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说》不是作者在说雨，而是雨自己在说，向孩子说。雨成了一个人，有了灵性。
《雨说》是一篇雨的絮语，更是一曲春的赞歌。首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干旱严冬的景象。
田圃在严寒和干旱中，冷冻了，种子被禁锢；
牧场在严寒和干旱中，枯黄了，牛羊无法放牧；
鱼塘在严寒和干旱中，水越来越浅了，鱼儿已不能自由游动；
小溪在严寒和干旱中，已听不见潺潺的流水声。
四月，按农历算，应是阳春三月了，而冬寒不去，春温不来，不见雨的踪影，真是让人久等了啊！真是“群情尽望春”啊！真是“大旱之望云霓”啊！
“久旱逢甘雨”，过去曾被称为人生四大乐事之一。雨，终于来了，是甘霖普降啊！没有电闪雷鸣，亦非风狂雨横，只是如丝的细雨，微雨，脚步轻轻，细语温声，用贯通、弥漫于两间的爱心，湿润着大地，亲吻着、抚慰着每一个孩子，在干渴和寒冷中生活过来的孩子。
雨，是春的使者，带来春的信息，开启了一个新春的季节。
少不更事的孩子们啊！不要惊诧，更不要害怕。不要撑起雨伞抗拒我，不要关上门窗放下帘子谢绝我，不要忙着披蓑衣、急着戴斗笠防备我。我是到大地上来亲近你们的，我是四月的客人带来春的洗礼。让我亲一亲吧，跟我一起去看一看春天的新世界吧。
那是一个新的世界。那是一派春回大地的景象。
田圃还是原来的田圃，但，泥土将润如油膏了，种子会发芽；
牧场还是原来的牧场，但，草儿将复苏了，牛羊又可在这里牧放；
鱼塘还是原来的鱼塘，但，水暖了，水深了，鱼儿自由自在了；
小溪还是原来的小溪，但，重新欢唱了，还有村妇来洗衣裳。
春，是温热，是生命，是希望，是不可遏制的活力，是蓬勃向上的精神。
雨说，他来自遥远的地方。但是他一下子就和孩子们拉近了距离，因为他也曾是一样爱玩的孩子。不过他是幸运的，他是在白云的襁褓中笑着长大的。中国大地上的儿童，也都应该笑着长大啊！他们应该有笑着长大的权利。
然而他们的童年是在冰封江河、寒凝大地的严冬里度过的，那是一段没有笑的日子。
现在一切都不同了。雨，接引着春天到来了。是可以笑，而且应该笑了，应该勇敢地笑了。
是不会吗？是不愿吗？是不敢吗？雨要教你们笑。
你看，杨柳在雨中笑了，笑弯了腰；石狮子在雨中笑了，笑出了眼泪；小燕子也在雨中笑了，笑斜了翅膀。
你听，旗子在细雨中竟然笑出了声，哗哗啦啦地。这是春天的声音。你们也要勇敢地笑啊，你们的笑是大地的希望。
雨说，他来了，就不再回去，而当你们自由地笑了，他就快乐地安息。雨安息了，但他的爱心长存。日后在收获季节品尝成熟的苹果的甜美时，记住，那是雨的祝福的心意。
多好的一首情景交融的抒情诗啊！
作者郑愁予，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名作《错误》《水手刀》《如雾起时》等诗，曾倾倒中国台湾众多读者。他的《错误》一诗，特别是其中的“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两句，在中国台湾诗坛和文学青年中，家喻户晓，耳熟能详。
郑愁予的早期诗作深受我国古典文学传统诗词影响，构思巧妙，意象鲜明，语言与技巧虽常由旧词曲转化，却兼有传统词曲的优美和现代诗的新颖。20世纪50年代曾加入中国台湾“现代派”，并被掌门人纪弦誉为“青年诗人中出类拔萃的一个。”但即使在他的创作风格转向西方现代诗的诗风时，他仍强调西方技巧和中国传统精神的结合。到70年代，他和中国台湾的一些知名的现代派诗人一样，又在新的基础和层次上回归传统。
《雨说》一诗中古典诗词的融化和影响，明显可见。在阅读欣赏的过程中，我们会联想起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兴》），王维的“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送元二使安西》），韩愈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以及僧志南的“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绝句》）等传诵古今的名句。
传统对郑愁予的影响，远不止此。他曾经强调，在诗里表现的“敦厚”“任侠”这两种情操，是属于传统的。我以为，在他的诗里，“敦厚”就是诚恳，就是朴实，就是宽容，就是厚道，是对生命的悲悯，对人的关怀；“任侠”就是声张正义，就是打抱不平，就是反对邪恶，同样是对生命的悲悯，对人的关怀。这就是郑愁予诗中的传统情操。这在《雨说》一诗中特别醒目。他对冬、对春、对雨、对孩子的态度，处处可证。他执著于“敦厚”和“任侠”，说明他终于是一位入世的诗人。
因此《雨说》一诗，就不仅仅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而且还有着值得探讨和回味的深层含义在。
“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古老传统。山水诗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占有很大数量，但常常是不仅写景，同时抒情，而且多有别具怀抱、意在言外者。即如《错误》一诗，也非一般的春景、闺怨，而是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从戎，诗人随母逃难时深刻感受的折射。春夏秋冬，风云雨雪，本是自然现象，诗人骚客却常常借为比喻，发为象征，或感沧桑之巨变，或叹人生之无常。伤春、悲秋之作多有，其实春有何伤，秋有何悲，进入人的感情世界，心情不同而已。例如“大旱之望云霓”，本是人们对自然的祈求，但在《孟子》中却借喻为苦难人民渴望得到解救的迫切心情。那么，《雨说》里极写冬之干旱，极写盼雨之情，岂不就是“若大旱之望云霓”么？而极写雨后的春回大地，勃勃生机，欣欣向荣，岂不就是对“及时雨”的赞颂么？人们记得，1978年冬，在中国大地上，是有过一次人们渴望已久的政治“及时雨”的。联系此诗作于1978年后的1979年，并特别注明是“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儿童而歌”，我们是不是可以感到诗中众多比喻可能具有的关怀祖国前景、情系祖国命运的象征意义呢？诗中的乡国之思是隐然可见的，我以为。
1966到1976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新兴的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曾是海外“保（卫）钓（鱼岛）”爱国运动积极参加者的郑愁予，不可能对此无动于中。在诗人笔下没有直接涉及“文革”的诗作，但他1966年写了赞颂国父孙中山的《衣钵》一诗，强调了孙中山的民主思想、革命精神和统一中国的理念，并认为统一是和平的第一义。而诗人自许为“第三代的献身者”，是“传接您的衣钵的人”。他后来在自撰《年表》里指出，1966年“大陆开始文化大革命。与友人等在‘心战总队’阅读资料，咸表愤慨，适值孙中山先生百年冥诞，乃以‘民主’为寓意，挥泪作长诗《衣钵》”。1972年在爱荷华他还作有《秋盛，驻足布朗街西坡》一诗，诗中重点描绘了“集九秋于一身的大枫树”，其红色如燃起“连天大火”。诗人担心“红砖夹隙间”的“几株小草”，面临“秋盛的大火”，“能过冬否？”诗人在1984年修改和订正此诗时，写有“追记”云：“住爱城五年，正值中国大陆上进行着文化大革命，红光亦照到爱城来，不免有一些向往红色生涯的附和者，写这首诗以大枫树作为警谏。”那么，如诗人所说，《衣钵》源自对“文革”的愤慨，《秋盛，驻足布朗街西坡》暗喻对“文革”的忧虑，则《雨说》是否就可说是对“文革”结束、新时期到来的赞颂呢？这三首诗简直可说是郑愁予的“文革”三部曲，但愿我不是穿凿附会。
郑愁予曾说：“诗是写给‘二己’，一是‘自己’，一是‘知己’。诗人，当完成一首诗，常会在置笔的顷刻有些满足感，别人难以分享，这便是诗是写给‘自己’的初衷。但是一经对外发布，则必然引起反应。如有幸引起读者的共感，便就是诗也是写给‘知己’的原因了。”（《诗创作观》，载《中华新诗选》，中国台湾文史出版社）《雨说》一诗写于十年“文革”的严冬方才过去两年的时候，那时的孩子恐怕难以读到此诗。不过当时的孩子，现在正当“而立”之年，如能读到此诗，肯定会有共感，并和诗人互相引为“知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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