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伴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任何一国的经济波动都有可能在短时期内传递到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也会相互影响。这一背景下，一国在追求内外均衡目标的过程中，不能仅从本国角度孤立地制定经济政策，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变得日益紧迫和重要。

Cooper（1969）最早提出了相互依存理论，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随着博弈论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两个大的分支：一个是建立在博弈论方法基础上的最优政策分析；另一个是通过建立多国模型并利用实际数据对协调收益进行实证研究。此外，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发展以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侧重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研究，提出了一些政策协调的制度规则。近些年来，随着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很多学者对主权国家如何在超国家的货币一体化组织构架下，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达到联盟内部的最优政策配置进行了研究，从而推动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新发展。

第一部分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

在一个经济体内部，自由竞争的经济机制依靠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使得分权化的决策从总体上达到最优效果。那么这一分权化原则能否推广到世界范围内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不同经济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一国独立制定的经济政策会对其它国家产生溢出效应，若其他国家针对这一溢出效应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则这些措施反过来又可能会对该国的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一国在考虑内外均衡的实现时，必须将政策的溢出效应考虑进去。早期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围绕国际经济相互依存问题和政策的溢出效应展开研究，它实际上分析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从而成为该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石。

美国经济学家Cooper（1969）最早对国际经济相互依存问题进行研究，此

后，又有一些经济学家在Cooper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形成了相互依存理论。总体来看，相互依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经济结构上的相互依存，即两个或更多的国家经济相互之间高度开放，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事件、经济活动就会强烈的影响到其它国家的经济事件或经济活动，这是由于结构上的开放，引起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第二，经济目标上的相互依存，即一个国家将会关心和注意另一个国家的经济目标，有时一国经济目标的实现要依赖其它国家经济政策的配合，例如，稳定外汇汇率，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等。第三，两个或两个以上外生干扰因素之间相关度差异所形成的相互依存。如果这些干扰因素是低度相关的，那么，当一个国家受到外生干扰冲击时，另一个国家受到的影响程度就比较小；但是，如果两个国家外生干扰因素的相关程度比较高，则会加强相互之间的关系。第四，国家间经济政策上的相互依存，即一个国家的最佳政策能够实现，取决于其它国家的行动，这种政策上的相互依存是由于结构上的相互依存和目标上的相互依存所直接引起的。

相互依存理论认为，相互依存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好处，例如，促进了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不断自由化，促进了世界资源更有效地利用。但是，不争的事实也有力地说明，国际间经济越来越大的相互依存性极大地降低了国内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并增加了向世界各国的溢出效应。实际上，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一国采取经济政策和措施以实现内外均衡的过程中，其政策的效果和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其它国家的政策、行动和做出的反应。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减少了，其政策的作用与效力便难以预测。因此，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各国的经济政策应该相互协调。而且，随着国际间相互依存的增加，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变得更加重要甚至不可或缺。

相互依存理论中，对溢出效应的分析是该理论的核心。但是，实际上，经济学家们早在相互依存理论提出以前就已经考虑到了溢出效应问题，这反映在早期很多经济模型“小国经济”的假定上。例如，著名的Mundell-Fleming模型就是一个“小国经济”模型，“小国经济”的假定，本质上就是为了避免溢出效应产生复杂结果而刻意简化的设定。当所有国家都是小国经济的时候，一个国家实行的政策措施对其他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不产生影响；而对于大国经济，本国活动影响世界产出水平，本国与外国的变量必须被同时决定。因此，只有在引入了

“大国经济”的概念之后，考虑国际间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影响才有必要。

许多学者，如Hamada（1976, 1979）、Currie和Levine（1985）等，都对政策溢出效应进行了讨论。综合这方面的研究，一国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一般来说可以通过以下三条渠道传导到其它国家：第一，通过实际收入联系机制，即通过实际收入水平调整而直接产生影响。这一条传导机制可以用外贸乘数模型进行说明。国内产出由国内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决定，进而取决于本国与外国的收入水平以及相对价格和利率水平。对于大国经济，外国的经济扩张会引致本国与外国的收入一同增长，这一变化会反馈回外国，进而引发新一轮的调整。即使每一轮的调整只包含微小的变化，但其累积起来总的影响不容忽视。于是，不同经济之间的依存程度就直接取决于对外贸易在各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2、通过货币联系机制，即通过货币存量变化引致的调整。这一传导机制可以通过Mundell-Fleming模型（Mundell, 1963; Fleming, 1962）进行说明。Mundell和Fleming指出，货币联系机制可以通过贸易收支和资本流动两条途径发挥作用。在固定汇率制下，贸易收支的变化改变外汇储备水平，从而使国内货币供给发生变化；有利率差异或货币贬值预期引起的资本流动同样也会改变外汇储备和货币供给，进而影响利率和产出。在浮动汇率制下，贸易收支失衡则会直接引致汇率调整和价格变化；同时资本流动也会引起汇率调整并抵消外汇储备的变动。这样，溢出效应就包括货币存量变化的净效应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收入变化的后续效应，其影响取决于不同经济之间的资本流动规模以及一国内部实际部门与货币部门的结合程度。在大国经济的情形中，固定汇率制下，无论资本流动性如何，货币扩张总是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而财政扩张的效果却是不确定的。在浮动汇率制下，国内货币扩张可在提高本国收入的同时降低利率，导致资本流出、货币贬值，并促进产出进一步提高；而货币贬值会减少国外收入。这样，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是负的。相反，财政扩张在提高本国收入的同时提高利率，引致货币升值，而这意味着外国的相对扩张。3、通过价格及贸易条件联系机制，即通过相对价格的调整效应。这一传导机制可以通过Hamada-Sakuri模型进行说明。Hamada（1976）最先意识到，大国经济产生的价格溢出可能会影响其他经济。通常，国外价格水平相对于国内价格的变化具有以下影响：⑴ 进口投资品价格的变化会对国内总需求及产出形成冲击。⑵ 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可能会导致工资上涨、劳

动单位成本提高以及价格水平的普遍上升。⑶ 进口商品价格水平发生变化，而对出口在短期内相对稳定，会通过贸易条件变化及贸易收支变动影响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水平。Hamada 和 Sakuri（1978）指出，在固定汇率制下，贸易条件与实际收入传导机制均有效；在浮动汇率制下，尽管只有前者发挥作用，但仍然会导致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改变；只有在既无价格传导又无资本流动的情况下，才会实现不同经济之间的“绝缘”。实际上，上述三种传导机制经常是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的，而且溢出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溢出效应的普遍存在，使各国政府面临着这样一种现实，即如果各国都想实现其经济目标，就必须有其他国家相应政策的配合，需要各国的政策协调。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政府都认识不到这一点，或者不愿承认这一点，而以本国的利益为重，实行以邻为壑的政策，而各国这种各自为政的非协调经济政策往往又会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必要的动荡。因此，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不仅有利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还能够增强世界经济的稳定性，提高世界经济运行的效率。

第二部分 最优政策分析和协调收益的实证研究

相互依存理论和溢出效应的分析阐明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随着博弈论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关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最优政策分析（Policy-Optimization Analysis），另一个是对协调收益进行实证研究。

一、最优政策分析

最优政策分析以博弈论分析方法为基础，主要是在宏观经济政策相关变量明确的条件下，建立考察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福利状况的理论模型，进而分析政策博弈最优经济后果的一类研究。在最优政策分析的框架中，博弈主体是各国政策制定者，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外生给定的偏好函数或损失函数，各博弈方的相互策略反应和策略选择也是外生给定。每个博弈方是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按照最大化自身福利函数做出策略选择。最优政策分析就是研究政策博弈方对宏观经

济环境的任何变化如何进行政策协调以达到整体福利水平最大化。一般来说，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最优政策分析是从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两方面展开的： （一）静态博弈基础上的最优政策分析

Hamada（1976）首次将博弈论应用到政策协调的问题中，研究了一个简单的静态两国对称模型，双方博弈的策略行为只进行一次，私人部门的预期是一种适应性预期。该模型将各国政策目标定义为福利函数，政府在选择政策工具时必须考虑其他国家可能做出的反应，在此前提下进行最优化决策。模型的结果类似于“囚徒困境”的非合作纳什均衡解，如果两国都希望国际收支顺差，那么非合作行为就会导致双方经济趋于衰退，而这正是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滞胀时期的突出特征之一。一旦外国的反应遵循某种固定规则（如钉住汇率制度）或者忽略对方决策的损失较小，决策者就可以先行选择自己的政策工具，即以本国为先导者产生斯坦克尔伯格解。该结果总是有利于先导者而对跟随者不利，结果由于双方不愿长久充当跟随者，博弈最终将会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即为例证。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本国政策在国内的作用及其在国外的溢出效应，部分取决于外国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政策。

Canzoneri 和 Gray（1985）用类似的方法考察了两个对称经济体，假定这两个对称经济同时遭受攻击冲击且只有一条溢出效应的传导途径，两国政府均以实现充分就业、避免通货膨胀为目标。他们重点研究了不同经济结构下政策制度对溢出效应的影响，认为制度上的差异使各国的政策反应存在明显不对称。研究结果表明，非合作决策帕累托有效的必要条件是所有决策者的目标与偏好必须完全一致，而各国追求的是国内目标而非国际目标，因此分别决策下不可能满足这一条件，只有通过适当的政策协调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Qudiz 和 Sachs（1984）也建立了一个静态博弈模型，来考察政府的最优政策。他们指出，如果政府在短期内以通货膨胀为目标，升值本国货币，其纳什均衡解是过分紧缩，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则对双方经济都是有益的。

综上，从静态博弈的角度来看，政策协调很显然优于非合作的政策。但合作的静态博弈面临着一些问题，如欺骗问题、搭便车问题等，不过一些学者认为强调道德危害问题也许有点过分，因为在多期的博弈中，早期获得的收益可能由于将来伙伴国的报复而导致将来福利的损失。

（二）动态博弈基础上的最优政策分析

上述静态博弈基础上的最优政策分析，实际上隐含假定经济政策能够立即生效，很少考虑当前决策对未来的影响，对预期事件的反应也常常被简化处理。现实中政府决策的出台具有时滞，而且当期政策的效力在以后各期才能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在考虑理性预期因素后，国际政策协调实际上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动态博弈。

Hamada（1979）、Klein和Leffler（1981）等学者分析了货币合作存在的两种失败情况：一种是搭便车行为。为防止政策溢出，各国采取合作可能改善各国的福利函数，但是货币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体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那么合作带来的福利增进就成为类似公共物品的东西，那么货币合作将可能因搭便车行为缺乏制约而失败，即合作为逆效合作。二是国际货币合作的持续性和可置信度问题。由于政府间的货币合作往往时分时合，矛盾重重，因此私人部门对其可持续性持怀疑态度，这在对汇率的联合干预方面尤其突出。

Rogoff（1985）将政策一致性及政策可信度的思想引入政策协调理论，指出在动态结构中，即使没有获得新的信息，博弈开始时各国确定的最优策略也会发生变化。Rogoff分析认为，由于政府政策的非一致性，而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如果不相互协调固定汇率，政府采取非预期货币政策的可能性会上升。因此在非合作条件下，通货膨胀率比合作的条件下会更高。Rogoff用博弈理论分析了这个结果，在多个参与者的博弈中，如果部分合作，部分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则情况会更糟。

动态博弈强调信誉的重要性。Currie 和 Levine（1987）考察了事先有承诺协调和事先没有承诺协调的收益。他们建立了一个两国模型，包括两国政府和一个私人部门，假定都具有前瞻性。政策分为是否协调、是否有信誉。根据他们的研究，关于无信誉协调政策和无信誉非协调政策的相对比较问题没有一致结论，依赖于冲击的本质：在总供给冲击的情况下，无信誉的协调会导致福利减少，但在总需求冲击下，无信誉的协调则会增加收益。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非协调的信誉政策下情况最糟，政策似乎也更加不稳定。此外，在浮动汇率的条件下，有信誉的货币政策通过预期的利率途径影响即期汇率。但是如果政府不进行合作而追求同样的政策，最终结果是过度膨胀或过度紧缩。相比之下，合作的信誉政策

较其他方法提高了福利，因为他们使得政府获得信誉收益，避免了由于相互不一致的目标所导致的福利损失。Currie和Levine研究的结论为，从协调和信誉获得的收益应该是相互依赖的，只有在协调下，政府才能获得收益，但是只有当政策是有信誉的，才能获得协调的主要收益。

二、协调收益的实证研究

除了在博弈论基础上构建模型来分析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外，一些经济学家还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并利用实际数据来检验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收益的大小。目前，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文献，这些文献通常将政策协调收益定义为两种模拟结果之间的差异，前者是各国独立确定政策的纳什均衡，后者是政府在政策合作假设下达到的帕累托均衡。

Oudiz 和 Sachs（1984）最先对政策协调的收益进行了检验。他们建立了简单的两国经济计量模型和国家福利方程，在这些福利方程中，目标变量是产出缺口、通货膨胀率和经常账户盈余，在此基础上，Oudiz 和 Sachs检验了美国、德国和日本1984~1986年间进行政策协调的潜在收益。当时美国力图刺激经济增长，德国优先考虑控制通货膨胀，日本则注重经常账户的变动。模拟的结果并未表明政策协调带来特别显著的收益，德国和美国的收益大约是GNP的0.2%，而日本则稍大于0.7%。

Oudiz 和 Sachs之后出现的对政策协调收益进行实证检验的文章，基本上都是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和国家福利方程，其中，计量模型的参数或者通过估计决定，或者通过标准化决定，而国家福利方程则通常都包含Oudiz 和 Sachs文章中使用的变量。尽管后来的这些实证研究在方法上存在着不同，但绝大多数对政策协调收益的估计值都和Oudiz 和 Sachs所估计的近似。

与大多数关于协调受益的实证研究相比，Holtham 和 Hughes Hallet（1987）的研究结果较为乐观，得出的协调收益是GNP的6%~7%左右，至少为3%~4%。然而，这仍不能说服任何政府为了这些不确定的收益而放弃自己的特定目标，况且很难顾及政策协调的收益如何在各国之间进行分配。但是研究者们发现政府信誉问题的确具有重要影响，当政府信守以往的政策承诺时，政策协调的收益就明显增加。

上述实证分析也并非无懈可击，协调政策只有在带动经济脱离不理想的非均衡状态而进入均衡的增长轨道时，才能真正体现出它们的价值。通过模拟均衡状态估测政策协调的结果，漏掉了使系统从非均衡状态向动态均衡转化而获得的协调收益，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遗憾。再者，由于溢出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对政策的执行时机进行协调是国际政策协调的一个关键部分，但绝大多数经验分析无法对此做出判断，这也影响了对收益的估计。考虑到这些因素，国际政策协调的收益可能比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要大得多。

第三部分 政策协调的制度规则研究

除了从最优政策分析和对协调收益进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在肯定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积极作用的基础上，侧重于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制度设计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些政策协调的制度规则，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Mckinnon（1984）建议实行固定汇率制，他提倡通过货币协作维持固定的名义平价和使不同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相一致。他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汇率变动可以实现经常账户的均衡是一种错误，如汇率贬值，竞争力上升，经常账户盈余，但是国内实际支出也增加，抵消了经常账户的改善。作为一种选择，Mckinnon认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保证经常账户均衡的一个手段。其次，购买力平价是均衡汇率的一个重要基准，名义均衡汇率水平应该使得国际上贸易品的价格相等；第三，货币替代是汇率不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Mckinnon建议采取固定汇率制。

第二类，Williamson（1985）提出了汇率目标区的建议。Williamson指出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可能导致汇率的大幅波动；二是它不能够施加足够压力以协调有关国家的经济政策。但是和Mckinnon不一样，Williamson并不提倡回到固定汇率制度，实际上他相信一个浮动的和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更加适合不同的通货膨胀率。在他看来，建立汇率目标区减少了预期形成的不确定性和汇率的短期波动。他主张通过干预和利率差异来稳定汇率，而全球的实际平均利率和国家财政政策用来调节名义支出。外部和内部均衡的冲突通过周期性的实际汇率调整来解决。Williamson相信财政政策应

该调节经常账户，因为实际汇率不影响财政政策，而全球性的货币供给应该用来控制全球性的物价水平，非冲销干预应该用于使购买力平价成立。

第三类，通过财政政策控制经常账户的一些建议。Genberg 和 Swoboda（1987）、Boughton（1988）解释了IMF的观点，“一般来说，支出变更政策对经常账户有直接的和较强的数量效果，相比之下，支出转换政策对汇率的影响较大，但对经常账户的影响有限…相对于总需求的稳定，财政政策作为调整经常账户的工具较货币政策有比较优势”。 Genberg 和 Swoboda主要是关心纠正经常账户的不均衡，其分析框架接近于理性预期下的货币方法，假定正确的政策搭配能够取得经常账户均衡，但他们忽略了实际汇率不恰当调整的危险。他们认为财政政策控制经常账户比货币政策有比较优势，就政策协调而言，政府应该执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因为他们认为不安全的财政政策是不利外部性的重要来源，实际上如果各国财政政策不相容，对各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有不利效果，最好的方法是调整财政政策，而不是通过货币政策调整汇率。Boughton认为，经常账户的不均衡主要在于可支配收入跨代的转移，他指出货币政策对经常账户均衡的影响是模糊的，提倡由财政政策控制外部目标。因此他主张政府应该通过国内财政政策实现经常账户目标，而通过货币控制追求自己的内部目标。

第四部分 影响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障碍

经济学家们用政策优化的方法得出了进行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可以实现帕累托效率，使各国的福利均接近最佳点，整体经济福利也高于非协调状态。但是从实际考察来看，国际政策协调中还有很大的收益潜力未被挖掘出来，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仍然有许多重要的因素阻碍着政策的协调。

一、政府政策的可信度

Barro 和 Gordon（1983）建立了一个博弈模型，用政府和私人部门关于政策制定与反应的博弈过程来说明政府的信誉问题，并推广到了国际范围的协调过程中，认为信誉方面的问题是国际政策协调收益甚微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下对该模型的机制进行简单介绍。根据Barro-Gordon模型，当一国产出水平很低时，政府希望创造没有被预期到的通货膨胀从而对经济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尽管这

种促进可能是非常暂时的。起初，该国的私人部门根据政府的承诺进行预期，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政府私自改动了政策安排，私人部门变得越来越理性，于是在以后进行通货膨胀预期时就将政府的信誉问题考虑了进去。久而久之，政府与私人部门就达到了无效率的纳什均衡点，表现为长期产量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但通货膨胀率却相当高。将这一过程推广到国际范围内，一国政府也可能在参与了政策协调之后又进行私自的政策安排，此后其他国家会将该国的违约行为考虑进去，逐渐又回到了原来非合作的纳什均衡点，从而使形式上的政策协调失去了实际的意义。

Rogoff（1985）进一步指出，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通常要求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与Barro-Gordon模型中演示的国内信誉问题交织在一起，更加深了实际协调中的低效率。一国政府所追求的往往主要为两个目标：经济增长和汇率稳定，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情况下，几个国家可以共同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而汇率由于几个国家同时的货币扩张则不会发生大的改变，这是许多经济学家曾经倡导并引为论据的协调理论。然而，Rogoff指出，这种情况更增加了各国政府实行高通货膨胀的动机，这一扩张动机与Barro-Gordon模型中所示的扩张动机交织在一起，可以完全抵消政策协调中正溢出效应，因而在实际过程中，国际政策协调的效果会十分微小。

基于上述政府政策可信度问题导致国际政策协调效果不佳的情况，相应的政策建议就是，可以通过把政策协调过程中的政策选择规定的更为严格，或者对违约给予更加严厉惩罚的办法，使政府政策的可信度提高，从而减少政策协调这方面的利益损失。

二、对经济运行的看法不一致

各国政府有时对经济运行的看法不一致。Frankel 和 Rockett（1988）指出如果各国政府对于本国经济内在机制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内在机制看法不一，即各国在政策变动对政策目标有多大作用或影响力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进行政策协调就会使情况变得更糟。Frankel 和 Rockett（1988）用十个多国模型来表示美国和欧洲关于经济运行的观点，假定每一方用它自己的模型测量达成一项交易的福利效果，政府之间不交流信息，当他们根据自己的模型和目标发现协调是有益

时，就同意协调政策。他们用所有的十个模型测量每一个协调的结果，分析了100个潜在的交易和1000种可能的结果，发现仅有半数左右的情形参与政策协调的国家或地区能够获取收益，更何况，各国在进行经济模型设定的时候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对实际情况不可能有完全的了解，也不可能有统一的认识，从而使协调收益大打折扣。Frankel（1988）指出7国部长级会议在协调中直接阐述自己的观点要优于直接告诉对方怎样调整它们的政策。

总之，对经济运行的观点不同是政策协调的一个重要障碍，当政府愿意政策协调时，是因为他们相信政策协调能够通过国内政策的实施提高福利。当他们考虑协调时，可能相信本国政策是适宜的，总希望对方调整本国政策以实现共同的目标。

三、政策目标看法上的不相容

当政府有不相容的政策目标时会导致政策协调的困难。Eichengreen（1985）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了协调国家之间目标上的冲突会极大地损害协调的收益。假定有两个比较相似的国家，两国的工资刚性且政府非常贪婪，每一个国家都想拥有世界上3/4的财富（黄金）。如果每一个国家独立地选择自己的政策目标，不断提高利率从而吸引世界上的资金和黄金，结果它们达成了一个相互制衡的状态，即两国拥有相等的黄金数量，但却具有相当高的失业率。目前，它们有两种选择来解决这个矛盾，一是两国进行货币政策的协调，即利率的协调，但并不表示出它们的实际目标，这就是很多经济学家们所想的政策优化性协调；或者，它们互相坦白自己的政策目标并进行调整。但是如果它们相互坦白目标却不想进行调整又会发生政策目标上的冲突。实际上，这一简单的例子与各国所追求的经常项目顺差以及多种目标组合没有什么不同，目标上的冲突必然是国际政策协调面临极大的阻碍。

四、政治和制度的约束

财政政策不能协调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障碍，其基本问题主要是政治性的。总的来说，财政政策在任何西方国家的弹性都较小，政策协调可能由于法律体系的不同而更加困难。货币政策的协调相对容易，中央银行通常具有独立性，因而一

般能够及时而迅速的变动，而无须达成政治上的一致。

实际上，许多国家不愿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对大国来说，国内问题主宰着政治生活，货币当局经常面对着强硬的国内反对派，因而不能也不愿意追求国际协调政策。国际协调意味着经济政策的较少自由，而未来收益却不确定，毕竟，就国际收支的均衡、贸易流量和利率等协调的预期结果很难量化。而且关于采取哪些政策，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观点。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同，各自都从本身的利益出发，一个大国与小国相比，更不易为其它国家的政策所影响，从而导致国际协调的困难。小国比大国则更愿意政策协调，因为他们必须忍受大国政策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同时又不能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小国的国际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相对大国来说更为重要。所以对一个大国来说，稳定的汇率相对于国内政策目标来说是不重要的；而小国对汇率安排比大国更感兴趣，通常以本国货币钉住某个大国货币，而大国或大国集团则希望松散的汇率安排。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一方面面临着障碍，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才更加需要协调。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最终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最终的利益能否协调一致。

第五部分 与欧洲货币联盟相关的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研究

1999年欧元的发行标志着欧洲货币联盟正式成立，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推动了整个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发展。欧洲货币联盟中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在于联盟内存在的制度外溢性和地区外溢性。制度外溢性是指欧元区内货币政策实现中央化，统一于欧洲中央银行，而财政政策却保持非中央化，分散在成员国政府控制下，由于欧洲中央银行和成员国政府关于通货膨胀和产出的政策目标偏好存在差异，必然会产生联盟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间的相互溢出。地区外溢性是指由于联盟内要素流动性和信息公开性的提高，欧盟成员国在财政政策执行时彼此间将产生外溢性，同时，联盟层次的政策执行也会对地区层次带来外溢性。在以货币政策为主导的非对称结构欧洲货币联盟中，如何在现有游戏规则下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避免

制度和地区的双重外溢性，达到联盟内部最优的政策配置，成为理论界研究的新焦点。与欧洲货币联盟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共同货币当局独立性和信誉问题

Mourmouras 和 Su（1995）在成员国债务稳定的前提下，提出共同货币当局和成员国政府之间的一个博弈模型，认为如果共同货币当局独立性和信守物价稳定的承诺能够保证，将有利于一个货币政策主导的体制的形成，这样可以严肃财政纪律，防止无约束财政政策对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Beetsma和 Uhlig（1997）在对税收发生扭曲情况下通货膨胀税和铸币税创造激励的问题进行研究时发现，如果央行缺乏信守承诺的能力，政府赤字融资要求将最终迫使中央银行放弃物价稳定目标，从而出现更高的通货膨胀；而一个独立的信守承诺的中央银行，则能够不为政府预算赤字所虑，起到对财政纪律约束的作用。Artis 和 Winkler（1997）的研究认为，在一个货币联盟中，如果货币当局坚定地信守物价稳定承诺，而各成员国财政当局将这一事实视为既定前提而采取斯塔伯格博弈中追随者的策略，那么就会有利于一个物价稳定和财政谨慎的体制形成，从而避免了政策决策中的冲突和不确定。

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互作用的问题

Levine 和 Brocine（1994）研究发现，在一个由非中央化的财政政策和不谨慎的共同货币当局组成的货币联盟中，容易产生通货膨胀倾向和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当存在财政合作或财政领导时，则可以严格财政和货币政策纪律，避免上述情况发生。Cooper 和 Kempt（2000）在一个两国模型中分析了组建与不组建货币联盟两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行为。在货币当局与财政当局存在一致的政策目标时，如果货币当局居于领导者地位，则货币联盟是帕雷托效率改进；而如果财政当局居于领导者地位，则只有在财政当局赤字融资被限制和经济总量冲击高度相关的前提下，货币联盟才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Dixit 和 Lambertini（2003）的研究认为，在一个货币联盟中，如果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者对理想产出水平和通货膨胀水平拥有相同目标（目标偏好的权重可以不同）时，产出和通

货膨胀的纳什均衡都可以达到理想水平；而如果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偏好不一致，又无法协调，那么最终产出和通胀水平将超过所有政策制定者的理想水平。

三、财政约束和协调问题

Alesina 和 Drazen（1991）提出，在货币联盟中如果其它国家主动控制债务和赤字发生，提供财政纪律公共产品，则每个国家都会存在一种放松自身预算的激励，从共同预算稳定中搭便车，最终导致共同财政纪律松弛，危及共同货币的信誉和货币联盟的稳定；而《马斯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则可以作为一种成员国财政协调的外在约束机制，减少各国财政的溢出（Allsopp 和 Vines, 1996）。Giovannini（1994）也指出，对财政预算硬约束的规定，可以阻止成员国将内部财政困难输出，危及整个联盟的利益，在缺乏“共同联邦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关于财政约束的条约规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当然也存在着与上述相冲突的观点，如Dornbusch（1997）认为，财政约束虽然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在实际中，如果共同货币当局信守承诺的话，这样的约束反而会束缚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功能的发挥。财政协调源自成员国间财政政策的相互溢出。Laursen 和 Metzler（1950）通过一个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曾分析到，一国财政支出的扩张，将增加本国产出水平，但通过对世界利率的溢出效应，将使其他国家的产出下降，其国内开支增加最终被负向传递到其他国家。Masson 和 Taylor（1992）考察了ERM体制下德国经济状况的变化对其它成员国利率和汇率的重要外溢效应，发现德国财政扩张在增加本国产出时，倾向于降低其他成员国的国内产出，形成外部溢出的负效应，从而强调了财政协调的重要性。也有一些学者反对财政政策协调，如Eichengreen（1996）认为，在EMU中财政政策跨界溢出的负效应并不显著，从而使超过《马斯赫特条约》规定之外的财政政策协调经济收益十分微小。Beetsma和Bovenberg（1998）进一步指出，如果在成员国层次上有足够的空间让市场机制和财政“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话，财政政策的跨区溢出效应也许相当有限，从而导致财政政策协调多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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