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默特·海耶斯
来源：《全球化》 2013年第12期
德默特·海耶斯
摘要：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快速增加，同时几亿人口不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一过程释放出新的消费需求，但也对中国的作物生产和畜牧养殖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华东地区人口分布和畜禽养殖的密度是世界上最高的，这很容易导致该地区成为各种新型动物疾病滋生和变异的温床。中国需要更多依赖国际市场来保证畜禽肉类供给。本文列出了随着政策调整可能产生的三个商业机会。
关键词：肉制品 贸易投资
作者简介：德默特·海耶斯（爱尔兰），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中心贸易与农业政策部主任、教授。
一、中国生猪和活禽养殖和宰杀方式发生了变化
2003年爆发的SARS病毒和2005年的H5Nl、今年的H7N9禽流感病毒都是由于病毒变异导致出现不同种群之间的传播以及动物和人之间的传播。这种变异的概率与禽类、猪和人接触的数量直接相关。
这对中国消费者来说并非好事，因为他们越来越热衷摄入动物蛋白，也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可用于购买。中国消费者喜爱食用鲜肉，因此，常见生猪和活禽被运往当地的小型街市，在售出当日宰杀。但是，这种屠宰方式显然增加了人畜之间的接触。中国畜禽养殖中有很大一部分（约40%）是通过后院圈养产生。同样，这种养殖方式使得人畜的接触变得非常普遍。中国政府一直希望把后院养殖场到街市的体系替换为现代化的封闭式养殖和冷链分销系统。好消息是政府已经成功将使用老一套系统生产的比例减少了至少一半。中国每年生产5230万吨的猪肉和1370万吨的禽肉，几乎所有的生产都是在占中国面积1/3的东部进行，该地区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
然而，改变后院养殖需要大量建设新的封闭式养殖场。这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本和熟练劳动力。因此，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即便出发点很好而且目标执行能力也很强，但问题还是这样的投资是否明智。显然，从自给自足的角度看，把这些新的养殖场建在中国国内自然是更好的方案。但是，只要畜禽本身还是依赖进口饲料，这种意义的“粮食安全”就并不完全具有合理性。因此，改变后院养殖带来的只是一定程度上流于表象的粮食安全感。它必须与成本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包括粮食价格和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性，这些都是巨大的成本。
二、中国维持现行自给自足政策可能导致的经济与环境后果
这些成本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坚持自给自足所产生的连带问题。中国不大可能通过继续增加畜禽的存栏数，以满足新步入小康阶层的人不断增长的需求，同时弥补因为减少后院养殖而损失的存栏数。
第一，转向现代化的封闭式养殖体系实际上会增加中国对商业饲料粮的需求。因为，后院养殖可以用家庭和餐厅厨余作为商业饲料的补充，但在商业化养殖场是不可行的。由此产生的
对饲料粮需求的增加，会使已经负担过重的饲料粮行业进一步承压，并有可能导致饲料的大规模进口。
考虑到谷物市场的经济规律，如果国产饲料价格达到进口平价，那么国内肉品生产的成本就会上升并远超过从谷物盈余地区进口最终产品的成本。预计用美国会计方法核算出来的中国胴体肉的生产成本，目前几乎是进口美国猪肉交货价格的两倍（见图1）。
第二，把畜禽养殖转向室内会导致许多动物近距离接触，从而出现疾病传染媒介集中的情况。其中有些疾病媒介是可以随风传播的，如：引发猪感染“猪繁殖和呼吸综合症”（PRRS）和猪肺炎支原体的病毒均有大约5公里的传播半径。为了应对这一情况，美国中西部地区的猪肉生产企业已经将种猪转移到州外远离养殖场的隔离区域，荷兰和丹麦的猪肉生产企业已经将其肥育舍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样的解决方案在中国似乎不太可行，因为一方面生产量巨大，另一方面西部地区缺少必要的基础设施。图2提供的数据表明疾病对于中国的猪肉生产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1996年，美国和中国单位存栏母猪的年产猪肉量大约为1.2吨。到2012年，美国单位母猪的年产肉量已经增加到1.8吨，而中国的单位母猪年产肉量实际却下跌了10%。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在单位母猪产肉率方面也遇到了增长停滞的情况。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应对猪肉产出率下降的做法是增加存栏母猪的数量，以弥补疾病带来的损失。但是，由于损失本身也是存量密度太高所致，因此，这样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可能会加重问题本身。
第三，中国的土地保有量相对较少，而生猪和家禽的保有量则分别占世界的50%和20%。这导致出现臭气、水污染、过度施肥等问题。中国畜禽养殖密度高的地区已经远远超过了最高的含磷量。如此高浓度的磷会严重破坏周边溪流湖泊的水质。
三、中美互利的贸易与投资机会
基于上述分析，与食品价格过高、污染或新型人畜疾病持续滋生有关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将逐渐暴露。届时，中国政府必须重新审视是否仍采取现行的粮食自给自足政策。这一过程将衍生出非常巨大、前所未有的贸易和投资机会。
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生产和消费趋势，这些数字可以说明改变方式能够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图3显示的是中美两国猪肉和肉鸡消费的趋势。从1990-2013年，中国猪肉的消费量增加了1.4倍。中国使用国内供应基本实现满足这些增加的需求量，但是如上文所述，这种自给自足的情况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随着后院养殖的逐渐减少和肉类消费需求的不断攀升，中国畜牧业持续发生的变化将带来
巨大的商业机会，包括中国对美的互利直接投资。下文描述了可以采取的三种贸易和投资模式。
（一）长期生产合同
图4显示的是整体消费量中，其他地理位置相似且土地稀缺的国家进口的比例。在1990年，日本、墨西哥和韩国进口猪肉及禽肉的平均比例是12%。到2012年，这一比例攀升到30%。如果中国采取类似的发展路径，将需进口数百万吨的肉产品，若中国进口1800万吨的猪肉（6000万吨的30%），这是美国目前生产量的两倍。
在世界市场供给相对薄弱的背景下，中国进口需求新增1800万吨将导致国际肉价出现大幅波动。例如，2012年所有国家猪肉出口的总量仅有约72.45亿吨。中国的体量太大，无法把国际市场作为补充供给的来源。尽管出口国的肉品公司很乐意接收大规模的现货采购订单，他们却不大愿意按照中国的实际需求来扩大生产，除非他们能够获得某种形式的保证，证明新增需求是稳定和长期的。
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中国就不会愿意依赖国际市场，因为存在价格被推高的合理担忧。对出口国的畜禽生产企业而言，它们没有增加生产的意愿，因为它们认为为了满足新的需求而做出养殖场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风险过高。出口企业需要的是某种形式的保障，即中国会持续购买新增的产量。中国所需的保障则是可以获得价格合理、数量可靠的肉制品。这一情况由于中国和美国的国内政治因素而变得更为复杂。如果中国开始依赖进口肉制品，消费者就会担心供应国实施禁运。如果中国购买养殖场和肉联厂的工作操之过急，将在美国生产商以及某些美国政界精英和一般老百姓当中引发争议。例如，在2013年5月的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的收购案中，我们就听到了很多针对本案的政治喧嚣。
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曾遇到类似的困难，当时他们找到了解决方案，这可以作为中国公司的样板。在20纪90年代，史密斯菲尔德意识到其北卡罗莱纳州肉联厂的猪肉生产遇到了经济和环境两方面的瓶颈。同时，由于肉联厂的许多建筑集中在很小的面积中，公司还受到了系
统性的疾病困扰。史密斯菲尔德的饲料大量依靠进口，因此在北卡罗莱纳州的生产成本远高于那些谷物供应有盈余的地区。
史密斯菲尔德如果为了解决其生产问题，选择在爱荷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新建养猪场，那么本地的养殖户一定会将其视作为外来的竞争对手加以反对的。史密斯菲尔德选择了另外的方式。它通过子公司墨菲布朗（Murphy Brown）四处网罗资金不足，但却希望拥有新型养猪设施的年轻养殖户。史密斯菲尔德负责安排建设的融资，而本地养殖户同意拥有这些养殖场并在之后的10年里清偿贷款。史密斯菲尔德为本地养殖户提供饲料和其他要素投入，然后取得生猪的所有权。它还为本地养殖户提供足够的生猪收购款让他们用来偿还10年期的贷款，并在合同实施初期允许他们每年留存一小部分收益。史密斯菲尔德的合同承包制让本地养殖户看到了堆肥产生的效益。同时他们知晓在10年合同到期终止时他们能够还清按揭，取得养殖场完全的所有权。本地养殖户可以取得生猪养殖的优势，但又无需承担其他养殖户需要面对的市场风险。
史密斯菲尔德找到了以具有竞争力和确定性的成本收购猪肉的办法，同时还能取得对饲料和基因的控制。这一体系并非没有争议，但是带来了双赢的效果。其他大型猪肉养殖企业复制了这一模式，爱荷华州每年的生猪喂养数量也因此从2000年的2300万只增加到2012年的3300万只。内布拉斯加州和堪萨斯州并未完全参与养殖承包计划，因为堪萨斯州的谷物价格比爱荷华州略高，而内布拉斯加州曾颁布一项法律禁止承包制推广。但是内布拉斯加州的法律后来被认定为违宪。堪萨斯州成为一个非常支持畜牧业的州，并且把大面积的耕地从种植小麦转为种植玉米和大豆。因此承包制得以推广到这些州，使所有参与方都受益。
中国的利益攸关方也可以借鉴这样一种互利的模式，即提供建设融资，然后安排饲料供货或出钱请本地养殖户进行喂养。养殖出来的畜禽可以在当地的肉联厂或在某中国公司融资兴建的屠宰厂内，按照约定的费用进行屠宰。中国公司保留养殖牲口的所有权，同时可以要求养殖场按照中国人的口味和监管要求来进行喂养。例如，制约美国猪肉对华出口的一大障碍是中国政府对猪肉产品使用莱克多巴胺持零容忍的政策。莱克多巴胺是能够促进瘦肉形成的一种添加剂。但是在上述投资模式下，投资的中国公司可以明确要求喂养的饲料不得添加莱克多巴胺，同时要求肉的分割符合中国市场的规格要求。由于牲口所有权掌握在某中国公司手里，因此中国消费者对食品供应安全的担忧就可以打消，这种所有权机制也有助于减少新出台贸易壁垒。在美国这一方，养殖设施所有权为当地养殖户所有。而且这样的投资扩张可以在美国创造新就业，这有助于缓解对于外国企业在美国从事畜禽养殖的担忧。由于这一体系拥有巨大的成本优势，因此完全可以为当地的畜牧养殖户提供高额的经济效益。这些承包合同可以让年轻的养殖户继续参与农业生产，减少美国农村地区人口的流出，同时这一时期就业与经济发展又是美国政府最重视的政策，包括促进美国农业大州的发展。
（二）动物部位套利
无论所饲养动物的体重或品种，均被分割为同样组合的部位。但是美国和中国消费者对食用不同部位有着非常不同的偏好。不同部位销售的市场趋势与价格数据表明：美国消费者更偏爱动物中段的大块、鲜嫩的肌肉，主要包括猪的腰肉、里脊、肋排和脯肉以及鸡胸肉。相比之下，中国的饮食文化则是更多使用较小块的，但是可以很入味并且很有质感的动物部位，包括猪的蹄膀、内脏、头、尾、脚和耳，以及鸡头、翅尖和鸡爪等。口味差异在中美之间非常明显，并且植根于饮食传统和口味偏好。即便是两国不改变为满足国内需要而养殖的牲畜的数量，这也为两国创造了贸易机会。
动物部位套利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且在最近新推出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如中国政府坚持只能进口不使用莱克多巴胺的猪肉）之前，它已经成为了中美两国鸡件和猪杂肉贸易的基础。但是这类贸易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中国进口猪肉或禽肉的量一直不超过其需求量的4%。美国的肉联厂依旧把超过一半以上的动物活体送往畜体废料加工厂进行热处理之后变为
动物饲料。这一过程几乎没有为畜体带来任何的价值增值，而且白白浪费了本来可以对华出口创收的产品。这类贸易之所以落后主要的原因包括中国针对美国猪肉、禽肉和牛肉出口设置了贸易壁垒，以及美方拒绝为中国对美出口的熟制鸡胸肉提供美国食品安全标准检验所需的资金等。双边贸易量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潜力。这是因为美国肉联厂按照销售金额考核其销售队伍。由于中国最愿意进口的产品从销售角度而言在美国属于低价产品，这导致销售人员没有动力去为这些脚料寻找美国之外的消费市场，如中国。
此外，一些习惯性的做法久而久之也变成了障碍。例如，美国生产猪肉的屠宰厂一般允许血、骨和一部分的胴体脂肪接触地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块肉就被宣布不得供人食用。猪肺和后脚也属于不得供人食用部位，显然因为猪肺一直被认为是感染源，而猪胴体悬挂时都是用钩挂穿过猪的后腿。许多肉联厂把大块的内脏拿去做畜体处理，因为如果要转为供人食用需要对内脏进行冲洗和化学处理。
湾世贸易公司（Bayworld Trading）成立的历史可以说明目前存在哪些这类贸易的机会。湾世贸易公司是旧金山的一家初创企业，它的创始人都是斯坦福大学的MBA学生，最早成立公司只是为了完成一个MBA课程的项目。尽管如此，公司的成立却是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机会的挖掘。这些学生意识到牛胃在美国用氯处理之后降低了它在中国的价值。因此，公司开发了新型的洗净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也让公司获得了成功。实际上，湾世公司曾几乎一度买断美国牛肉企业生产的所有瘤胃、蜂窝胃、百叶和皱胃等。2003年，美国爆发牛海绵状脑病（BSE）之后，中国对美输华牛肉实施了限制，导致上述贸易机会丧失，同时其他原本有意投资此类贸易的公司也放弃了念头。但是不管怎样，这背后的商业机会还是非常巨大的。
每一个肉类屠宰行业的厂长都需要应付大量的产品，他们的业绩考核是看带来的回报金额。因此，如果肉联厂想要加快屠宰加工的速度，它们一般会为每条生产线配备更多的工人，而减少每一位工人需要操作的步骤。屠宰加工线上寸土寸金，因此一条生产线上可能会站满工人，导致没有空间用于额外的切割。每一次去美国的屠宰厂参观，我们都会指出有一些可供食用的产品具有对华出口或向其他海外消费市场出口的价值。但是屠宰场的反应基本上都是美国公司曾经尝试过为产品增值，但是最后都因为需求出现波动而止步。一般都是新顾客出现，表示愿意为某些产品支付溢价，然后鼓动肉联厂的厂长针对该机会对加工线做出必要的调整。但是，等做完调整时，进口政策、汇率或进口商购买行为的变化会导致需求下跌。这样一来，该产品卖不掉就只能堆放到冷库。然后进口商看到冷库堆积的这些产品就会见机压低收购价。同时，可供调整和出口的这些产品目前的售价相对偏低，这一事实也抑制了开拓中国和其他新市场的意愿。如果高价格的出口产品按照每吨4000美元计价，销售人员在出口时加价20%就可以比销售价值为500美元而加价40%的产品赚更多的利润。
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让包括中国投资者在内的创业者从潜在的进口商取得长期收购承诺，同时向美国肉联厂提供长期收购合同。这些创业者可以在肉联厂附近租借厂房，就地进行产品改造或二次加工。简言之，如果能够取得中国需求的保障，那么就能够在这个领域创造出一个稳定并具有吸引力的市场，从而填补空白或者改变之前停停走走的做法。
（三）来自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
2013年初，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开始辩论一系列改革，旨在通过让市场和民营企业扮演更大的角色，从而刺激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一方面，国家通过高额的补贴和价格调控，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价值较低的作物，来维持自给自足。另一方面，中国的农民缺少产权保护，因此不愿做出固定资产投资。用作农业现代化的新资本中有许多来自于中国政府。如果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力量，那么将会促成怎样的变化呢？图5显示的是哪些具有共性的力量在影响着日本和韩国，让其改
变了种植作物来满足畜牧养殖饲料需要的传统。日本和韩国的农民现在几乎已经完全依赖进口饲料。
如果中国采用类似的发展路径，那么原本在数百万英亩土地上只耕种玉米和小麦的数千万农民就可以从田间解放出来，转而去生产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作物。中国将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找到优势，因为不管出现哪种情况，中国的农业部门都将继续拥有几乎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单位耕地面积可用劳动力的数量。如果这些土地和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去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作物，中国将可成为花卉、装饰性植物、水果、莓类、景观植物、蔬菜、果汁、蜂蜜、香料和其他几十种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并且生产这些作物的成本主要来自于劳动力而非土地。这些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可以在快速扩大的国内市场上销售，或者出口给农业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国家。按照这种发展势头，美国将成为饲料粮和肉产品对华出口的主要国家。前文提到的建议有助于减少中国对粮食安全的关注，同时中国也可以通过出口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农产品从而抵消这部分所需的进口。这种双向贸易有助于加强双边关系并让双方政府减少对产品自由流动的干预。
这是一种互利的投资模式，因为成功的创业者会看到这些有利可图的作物或产品，并且建设相应的贸易基础设施与出口市场。在某些领域，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例如苹果汁、蜂蜜、大蒜或其它蔬菜。201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约10亿美元的加工水果和蔬菜。水果和蔬菜
汁的进口额为6.34亿美元；新鲜蔬菜的进口额增加到1.68亿美元（2008年为9100万美元）。
在中国出现的市场激励正好可以提供一个机会来证明比较竞争优势理论的巨大威力，并且用这种威力来改善太平洋两岸的生活标准。
责任编辑：李 蕊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