，村干部把我们带到一户贫困家庭，当我们走进屋里，看到桌中间摆着一个小碗,碗里是几个小硪卵石,他们是吸吮硪卵石上的盐味下饭的。我想如果把这镜头拍上纪录片，比《舌尖上的中国》更让人感动，会让更多的人懂得这是盐的味道，回味起儿时的味道、故乡的味道。

中国不应让穷人的舌尖沉睡太久，更不应让贫困地区的孩子饿着肚子读书。如今财政收入丰厚，2011年国家财政收入超10万亿，外汇储备超3万亿美元，中国已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了，先不说改善贫困地区大人舌尖上的需求，至少应改善贫困地区孩子舌尖上的状况，比如让贫困地区的孩子舌尖上一日三餐有饭味，一个星期能有牛奶、鸡蛋和肉味。我们没有理由再让孩子饿着肚子上课，告别一日二顿和盐拌饭吃的日子，才是“中国舌尖上”的当务之急，因为孩子是祖国的未来。

富人的舌尖是最灵敏的，当然富人的鼻子也是灵敏的。如今许多富人山珍海味也嫌吃多了，有人说，天上飞的，只有飞机没吃；地下跑的只有汽车没吃；对于这些富人，舌尖上的味是丰富多彩的。不过这些人再豪吃，他们吃的是自己的钱。但有一种人花天酒地，狂吃豪吃，吃的是公款。为了舌尖上的满足，一些官员挥霍公款，新华社曾报道广东陆丰一餐吃掉了15万元。我国用在“舌尖上”的公款一年超3000亿元。公款是谁的钱？当然纳税人的钱，可穷人也是纳税人。其实他们的豪吃也有贫困地区孩子填饱肚子的钱。

如果来一次“舌尖上的中国”大赛，荣登榜首的应是官员。南方都市报曾报道，位于档案大厦后的“深圳市文化局食堂”每日销售三到四只穿山甲，食客主要以官员为主。中国之声报道，岳麓山上暗藏着一处豪华私人会所“麓山沁园”，餐饮、总统套房、酒吧、茶屋一应俱全，一个包厢消费至少上万元。任你点的野味，如大雁、穿山甲、娃娃鱼之类。为了满足舌尖上的需求，这些国家珍稀保护动物，他们也吃。据说，有官员成品酒神了，

茅台、五粮液只要进他的嘴，就能辨真假；名洋酒，只要他放在舌尖一舔，就知道这是哪国的名酒。这酒神，还是烟神，名烟他不用抽，只要在鼻子上闻一闻，就能猜出它的价格。无论是酒神也好，还是烟神也好，都是实践出真知的结果，他们喝得多了，抽得多了，自然就成神了。就像我写“三农”评论杂文一样，写了20年，“自然就有了一种‘专业判断’的附加值一样”(曹林语) 。

如今，一些官员成了舌尖上的神人了。他们从物质已经上升到精神层面上了。有资料显示，中国95%的贪官有情妇。有一位贪官曾说，他养情妇最重要的是为了精神上的满足，这个满足就是亲吻。众所周知，亲吻，舌尖是最关键的。“舌尖上的中国”，有多少贪官与女人的舌尖紧密相连？张二江和李庆普这两位贪官与百名女人的舌尖甜蜜过。

中国有句古话，饱暖思淫欲。那些填不饱肚子的穷人，没有过多奢望，重要的是解决温饱问题。只有那些花天酒地的人，有权大肆挥霍公款的人，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霸占着众多的公共资源，来满足自己舌尖上的需求。

当今越穷的地方，姑娘们走出去不回来的就越多，所以光棍汉也就越多。报道说，贵阳市开阳县高寨乡牌坊村，30岁以上的光棍汉有60多个，这个数字还在增加。湖南新邵山区“光棍村”甚至60%的男青年讨不到老婆。穷人无论是从“吃”到“吻”，舌尖上都是单调乏味的，那些贫困地区的光棍汉，可能一辈子的梦想就是能和一个女人亲吻一次，让舌尖得到一次精神上的满足。

所以我说，在“舌尖上的中国”只有两种人——穷人和富人。

关于诚实与谎言

接受外媒采访，关于诚实与谎言。大体说了这么几点：诚实是人类进入社会系统之后的一种基本准则和内在要求。我们从小就在不要撒谎的故事与传说长大，比如狼来了，从小偷针长大偷金，长鼻子皮诺乔等等。为什么数十年后，真话日渐稀罕，谎言肆无忌惮，几乎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了，让中国成为造假与撒谎的代名词？ 多年来，最高当局和各级组织，也谆谆教导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但这些话让很多人掉进陷阱。49年以后，特别是1957之后，无数血的事实告诉大家，诚实往往意味着灾难甚至杀身之祸，谎言却常常带来许多好处而几乎不须付出代价。

恐惧，趋利避害，在巨大的国家机器震慑之下，在升官发财出人头地的诱惑之下，本原就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也不太看重个人尊严的人们，选择撒谎便是必然的了。唯一不同的是，前几十年主要是避害，后几十年主要是趋利。

更可怕的是政府撒谎，由他们控制的媒体撒谎。他们让谎言变成“另一种真理”，一种“政治正确的真理”，所以从超英赶美亩产万斤粮三年自然灾害到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直到刚刚发布的：近八成的学生表示有入党愿望，“追求理想信念”连续三年排在大学生入党动机的首位……

因为互联网，因为微博手机这类东西，人们探寻真相，表达真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们看到谎言冰山正在融化，真实的声音越来越多。不管这一过程多么漫长，回到一言九鼎不需质疑的时代已经是不可能了。这次百名文人手抄讲话一事，要在以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新闻，现在他们听到了真话，多少有点惶然。

中国人真的不仇富

据英国《经济学家》11日报道，全球知名民意调查公司GlobeScan就“本国多数富

人是否配得上其财富”这一问题对23个国家的1.2万名受访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仇富”状况最严重的3个国家分别是希腊、俄罗斯和土耳其。“仇富”状况最轻的5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中国和印度。（《环球时报》7月13日）

外国权威机构的这则民意调查，让很多网友大呼意外，他们认为中国人“仇富”状况很严重，排名世界第一还差不多，居然是倒数，位列最不“仇富”的国家行列。不过，GlobeScan是就“本国多数富人是否配得上其财富”进行调查，而这个问题并不当然等同于“仇富”本身。“仇富”顾名思义就是对富人的态度已经超越了羡慕妒忌，有些仇恨了，极端者还会对富人进行报复。中国人仇恨富人吗？不。要是恨富人，那么多适婚女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就不是高富帅了，那些丈母娘挑选女婿的苛刻标准都围绕对方财富状况来算计。要是大家真的恨富人，心疼自己宝贝女儿的父母总不会青睐富人，把自己的女儿争先恐后地送到憎恶的“仇人”的怀抱，往火坑里推吧？正如有一则网络段子这样说：女主角抛弃穷小子跟了高富帅的是中国大陆剧，一群穷小子聚在一起嘲笑高富帅的是韩剧，女主角拒绝高富帅选择了穷小子的是美剧……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我们甚至在大众屏幕看不到穷人的身影，大都是高富帅和美女之间的纠结桥段。这也说明国人对优质生活的向往，我们不是恨富人，相反爱富人，并努力想成为其中一员。

有专家在剖析中国人仇富现象时说，所谓“仇富心理”主要是指由于贫富差距导致的对富人怀有敌视的心理。贫富差距或许是个原因，但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贫富差距。值得一提的是印度这个被公认的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也上了仇富状况最轻的国家的榜单。在描述印度生活的文章里，印度人往往安贫乐道，在因果报应思想的熏陶下，穷人再穷，往往也抱怨自己前世造了孽，很少会把怨气发到富人身上，大部分人没有仇富的红眼病。不过，印度政府也在竭尽所能地缩小贫富差距来安抚民心，印度总理辛格警告本国最富有的实业家减少报酬，控制利润，不要挥霍浪费。

中国的互联网上，一些社会新闻事件中的富人，往往会置身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如宝马车飙车撞人事件，网友们指责“富二代”，是担心富人们“用钱摆平”，舆论强烈反弹是对办案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仇视富人。人们仇视的是非法致富，同时尊重合法致富的态度。网友们仇视的是通过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偷税漏税等非法手段致富的富人，而对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富起来的人，不仅没遭到仇视，反而深受推崇，正如调查所言的这些“富人配得上其财富”，他们获取财富并没有违背社会公平，反而彰显了社会公平的力量。

如何教育下一代省吃俭用

一个朋友带孩子外出旅行，退房时，朋友将房间里免费提供的矿泉水，还有没有使用过的一次性拖鞋都装进了行李箱。孩子看到后很生气，对她说：“你这种行为，真的让我好无语。这些东西也要拿。”

朋友对此很困惑，矿泉水、一次性拖鞋是免费提供给旅客的，为什么拿了，让孩子觉得不舒服呢？是不是孩子觉得这是“占便宜”或者“太小家子气”？

还有一个朋友也有类似的困惑。每次吃饭，他都有个习惯，将吃剩的打包，可只要有孩子在，就会闹出尴尬，孩子总会埋怨：“打什么包啊？你看周围其他人打包吗？”他尝试着告诉孩子，要养成节约的习惯，在餐馆点的菜，都是自己付了钱的，没吃完应该打包，不要“大手大脚”。但孩子对他说，这样做，没有“派头”。

我觉得，这两位朋友其实在用自己的行动对孩子进行节约教育。但为什么他们的言传身教效果并不佳呢？这恐怕与孩子所受其他方面家庭教育的缺失和当前社会的财富观、身份观有关。

这种家庭教育中，孩子很难感受到生活的艰辛、挣钱的不易，也就很容易缺乏对家庭的责任感，消费起来也就大手大脚。所以，当他们看到父母那么“节约”时，不会有震撼，反而觉得不可思议。

而他们所身处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意识。一些家境富裕的未成年学生认为，有“身份”的人就应该“大方”，他们还把节约和大方对立起来。于是，当他们走上社会，开始工作，就很容易成为“月光族”。对此，他们会埋怨生活成本太高，却忘记了自己的大手大脚。

最近我到江苏淮安市涟水县的郑梁梅学校参观，得知这所学校获得旅港慈善家郑兆财先生一个多亿元的捐赠。学校领导告诉我，郑先生几乎是裸捐，还曾经为兑现给家乡学校的捐赠承诺，卖掉自己在美国的房产。这样一位对家乡教育十分热心、出手大方的人士，生活上却极为“抠

门”。有一次他来校，住在当地的宾馆，离开时，他把宾馆中喝剩的半瓶水也要带走，让接待的人很是诧异。

其实，郑先生的这种行为，在很多慈善家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只是大家不太习惯罢了。在我国内地，央视著名主持人张泉灵就曾在微博上“控诉”民间公益项目“免费午餐”活动的发起人邓飞：邓飞的团队很“抠门”，他们让参加活动的嘉宾自己付差旅费，不舍得在活动贵宾间放矿泉水，买最便宜的连封皮都没有的聘书。因为他们是这么算的：一张上海到北京的往返机票是1000份“免费午餐”、两瓶矿泉水是一份午餐……

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不铺张浪费，要勤俭节约，这是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可是这种好的作风，似乎在逐渐“失传”。对学生进行健康的财富观、消费观教育，由此显得

十分迫切，这既需要家庭教育转变方式，同时也需要整个社会为学生的成长提供良好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