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

案头摆着三巨册新买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以下简作《提要》)。近年来我已减少买书,但对工具书情有独钟,作为例外,仍注意购进。这是《人民日报》社柯愈春先生撰著、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全书五十八卷,我逐字逐句读了书序、后记、开头十卷,其他各卷和索引随手翻阅过,今据此试作评论。

一

我在求学期间读过数十种明清人诗文集,参加工作后又读清人别集,多少了解其史料价值。但清朝灭亡已近一世纪,清人别集有多少种?始终是个未知数。任何权威学者没有做过有把握的回答。《提要》独立回答了现存数的问题。据著者本人在《凡例》中统计,“传世者一万九千七百余家,四万余种。”这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回答。人们初知此数都极骇异其多,继而又为终于明白了“家底”而高兴。这是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回答,其中最主要的是有遗漏,也有重出、误出,可能还有虽经著录而实际已佚的书,但这些情况相对这么大的总数说来不会出入太多。《提要》著者搜罗比较广泛,深入到县市级图书馆(如绍兴鲁迅图书馆、天水市图书馆等)、高等学校分院图书馆(如江西师范学院井冈山分院图书馆等)和著名藏书家(如黄裳等),并注意“诸家著录而估计此书尚存者”,还采及日、美等图书馆藏书。所著录的书许多经过目验。这是纯粹汇集各家目录,综合编辑成书所不可比拟的,是全书科学性的重要保证。采取这种方法撰述目录巨著,在清朝有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当代有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纪谢二书经受住了长时间考验,袁书也颇受好评,柯著《提要》直追三书,而工程更加浩大,将为著者奠定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

摸清存世清人诗文集比较确切的总数,为诗文集写出提要,就为有关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块可靠的指路碑,成为编制有关软件的准确信息来源。科学意义重大。这是《提要》的第一大贡献。著者允诺贾其剩勇从事另一项巨大工程,即“生平有集而未见传世者当另辑佚目”。谢氏《增订晚明史籍考》也设有“佚目”,称为“未见诸书”,尽量开列作者、书名、卷数、著录者等重要事项。“佚目”出,有关专题系列目录更成完璧,一以窥见著述的隆盛,再则提供寻踪觅迹的线索。嘉惠学术,其功决然不小。我深信柯愈春先生有此能力,再创辉煌。

《提要》内容最有价值的部分,我认为是探索每位作者的诗文成集刊刻源流,辨别版本异同,介绍庋藏情况的部分。我初读《提要》中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孙奇逢《夏峰集》、张明弼《萤芝全集》、释读彻《南来堂诗集》、余绍祉《晚闻堂集》、王猷定《四照堂集》等条时,就惊喜不已,其中清楚地说明每位作者的诗文何时结集,是否刊刻,如何续编、补编和合编,各集书名,何人作序,有何评介,何人主持刊刻,刊刻时间,各集之间异同,是否传世,庋藏何处,甚至有否残缺,是否孤本等有关问题,有时还涉及诗文传承、派别等重要问题,都尽可能有所说明。以后逐条读来,我觉得总有收获,给人以益智之乐。这些都属于传统目录学的重要内容,《提要》在这方面下了苦功。以钱谦益为例,虽有《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这样分别明清两代的大集为主干,但版刻众多,此外还有《投笔集》、《牧斋文集》、《牧斋诗钞》、《绛云楼文录》、《绛云烬余录》、《牧斋书启》、《钱牧斋尺牍》、《钱牧斋文钞》、《晚年家乘文》、《牧斋外集》、《有学外集》、《牧斋有学外集补遗》、《牧斋集外诗》、《牧斋集外文》、《牧斋集外诗补》等等,更有书名同而卷数、内容有异的小集,使人眼花缭乱,如坠五里雾中,而且庋藏各地,登录、比较最为烦杂、琐细,没有十二万分耐心,没有绵密的分析能力,是理不清端绪的。所以我认为近二万条目中的这部分内容,是《提要》的第二大贡献。

当然,《提要》对近二万名作者大都做了简单的生平介绍,有许多做了诗文评论,有一些还揭示内容要点。这些都具有参考价值。诗文集作者有一部分声名显赫,不难写出生平。但多数默默无闻。我对明末清初人物多少知道一些,但一卷一卷看来,许多人仍是“初会”。理清其

中一些人生平(即使很简单)无疑有很大难度。考出许多人的生卒年代,更是一份吃力的工作。《提要》著者未必长于诗古文辞研究,不像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评介诗词有自己的尺度,因此《提要》评介诗文多转述集序、诗话中语,其中不乏颂谀之文,骈辞藻,而且众人笔下,角度不同,眼界各异,在一部书中难起统一的辨析文艺的作用。这部分内容可以说介绍了一些说法。至于揭示内容要点的条目,占的比例较小,但很有用。这几方面也是《提要》的一种贡献。

附录索引三种,《著者姓名索引》、《书名索引》是必备的、全书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成份,具有关键的工具作用。《人物索引》是《提要》条目中提到的人物姓名索引,包括诗文集序跋者、编刻者、评注者、作者交游者、私家收藏者和其他有关人物姓名。其中交游者和其他有关人物涉及内容,但条目中提及这两种人并没有统一体例和严格标准,多少带有随意性,损害了这个索引的价值。特别需要强调指出,三个索引缺少最重要的部件:检字表。令人遗憾的是,甚至吝惜得不在书眉上做些标注。索引的利用效率不能不大打折扣。

总起来看,《提要》毫无疑问是难得的好书。先师邓恭三(广铭)先生首倡打开史学之门的四把钥匙论,规定目录学是其中的一把。我看,《提要》作为目录学巨著,是开启清人诗文集史料宝库的钥匙。有志于清代诗文、清史、清代人物研究者,都应当人手一把,检读清人诗文别集,按图索骥,无疑会非常方便。

自看到此书后我就对著者深怀敬意。要知道,要把分散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手中近二万名作者的四万余种书综录在一起,写出诸书提要,写成五百余万字,靠的是个人业余的人力、工薪收入者的剩余财力,工程的浩大,力量的微薄,简直不成比例,不可思议。我看,单是心中萌生这个著作冲动,就非得有实实在在的愚公移山的精神、铁杵磨成针的意志不可。这不是一般的勤奋刻苦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这是学术领域一场凯歌行进的万里长征,其艰苦卓绝,百折不回,只有实践者自己述说得清楚、领会得深刻。人们感觉得到的是,微薄的物质力量在这里变成了伟大的无坚不摧的科学力量。我很奇怪,著者为什么没有向本单位《人民日报》社申请立项,请求援手。《人民日报》社有许多有学问的领导人和学者,应该能同情和赞助这项重头的文化工程。但他竟然没有,自始至终只是个人默默地坚持不懈地进行。著者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学者,一位一点不知张扬的学者,一位这样学者的典型。真正的学问都是脚踏实地的学者完成的。他在学术界树立的榜样,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学习。

二

我一直认为,史学著作最容易出错。《提要》涉及大量史学内容,必然出错。我听说,谢国老《晚明史籍考》初版发行后,收到读者来信,指出其中的错误。谢老去找好友刘盼遂谈。刘老说,不必紧张,真错了就改,改了就好。刘老对《晚明史籍考》充满信心。谢老改了,《晚明史籍考》成了备受称赞的极具学术价值的大著作。真正富有科学生命力的著作,不是一蹴而几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学术创作不变的法则。《提要》是价值极高、错误也多的著作,两方面都很显著。我对此一点不觉得奇怪。此书也是初版,刚刚问世嘛。这么大份量的一部书,靠一个人的力量完成,如果没有许多错误,才真是奇怪的事情。但错误多虽然可以理解,对著作的科学性的要求并不能降低。我要坦率地说,著者面对这一浩大工程,建设的决心和毅力有余,准备则不足。很明显,这一工作涉及明清历史和制度上的大量问题,在科学的道路上自始至终荆棘密布,险象环生,难关久攻不克,只能成为悬案的现象也不会罕见。著者对此可能估计不足。依我看来,邓恭三师所说的四把钥匙,著者因受图书馆学系专业训练,版本、目录之学本色当行,这把钥匙应不在话下,其余年代、职官、地理之学等三把钥匙相对逊色,这在著作中明显表现出来。 《提要》《后记》中检查全书还有两大不足,一是没有查出全部诗文集作者生年,以致条目

排列次序不完全准确,二是有的藏书地方距京遥远,财力不足,难以查阅,缺少这些书的提要。著者表示要对全书再做增订。两大不足反映了著者心中突出的遗憾。著者当然知道书中还有其余的失误、脱漏、可疑之处。今就我所见各点稍加条列,供增订参考。本文不是一份勘误表,只集中引用前十卷中的例子,加以说明。其他各卷的事例,如将汪振甲《夕秀斋诗钞》以同一书名,汪振甲、汪援甲不同作者名重复收入,又如将一位卒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的明人蔡复一的文集,收入卷四十三“生于嘉庆六年至十年(1801—1805)”的作者诗文集系列中,就不在本文多涉及。

下面是分类条列的事例和说明。 (一)年代

此处特指年代学上的问题,其他年代问题另谈。年代学问题在明清史上比较简单,但著者恰犯了一个错误。《提要》卷六收“生于万历四十四年至泰昌元年(1616—1620)”的作者的诗文集。但本卷在生于万历四十七年至泰昌元年之间,没有生于万历四十八年者。《提要》著者显然认为,紧接万历四十七年己未之后的庚申年就是泰昌元年。这是误解。庚申本是万历四十八年,但到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就去世了。太子常洛于八月朔继位,确定“以明年为泰昌元年”。这位泰昌皇帝不泰不昌,病躯不胜烦剧,只在位一个月,九月朔又弃世。皇长子由校嗣立,“从廷臣议,改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后为泰昌元年”。所以庚申七月前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后为泰昌元年。

《提要》卷六收入标明生于泰昌元年者共二十九人。我只就手头资料检查了七人,就发现只有毛先舒、赵进美确实生于泰昌元年,沈谦、孙枝蔚、张煌言、魏际瑞四人则生于万历四十八年,不是《提要》所说泰昌元年。沈谦的儿子圣昭,说父生于万历四十八年正月十九日。孙枝蔚生万历四十八年四月,所谓“四月过从日正长”、“清和风景日初长”,其子匡也说父“生于前明万历庚申”而不是泰昌庚申可证。张煌言生于万历四十八年六月十九日(或初九日)。魏际瑞“以万历庚申六月二十有四日生”。杨思圣出生甚至不在这一年内。其余二十二人恐怕还有十余人不是泰昌元年生。 (二)职官制度

首先是职官名称。明清人嗜古成癖,惯用一些前代大体对应的官名称呼当代职官,除了古称,有时还使用别称、尊称、简称等。古称与明清官名虽说对应,但职权未必完全相同,因此并不十分确切。《提要》作为科学著作,应该使用当时职官本名,不应袭用史料中非正规的名称。如宋之韩《海沂诗集》条,说“康熙四年官泸州别驾”,清代无别驾,别驾指府、州所设通判,应称泸州通判。顾岱《青霞草堂诗》条,说“初官滇郡司马”,清代无司马,郡司马指府同知,滇郡司马应为云南府同知。张云翼《式古堂集》条,说“由京卿官廷尉”,清代无廷尉,廷尉应作大理寺卿,大理寺卿也是京卿之一,不是以外的或更高的职官,应明写由什么官迁大理寺卿。 其次是关于阁部的称呼。史可法《史忠正集》条说:“弘光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称史阁部。”短短一句,说明著者忽略可法任南京兵部尚书还是先皇帝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的事,还可能意味着著者并不了解他为什么被称为史阁部。阁部是阁与部堂官的合称。明朝制度,天顺、成化以后,内阁渐重,朝廷多以尚书、侍郎等部堂官入直为大学士,大学士也多仍兼部堂虚衔(兼尚书衔者多,奉命掌部务者则有领部的实权),这就是阁部。但这样的阁部只是一种泛常的尊称。到明末,阁部成为应用较多的一种称呼。那时战争频繁,朝廷常派大学士督师出镇、作战,他们本官大学士,往往兼尚书衔,称为阁部或督师阁部,在人们印象中有了一种特殊的军事意义。清廷以王、大将军、将军督师,阁部的称呼从而消失。清末,曾国藩督师,有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等许多职衔,也不见恢复使用阁部称呼。由此可见,史可法只有“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至江北督师,才“称为史阁部”,单任南京兵部尚书是没有资格称阁部的。 此外,有一个问题也与职官制度有关。《提要》以为范凤翼“字异羽,一字勋卿,又作玺卿,号太蒙”,其实,凤翼称“勋卿”,是因他崇祯年间曾任职光禄寺少卿(汉晋设光禄勋,掌宿卫宫殿

门户之事,列诸卿之一,明清以光禄寺卿、少卿附会之),又称“玺卿”,是因他天启年间曾任职尚宝司少卿,勋卿、玺卿是他官职的别称,不是他的字。 (三)地理

《提要》涉及的,主要是地名的问题。地名是历史性的,行政区划经常变动,地名多半跟着变动,行政区划不变时地名也可能因其他原因更改。因此,史学著作中标写地名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有的学者大名鼎鼎,但他的著作所记地名却错乱可笑,使人感觉其知识的缺陷。著作家既然经常跟地理打交道,就得有一些一贯的科学的原则。最好是标写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地名,加注今地名。介绍古人籍贯,明清进士有题名录,根据本人填写履历制成,真实可靠,非进士就用他出生时的地名。有人完全用今地名,比如介绍曾国藩是湖南双峰人,曾是湖南湘乡人,但包括他的出生地荷叶在内的湘乡县西南一大块,现在已划为双峰县,所以似乎不算错。不过仔细想想,双峰作为县名,不仅曾在世时不曾有过,死后整八十年才出现,说成他的籍贯,总觉得不大踏实。此外,古人作文爱用古地名,近则秦汉唐宋,远至《禹贡》《春秋》,任意使用。著作家在阅读、利用史籍中地理材料时,不勤加查对而随手袭用,就会发生问题。最常见的是清代行省名与前代州县名混合搭配。每见这种地名,我总想起钱谦益穿小领(满装,清制)大袖(汉装,明制)的奇装异服,被人讥刺为“两朝领袖”的故事。我怀疑钱谦益穿两朝混合式样服装只是一个古老的政治笑话,而两朝混合地名则是实实在在、经常见到的。

《提要》常常使用古地名、地名别称等,造成许多混合搭配使用的问题。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混合搭配地名有“安徽新安”、“福建晋安”、“江苏金陵”等。安徽是清代省名，安徽省不辖新安县,“安徽新安”是没有的地方,地理志查不着,地图上找不到。新安作为古地名,历史上多次出现,地点不同。隋初曾在新安江流域、祁门、婺源等地设新安郡,所以也是徽州府诸县的一个古地名。至于被《提要》列为“安徽新安人”的作者究属何县,还须进一步考查。福建是明清省名,福建省没有晋安县,晋安是西晋所置县,隋改名南安,明清相沿不变,应作福建南安。江苏是清代省名,而金陵还是战国时楚国邑名,秦设秣陵县,即明应天(府城)、南京,置上元、江宁二县,清二县名沿袭不变。此外,“江苏海陵”,海陵是泰州古名;“福建绥安”,福建没有绥安县,实为建宁;“河南雍丘”,雍丘是春秋时宋国属邑,后属战国时魏国,后晋改杞县;“辽宁襄平”,这是民国时省名与秦代县名混合搭配,襄平在明代为辽东都司城,也称辽阳,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始设辽阳县;“山西平水”,平水是临汾的别称;“山西高梁”,高梁是春秋时晋国属邑,在临汾东北;“江苏毗陵”,毗陵是西汉县名,治所在明清常州府武进县,毗陵就是指武进;“湖北孝昌”,明湖广、清湖北都没有孝昌县,孝昌是孝感古名;“浙江吴兴”,吴兴是古郡名,治所在浙江湖州府乌程县;“浙江四明”,浙江没有叫四明的府州县,四明是宁波府的别称;“浙江浦阳”,浦阳是浦江的古名,明清浙江只有浦江县。这些事例充分说明,《提要》中这类混合搭配地名现象多么严重。

从多数情况看,《提要》是采用清代的地名,但实际上也用了许多民国的地名,全书没有贯彻统一的原则。比如,“浙江温岭”,温岭是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由太平县改名的;“江苏泰县”,泰县也是民国地名,清代称泰州;“江西婺源”,明清婺源都属徽州府,在明为南京直隶,清先后属江南、安徽,民国时从徽州府划拨江西;“直隶沧县”,沧县是民国地名,清代为沧州。还有一种画蛇添足的做法,在清代地名上戴一顶民国帽子,即将江苏通州写作“江苏南通州”,京东也有通州,当独立提到通州,有时为区别南北而加南字北字也无不可,但作为正式地名,南通州是没有的,南通是民国地名并改州为县。可见,清代、前代和民国地名混用,很不科学并必然造成混乱。 地理方面还有其他问题。

有的条目介绍作者籍贯,采用省事的办法迳写作者“自署”地名。这好像很确切,其实不尽然。举例说,陈上善“自署颍川人”,其籍贯无疑是河南禹州、许昌一带,实际上不是,查施闰章为陈集作《序》说:“陈子元水,吴人也而家豫章。”他是江浙人,住在江西,颍川不过是他的族望而已。又如,钱尔复“自署武原人”、释蕴上“自署桃溪人”、范良“自署黄澥人”、韩象起“自署洪

崖人”、张之隆“自署龙门人”,这些武原、桃溪、黄澥、洪崖、龙门之类各在什么地方?黄澥似是黄海之滨,淮安、凤阳一带?龙门是山西河津还是河南洛阳?带给读者的仍是一团困惑。 有的作者出身军籍,明朝户籍制度复杂,不少人籍与贯分离,出自军籍者写明籍字比较合适。如冯如京“山西振武卫人”,作“山西振武卫籍”更合实际,而且这个山西不是行省布政使司,而是都司,因为军籍的管理属于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的系统,不归布政使司。与此相关连,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误作余,《提要》沿袭此误)一元“直隶山海卫人”的“直隶”二字也有点讲究,因为直隶一方军政是由北平行都司掌管的,佘一元实为“北平山海卫籍”。清兵入关后,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没有了,佘一元是顺治四年进士,于是成了“直隶山海卫”,后来陆续撤消各地卫所,军人有的入旗籍,有的入民籍,军籍也就废除了。 还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做一专门讨论。《提要》介绍余正元为“河南睢阳人”。唐张巡、许远守睢阳,睢阳声名大振,明初并入归德州(后升府,治所在商丘),睢阳一名就成为历史。余正元是进士,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也作河南睢阳民籍。我怀疑,科举考试写三代履历,能填一个久已取消了的地名在上面?《商丘县志》等书也查不到余正元名字,后来在《河南通志》上查得,作“睢阳卫人”。这就对了。其人为睢阳卫军籍。《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为什么错,我始终弄不明白。《提要》也说汤斌是“河南睢阳人”,但《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准确地作“河南睢阳卫”,也是军籍。军籍废除后,有些史书将卫的所在地作为其人籍贯,汤斌作睢州人,也是相适应的处理办法。李遥同样作“河南睢阳人”,检《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实为河南睢州。这些情况说明,不管原是军籍还是民籍,《提要》的写法都不妥当。

还有一些写错了的或可疑的或难以查实的地名。如说黄毓祺等“起兵行塘以抗”,许多史籍都是这么写的,但科学问题不靠民主集中制解决,而要由实践、由事实检验。江阴没有“行塘”,有竹塘(又作竹堂、筑塘、祝塘),“行塘”可能是因竹、行二字形近致误。又如说倪之煌为“江苏临清人”,临清在山东,这里如非省名有误就是县名有误。如临清不误,则应作山东临清州。又如说于为“山西宁海人”,清代山西无宁海县,山西也不邻海,例不以海字入地名,此处很可疑。再如说白孕新为“山西榆关人”,宋起凤灵丘知县任“后调乐阳”,季麒光“由内阁中书出为梅溪知县”等等,这榆关、乐阳、梅溪都在什么地方?山西有榆枣关,在盂县城北(现名御枣口),榆关是不是榆枣关?即使是,“山西榆关”的写法也不对,因为榆枣关不是州县。还有的条目把地方行政级别搞错。如说,陈殿桂“选山西浑源知府未赴”,但浑源为州,没有升格为府。

《提要》每一条都牵涉地理,但其中存在地理知识的失误和疑点较多,看来好像都是小纰漏,无伤大雅,实际上归根结柢仍然是科学性的问题,不能小视。 (四)生卒年

《提要》著者很重视诗文集作者的生卒年代,根据生年分卷排序。实际上,凡著作涉及人物系列时,依通例都是少长有序的,即使按类(类有各种标准)分人,在类下仍注意序齿。但这从来是著者自己掌握,大体如此而已,并不明著生某年入某卷,因为许多人生年是查不清的,不必自背包袱。《提要》高张旗帜,大书某卷收“生于某年至某年”者之集,表明著作态度的诚实和老实,但无可否认,同时也增加更大的难度,在生卒年上留下问题,一为考出的生卒年有的存在失误或不足定论,二是没有考出的有的完全可考。

关于存在失误或还可商酌的,先引《提要》考证结果,次述不同意见。一,徐“石麒生于万历六年(1578)”,据谈迁说石麒实生万历四年;二,张“慎言生于万历六年(1578),卒于顺治三年(1646)”,据谈迁说慎言卒于顺治二年秋,又依《明史》云卒时年六十九推知生万历五年;三,黄“毓祺生于万历七年(1579),卒于顺治六年(1649)”,但《县志》云死时年六十一,则生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四,陈“昌言生于万历十八年(1590),卒于顺治四年(1647)”,但其家乡存有族谱,知昌言实生于万历二十六年,卒于顺治十二年;五,郑元勋“卒于顺治三年(1646)”,实则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五月二十五日为扬州士民误害死;六,陆“圻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据圻女陆莘行说,圻生于万历四十二年九月初五日;七,陈“廷会生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卒于康熙

十八年(1679)”,但其家乡《县志》说他死时年六十一,则生于万历四十七年;八,杨“思圣生于泰昌元年(1620)”,而魏裔介所撰思圣《墓志铭》说他“生于故明天启元年八月二十日”;九,林“时对生于天启三年(1623),卒于康熙二十年(1681)”,据时对《荷牐丛谈自叙》,末署“辛未夏杪七十七翁拾遗氏茧庵述”,辛未为康熙三十年,则时对应生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李聿求说他死时“年九十一”,则卒于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十,舒“峻极生于崇祯八年(1635),卒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但说其《韦园诗集》“卷三有其康熙三十三年所作《读刘三幼陵壬辰见遗三札序》,谓‘壬辰予年二十有七,逾今四十三年’”,可见峻极生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自顺治九年至康熙三十三年,恰四十三年,又“享年七十有一”,则卒于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十一,王“晫生于崇祯九年(1636)”,但条目述“王晫为张潮撰《张山来五十序》,成于康熙三十八年,时年六十有三”,说明晫实生于崇祯十年; 等。这是一些普通的失误或疑点。因为《提要》只提供生卒年结论,没有写明资料依据和考证过程,所以不能进行分析、讨论。 还有两例错误突出,需要特别说明。一,说沈“廷奎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卒于顺治十三年(1656)后”,但条目提到,“诗题中有‘辛亥余年二十’句,《丁卯除夕》诗云‘行年三十六’。诗止于丙申,当为顺治十三年。《吊玛将军》诗序云:‘甲午秋,王伦寇山东……’”使我们知道所考沈廷奎生卒年代的失误。因为发生所谓“王伦寇山东”事件的甲午秋,是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所以沈廷奎出生在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公元1712年),卒于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公元1776年)以后,《提要》著者仅因不知道王伦起义史事,而将沈廷奎生卒整整提前两周甲子。二,佚名《任川独学甲午杂集》条,据其中文云“苏东坡有‘白发苍颜五十三’之句,余生癸卯,届乙未之岁适当其年”,断言:“癸卯即万历三十一年,乙未则顺治十二年。题中‘甲午’乃顺治十一年。此集作者为金侃。金侃卒于康熙四十二年……俊明子。”如相信这一论断,我们就会发现:金侃生万历三十一年,卒时高龄百有二岁,此点从不见记载,这犹可解说;金侃为俊明子,而《提要》说“俊明生于万历三十年”(这个生年很确切),于是俊明两岁生子,老子先年生,儿子次年生,则绝对荒唐。我们只能说,不是金侃生卒年有误,就是此集作者不是金侃,或两者都误。这两例都牵涉干支纪年。干支纪年,六十年一循环,需要特别慎重对待。我不知道著者确定两例中干支的具体年份的根据,也不知道他在第二例中肯定“此集作者为金侃”的理由,也就不能作进一步分析。但是这类失误是很显眼的,影响著作的质量。

关于《提要》没有考出的作者生卒年代,我们可以做一点补充或提供一点线索。有些补充反映出作者提到的《提要》的一种不足:排卷不准确。举例说:高弘图生年不详,“入清当近八十”,则生年更在隆庆六年前,但弘图幕客谈迁说弘图死时年六十三,则生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二,陈上善生卒年都不详,列入卷一显然被作为最迟生于万历二十三年的作者,但条目引康熙二年(公元1603年)施闰章序称“今陈子年且六十”,则生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或稍后;三,;罗伏龙列入卷四显然被认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的作者,但条目说他“卒年五十二”,伏龙死于顺治二年扬州城破时,则生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四,张丹生卒年已有成说,生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卒于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五,赵湛生卒年待考,其《玉晖堂诗集》卷一连续有数题,《诫子诗》勉子读书习字,孝养祖母、母亲,有“别汝未两月”、“岂不畏远游”等句,是出门远游月余后寄回的诗,中有“我年四十一”句,接着有《游吴门舟中杂咏》、《壬子清明游虎邱……》,壬子为康熙十一年,是这一年或稍前赵湛四十一岁,其生在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或稍前;六,孙治列为卷四“生於天启元年至五年(1621—1625)”的作者,治实生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卒于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七,张晋、张谦是两兄弟,晋为兄而谦为弟,二人诗文集排列次序颠倒,晋生卒年明确,谦《得树斋集》有孙枝蔚《序》,称“牧公今年二十一岁”,并提到“亡友”晋,晋死于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此《序》最早作于这一年,则谦最早生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谦父行敏死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谦最晚生于这一年。

此外,还有一些作者生卒年代虽仍待考,但可断定《提要》排卷或排列次序有误,需要调整。

举例说:一,吕愿良列入卷七“生于天启元年至五年(1621—1625)”的作者中,但愿良子宣忠如有集,正可列入此卷,因为他生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而愿良最晚也只能生于万历三十几年;二,吴山为“卞琳妻”,被列在吕愿良同卷,但卞梦珏为“琳女,母吴山”,却反被列在母前,入卷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1611—1615)”的作者群中,三,张惟勤被列在吕愿良同卷,但其集中“有明末清初冯铨乙丑序二篇”,此乙丑只能是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因下一个乙丑为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而冯铨早已死于康熙十一年,则惟勤最晚生于万历中后期,曾否入清也待考;四,林时跃被列为“生于崇祯四年到八年(1631—1635)”的作者,时跃为“时对兄”,时对作“生于天启三年(1623)”,实为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时跃应列在更前。这些从《提要》体例说都属于硬伤。 (五)生平

《提要》因体例关系,介绍作者生平比较简单,因此,仕途经历、事迹都应选择其意义和影响最大的,官职一般还应举出其最高的或最后的。从这样的视角考察,《提要》关于作者生平的介绍有的有误,有的有缺漏。试举数例:一,张镜心“代蓟辽总督,加兵部尚书”,实际上镜心蓟督没有赴任,加兵部尚书是总督虚衔,都不必提及,只有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他在两广总督任上曾阻止英国兵船窃据海南岛的企图,是镜心最值得一提的大事;二,陈昌言被误为“浙江瑞安人”,实为山西阳城人,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进士,由乐亭知县行取浙江道御史巡按山东;三,王文奎生平介绍简略,实则他游学关外时被掳降清,供职内院,任内弘文院学士,入清后历任保定巡抚、内弘文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漕运总督,后降调,顺治十七年补陕西粮道,卒于任上;四,堵胤锡在崇祯年间“官至湖南长沙知府”,“南明时官兵部侍郎”,事实是崇祯十七年春胤锡已升任武昌兵巡道,永历三年(公元1649年)三月以总督直省军务、少傅兼太子太师、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持节督师”;五,陶汝鼐出仕履历,只提到“官广东新会教谕”,实际上弘光时曾任职于翰林院,改兵部职方郎,任监军,又改检讨,而最重要的是顺治九年他被李定国在衡山约见,与闻李定国军与湖南士民联络、配合的各项活动,次年罹谋反大狱,备受酷刑,几乎被杀害;六,傅山入清后最惊心动魄的经历,是牵连进顺治十一年宋谦反清案,九死一生;七,刘孔和并不是顺治二年“以抵抗李自成起义军被杀”,而是崇祯十七年十月因讥讽刘泽清吟诗被害;八;梁以樟、吕愿良等都是史可法扬州督师幕府幕客,幸脱一死而作遗民,这是他们生平大节;九,张晋“未知何事系狱”,晋实因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江南乡试同考官,主考方犹、钱开宗被讦告受贿,酿成江南乡试科场案,受牵连被绞死,不止系狱而已;十,嵇“永仁生于崇祯十年(1637)”,“弘光时官中书舍人”,弘光时永仁才八九岁,自然没有“官中书舍人”之理,原来“明福王建藩时有官中书舍人讳廷用者,公考也”,《提要》误将父冠子戴了。 (六)诗文集著录

这有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体例。个人著作都可入集,如钱谦益刻《牧斋初学集》,除诗文外,并将《太祖实录辨证》收入,李学颖编《吴梅村全集》,甚至将传奇、杂剧收入,即使增收《绥寇纪略》等书,也无可厚非。但《太祖实录辨证》如果单行,当入乙部;传奇、杂剧单行,也就入集部词曲类;其他都酌情分部归类。假定不这样分,则除合著外所有典籍都成诗文别集了,恐怕不大妥当。《提要》将张凤翔《抚畿疏草》、万应隆《三峰传稿》等都列为集,这些书都单刻单行,依例应分别入史部诏令奏议类、传记类,不宜更改成例。又所谓诗文集不管是单刻单行,还是编入丛书,都应独立成书。这也就要求篇(文)、首(诗)有一定的数量。《提要》将包捷《包惊几诗》列为一集,说“此集辑入《启祯两朝遗诗》”。《启祯两朝遗诗》是诗总集,不是丛书,每人选诗少者一首、数首,因诗以存人。包捷诗所选仅七首、共合一页,列为一诗集,未免过于单薄,而且《启祯两朝遗诗》收有诗篇者约三百余人,其中入清者不少,仅抽出包捷诗列集,也很奇怪。无独有偶,所谓郭宗鼎撰《清诗大雅》也不是郭宗鼎的诗集,乍见此条我怀疑个人诗集绝不能题此高自标榜、夸张的书名,一查,果然是汪观选清初诗总集,可惜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中心正搬

迁新馆,不能到文学所检看原书,估计郭宗鼎不过是入选作者中的一位,绝非整个书都是他一人的作品。《提要》的《凡例》申明“本书仅收个人诗文集”,则诸书自属阑入,否则在体例上应引起质疑。

体例上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一个人如果有多种诗文集,以什么立项?《凡例》说:“题中书名力求标出足本或定本。”这是一个很好的标准,但实行时有失误,多数是调查研究不够,也有的是没有坚持贯彻既定的标准。《提要》完全没有利用《四库禁毁书丛刊》的材料,导致多处未能“标出足本或定本”。如说陈函辉“今仅存《寒光集》三卷”,不知《四库禁毁书丛刊》收有其《小寒山子集》(崇祯刻本)十四卷;说文德翼《求是堂文集》“惜遭禁不传”,不知此集(明末刻本)十八卷,已收在《四库禁毁书丛刊》;说揭重熙只存世《诗集》一种,不知《四库禁毁书丛刊》还收有《揭蒿庵先生文集》(乾隆二十七年鹳玉斋刻本)十卷;说方其义诗文“今存《时术堂遗诗》不分卷”,不知《安徽艺文考》所录康熙刻本《时术堂遗诗》六卷收在《四库禁毁书丛刊》;祝祺《朴巢诗集》漏举《续集》(清初刻本)一卷,不为全璧,不知《四库禁毁书丛刊》所收为最完整。《提要》还收有蒋兴俦《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荷兰人高罗佩编),并提到日本人浅野斧山编《东皋全集》、陈智超编《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陈编晚出,最全,较高、浅二书增诗六十首、文(包括书信)四十一篇,为已知足本,但不以此标目而用高编,令人费解。附带说明,将心越署名蒋兴俦极不正确,兴俦是僧名,蒋是俗姓,僧名俗姓合一使用很出格,心越父蒋兴孝(宗谱作兴),心越作蒋兴俦,乔梓近乎昆仲,也为传统礼俗所不许,错误虽是高罗佩造成,《提要》未免失于鉴别。

其次是遗漏。藏书分散,遗漏是很难避免的。《提要》给人的印象,东北省市(如东北三省、大连市)、西部诸省(如西北、云贵川等)图书馆藏书罕见著录,倘遗漏这些省市藏书,则对作者数和诗文集总数定会发生一些影响。此外,列举一二作者具体姓名、书名,是希望知情者提供稀见书目或指示线索,使收录更加完备。据我所知,一,福建莆田人郑郏撰《郑皆山诗集》,不分卷而分礼、乐、射、御、书、数六部,存七律、五律二体;二,郑经撰《东壁楼集》八卷,永历二十八年(公元1674年)刻,日本内阁文库藏;三,福建福清人释隆琦撰《新纂校订隐元全集》(日本人平久保章编),日本开明书院1979年版;四,山东曲阜人贾应宠(凫西)撰《澹圃诗草》,曾独立成集,被丁耀亢删去十之七八后,编为应宠的笔记杂著《澹圃恒言》卷四,抄本,或可成为寻找其《诗草》足本的线索;五,四川盐亭人陈书撰《鹃声集》一集、二集、外集,蒙文通收集整理,盐亭县印刷厂油印,蒙默、高翔等均有收藏;六,旗人特普钦撰《黑龙江将军特普钦诗文集》(李兴盛等编),特普钦或作张氏,镶红旗汉军,或作镶白旗、族属不详,其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这是关系诗文集作者人数的遗漏,也是重要的遗漏。

已列入的作者,其诗文集也有重要遗漏。举例说:一,张慎言只标其《勺水庵诗集》一卷,实际上《山右丛书初编》收有他的《洎水斋文钞诗钞》(文三卷诗五卷),经李蹊校注以《泊水斋诗文钞》(增诗文辑佚)为名(辨洎为误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二,祁彪佳只标其《林居尺牍》,并提及《未上疏揭稿》,实际上有《祁忠惠公遗集》(刊本)、《祁彪佳集》(铅印平装)、《祁彪佳文稿》(影印精装三大册),而遗稿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亟需整理者尚多;三,王光承只标其《镰山草堂文集》,实际上丛书《艺海珠尘》收有《镰山草堂诗合钞》二卷;四,陈子龙以《安雅堂稿》、《湘真阁稿》标目,也提及《岳起堂稿》等诗文刻本,却忽略《陈子龙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影印平装本),收《陈忠裕公全集》文部分、《诗问略》、《兵垣奏议》、《安雅堂稿》、附《论史》;五,钱曾只标其《钱遵王诗稿》,指出他著有“《今吾》等八集,已刻三集,今皆稀见”,但所列集名只有七种,据谢正光教授《钱遵王诗集笺校》(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版),钱曾没有《提要》所列《怀春集》,有《怀园小集》(亦名《笔云集》),另有《提要》缺载的《夙兴草堂集》共七集,已刻者仅《今吾集》一种。上述诸例说明,《提要》对丛书和新印古籍重视不够。我甚至觉得《提要》很忽略这方面的资讯。这就必然带来不利的后果。 将诗文集作者一人当成二人重复著录,我在《提要》前十卷中也有发现。吴六奇,卒谥顺

恪。《提要》将六奇《忠孝堂文集》标目立条,又将其《吴六奇书札》以吴顺恪为撰者别立。《吴六奇书札》藏广州中山图书馆,我怀疑该馆登记撰者为吴顺恪,《提要》沿袭此误。 小编阳澄湖大闸蟹编辑http://www.maidazhaxie.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