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言”看明代后期市民的思想转变

从“三言”看明代后期市民的思想转变

郑家飞

内容提要：“三言”白话短篇小说集对各种普通市民和商业贸易活动做了大量的描述，塑造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重要的是小说通过这些描述反映了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普通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主要通过对“三言”中各种普通人物的经历、言行进行分析，以此探讨明代后期普通市民阶层在思想意识上的重大转变。

关键词：三言 ; 商品经济 ; 婚姻恋爱观; 钱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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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后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封建经济结构开始松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一种新鲜而充满着活力的经济因素注入到当时的社会肌体之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这一切在“三言”中得到了非常形象而丰富的反映，小说在展现明代社会多姿多彩，斑斓纷呈的活动画面中，反映了人们思想领域的很多方面。研究它们既具有历史的认识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就小说中各种人物进行分析，以此反映明代后期普通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几个方面的转变。 一、“婚姻恋爱观”、“贞操节烈观”的转变

在明代的短篇小说中，无论是文言的还是白话的，都是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写得多而且好。跟以往同题材的作品相比，这些小说不但在形象塑造，情节安排上显得手法高明，别具匠心，而且还体现出了与传统的婚姻爱情观念迥异的意识观念。正是这种新的意识观念使这些小说别具神采，面貌全新。这种全新的迹象发轫于瞿佑的《剪灯新话》，而大成于晚明的“三言二拍”。

《剪灯新话》中最能体现这种新迹象的代表作品是《联芳楼记》和《翠翠传》。《联芳楼记》写薛兰英、薛蕙英姐妹，秀外慧中，虽身在深闺，却名播于外。偶见郑生船头洗澡，产生爱慕之情，并投下荔枝以示爱。晚上便垂下竹兜，将郑生吊上高楼，“相携入寝”，“自是无夕而不会”，并表示此生非郑生不嫁。双方父母知情后，非但没有训斥责骂，以礼教相逼，反而非常开明通达，成全了他们的好事。虽然其中仍有一点不得已而为之的味道，但已明显表现了一种观念上的更新。《翠翠传》写翠翠与同学金定私下相爱，于谈婚论嫁之际，向父母表示纵死也非此人不嫁，而当男方自觉家境贫寒，门户不当，不敢遽然答应时，女方的家长则表示：“婚姻论财，夷虏之道。吾知择胥而已，不计其它！”这两个故事里明显透露出这样的消息：当时封建礼教已弱，门第观念已淡，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已有较大的自主权利。这两篇故事都还突出了一个情字，只要情深情真，便有权利长相厮守和有可能长相厮守，这也是婚恋观的一大进步。不过，此时的作品所宣扬和肯定的婚恋思想虽有所突破，但在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追求婚恋自由的层面上，尽管更为执着、大胆、开放，但本质上讲，亦不过是崔莺莺之余绪罢了。此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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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新迹象并不在男女主角，而在双方父母身上，父母们不但不专制，而且很开明。在明代的短篇小说中，婚恋观念的全面更新和质的突破是到“三言二拍”的作品里才真正实现的。

“三言二拍”中婚恋观念的全面改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礼教大防和门户之见的打破。这虽然在《剪灯新话》已有一定的体现，但还略嫌单薄，且不够鲜明突出。到了“三言二拍”这里，情况则大有改观。集中所写的很多爱情都是建立在自由相爱、两情相悦的基础之上，私下相爱不再是伤风败俗，男女的结合也不一定非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前提不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的乔太守就主张“相悦为婚、礼以义起”，认为男女之间的接触相爱，乃如“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这就等于承认了男女相爱的合理性。这显然是把情摆在了礼的前面。

其二、对争取幸福的勇敢行为的颂扬。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一篇，叙写故事虽与《西厢记》相近，但女主角莺莺的最终作法却大不相同，当他得知心爱的人为父母所逼另娶她人之后，并没有就此屈服，而是诉之父母，告之官府，经过不懈的抗争，终于获得了应有的幸福。再如张幼谦和罗惜惜的以死抗争和终得团圆，作者也是浓墨重彩、详加描写，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立场。当然，刘翠翠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三、贞操观念的改变。“三言二拍”中的爱情故事多以情为主，表露出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女性的意识，因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有贞操观念的精神枷锁，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王三巧失贞于陈大郎在先，改嫁于吴杰在后，但蒋兴哥旧情难忘，不嫌三巧两度失身，最后仍与她破镜重圆。在蒋兴哥身上，体现了重视感情，珍惜所爱的可贵品格，至于三从四德，贞操守节之类根本不再重要。重拾旧爱的男子不但对所爱的女人毫无歧视之心，甚至“越相敬重”。

其四、女性自尊的维护。最具代表性的是《杜十娘怒沈百宝箱》。故事里的杜十娘，虽然沦落风尘，但性情高洁、自尊自重，她虽然象所有妓女那样渴望从良，渴望过正常人的爱情生活，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当她发现自己所托非人，爱情破灭的时候，并没有用自己的财宝去换取薄情郎的回心转意，甚至无视他的后悔莫及，毅然决然地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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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于怒涛之中，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爱情理想和人格尊严。其义正词严的临终怒斥和宁死不辱的刚烈行为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这篇小说也由此而成为“三言”、“二拍”中最优秀的篇章之一。

其五、女权意识的觉醒。再说下《杜十娘怒沈百宝箱》。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与李郎备尝艰苦，不是容易到此，汝以奸淫之意巧为谗说一旦破人姻缘，断人恩爱，乃我之仇人”还有一段对李甲说的：“自遇郎君，山盟海誓，白首不渝。……或怜妾有心收佐中馈，得终委托，生死无憾。谁知郎君相信不深，惑与浮议，中道见弃负妾一片真心。今日当众幕之前，开箱出视，使郎君知区区千金未为难事。妾椟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今众人各有耳目，共做证明。妾不负郎君，郎君自负妾耳。”话虽不多，却淋漓尽致道出千百年来积压于女性心头的不平之鸣。语中要害，针针见血，颇似一片讨伐专制胡为的男子的檄文。由早先的麻木不仁到后来的敢怒而不敢言，再到这里的控诉抗争，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权意识的觉醒。

明代短篇小说中的这种婚恋意识的转变，较之长篇小说更为突出，也是明代文学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三言”其中的很多故事都是或采集于民间，或改编于民间，均与民间的“情”根血肉相连。所以多是重情之作。另外，平民百姓本来就较少受礼教束缚，民间文学更是较多的体现人民大众的真情真性，较之贵族文学也更大胆开放些。因此从“三言”中我们可以看出明代后期的普通市民阶层在“婚恋观”、“贞操节烈观”上发生的重大转变。

二、普通市民的“钱财观”的转变

钱财本是私有社会中人们经常与之打交道的东西，“三言”世称我过古代最多涉

及商业、商人及市民文化的短篇小说集，因而，比之别的小说，它自然也就更大量地写到钱财。通过这些专门写钱财问题或涉及钱财问题的故事，读者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到作品所反映的民众的钱财或者说是金钱观。由于“三言”产生与晚明，历来读者及研究者都非常关注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及商业活动对作者特别是对当时普通市民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分析一下“三言”的钱财观，对给当时社会民众的思想观念定位也许可以提供一个清晰的参照。

读“三言”的故事，可以看出书中所反映出的市民的钱财观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 其一、他们认为钱财能致富而且还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很有作用力。有钱可以买官、买色、买人缘，可以赢官司可以买享受也可以做善事。无论是佛门净地，还是道家洞天，只要钱趟过去几乎所向披靡。陈大郎用金钱，得以和蒋兴哥的美妻私通（《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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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秦重卖油攒得15两银子，终于进得西湖上第一名妓莘瑶琴的闺房（《醒世恒言》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赵昂用50两银子，就买通了官府的捕人杨洪让他陷害的眼中钉张木匠一家（《醒世恒言》第十二卷《张廷秀逃生救父》）。像鲁学曾（《喻世明言》第二卷《陈御史巧勘金钗钿》）这样的读书人，就因为没有钱，差点连未婚妻都保不住。钱的神通，在“三言”中表现的非常充分。

其二、他们认为钱财到处都有用，但另外一方面，小说在表现这些社会现实的同时，但也反映了另外的倾向，虽然爱财但并未对其顶礼膜拜。《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的入话中，写了才子李宏梦中遇到由酒、色、财、气化成的女子，她们分别代表各自的立场，突出自己的作用，李宏梦醒之后以诗下了个结论：“饮酒不醉为最高，好色不乱乃英豪。无义之财君莫取，忍气饶人祸自消。”《喻世明言》第三十六卷《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的开篇讲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富翁石崇的故事。石崇富可敌国，奢华受用，皇帝都不及，又有倾国倾城的美妾绿珠，终于引人嫉妒而招来杀身之祸。小说写了石崇死前与别人的对话：“石崇临受刑时，叹曰：‘汝辈利吾家财耳。’刽子手曰：‘你既知财多害己，何不早散之？’”。《醒世恒言》第三十四卷《一文钱小隙造奇冤》写景德镇窑户丘乙大之子因玩输一文钱与邻居小孩撕打，其母杨氏一时不忍，秽语骂人，结果祸祸相连，一共害了13个人的性命。在故事的结尾处有一句话：“奉劝世人，舍财忍气为上。有诗为证：相争只为一文钱，小隙谁知奇祸连。劝汝舍财兼忍气，一生无事得安然。”而同书的第三十七卷《杜子春三入长安》中的杜子春，就是能舍得下钱财，把钱财看做是身外之物，跟着太上老君成仙了。

其三、在商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当时，也有很多人拼命的聚敛财富，爱财如命。《喻世明言》第二卷《陈御史巧勘金钗钿》的入话说卖油为生的金孝在茅厕拾到30两银子，其母劝其归还失主，当金孝找到失主时，失主“只怕金孝要他出赏钱，又怕众人主张他平分，反使欺心”，硬说他的银子原来有四五十两，被金孝藏匿过一半了。正好县官路过，县官了解到是金孝主动找失主的，失主反而诬其藏匿，就对失主说，你的银子是50两，他拾到的是30两，这银子不是你的。失主“已经官断，如何敢争，只得含羞噙泪而去。”第三十六卷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张富，爱钱如命，极度吝啬，“平日发下四条大愿：一愿衣裳不破，二愿吃食不消，三愿拾得物事，四愿夜梦鬼交。”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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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家里两个主管给在门口叫化的汉子两文钱，张富非但冲出来抢回了两文钱，还将那汉子打了一顿。《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的开篇讲到的富翁金钟，与禁魂张相似。金钟家财万贯，性至铿吝，人称“金冷水”、“金剥皮”。小说也夸张性地叙写了表现他极端吝啬的平生常有的“五恨”、“四愿”。由于他不能忍受妻子老是布施福善庵的和尚，因而心生歹念，竟然起杀人之心。

其四、虽然相信天命，但是也非常肯定金钱的获得需要自己的勤劳付出。如《喻世明言》第八卷《吴保安弃家赎友》一文，虽然作者的主题是赞扬吴保安的义气，但吴保安能积布千匹，其中六百匹是他经过十年的极其艰苦的经营奋斗得来的。卖油郎秦重能得到花魁娘子，首先是他辛勤劳动的结果，光是“情重”，攒不到十五两银子，根本就没有他表现“情重”的机会。《张孝基陈留认舅》的开篇诗曰：“士子攻书农种田，工商勤苦挣家园。世人切莫闲游荡，游荡从来误少年。”篇中的女婿张孝基就是个兢兢业业而善于管理的人，因此家业在他手上进一步增长，还把漂浮浪荡、好逸恶劳的败家子过迁劝回头。《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徐老仆，虽然是个仆人，但靠他的勤劳，先是做生意，再买田地房产，经过十年的奋斗，“门庭热闹，牛马成群，婢仆雇工人等，也有整百，好不兴头！”小说此处插入一首诗：“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请观懒惰者，面带饥寒色。”

“三言”中大量写到与钱财有观的故事及大量写到钱的作用，这受到当时社会现实的很大影响，反映了当时经济生活的活跃程度及社会风气，也反映了普通市民的金钱观，物质观。虽然这里面有一部分观点还是传统的观点 ，但相比之下还是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三、对传统经商观念的改变

明中叶后，中国封建所有制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缓慢但是重大的变化，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萌芽开始在封建制度的母体内滋生，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帮，闽帮等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商品经济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势头，大小城镇一片繁荣景象，这种情况在小说中有着非常生动具体的描绘。《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就有一段著名描写，展现了江苏吴县盛泽镇丝织也繁荣兴旺的景象：

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一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聚，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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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这种新兴的手工业、商业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地繁兴在东南沿海的大城市之间。《吴江县志》卷十七《物产》上载“绫罗纱绸出盛泽镇奔走衣被遍天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发金而来，摩肩连袂”，由此可知小说所描绘的盛况，并非虚构夸张，确是事实。

小说以大量的描绘来多角度，多侧面展示当时的商品经济活动。而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所提供的社会氛围，必然刺激整个社会风尚发生变化，引导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转换更新。

他们在商业方面的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舍“本”逐“末”，弃“儒”崇“商”。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以儒家经典义理为灵魂，儒士享有最尊崇的地位，在科举制度建立起来后，他们进而为高官，退而为乡绅，一直雄居“四民”之首，享受特殊的封建政治权益，形成了士贵贱商，重儒轻贾的观念。但是明中叶商品经济的浪潮改变了世人的价值取向，传统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异。《明经世文编》卷一四四中说：“古人立法，厚本抑末，今人立法，厚末抑本。”这种现象在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

《张孝基陈留认舅舅》中有以为官拜尚书的大官僚，他家财万贯，生得五个儿子。只教长子读书，以下四个农工商贾，各执一艺。旁人认为次举“非上人之所为”，劝他让五个儿子皆“习儒”，而这位老尚书却说出了一番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相悖的高论：“世人尽道读书好，只恐读书读不了！读书个个营公卿，几人能向金阶走？……农工商贾虽然贱，各务营生不辞倦……春风得力总繁华，不论桃花与菜花……老夫富贵虽然爱，戏场纱帽轮流戴，子孙失势被人欺，不如及早均平派，一脉书香付长房，诸儿恰好四民良”。他不但把经商致富与躬耕务农等同齐观，还提高到与读书习儒平起平坐的地位。

《宋小官团员破毡笠》塑造了一个由世家读书子弟破落，靠冒险发迹起象的商人形象。宋小官是明正德年间苏州府昆山县人，其父“原是官家之后”，因“不做生理”，家业日渐衰落，父母死后“只剩得一双赤手，被房主赶逐出屋，无处投奔”，又放不下“旧家子弟”的面子去谋生，沦落为乞丐。后被邻居刘有才收留，“朝夕小心，辛勤做活”，“拿算盘，登帐簿”，学“交易”，成为一名经纪人。后因身患重病，被岳父母设计抛在荒郊时，却偶然发现“一所败落土地庙”四周“枪刀戈戟，插遍林间”，而“庙中有大箱八只，封锁甚固，上用松茅遮盖”。经纪人的生涯使他立即作出准确的判断：“此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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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所载，布置刀枪，乃惑人之计”，并认定“来历虽则不明，取之无碍”。此时已毫无书生的呆气，当即采取果断措施，假装为被盗的陕西商人，叫过路客船，将那八大箱珍宝，运到南京，于是买大宅，开典铺，置田庄，表现了一个商人的精明和干练。一反过去“书生落难，上京考试”的传统格局，展示了轻功名、重实惠，弃儒崇商的新观念。

同时小说还对某些富家子弟，假借“读书”欺世盗名进行严厉的鞭挞：“多有副国子弟，担个读书的虚名，不去务本营生，戴顶角巾，穿领长衫，自以为上等之人，习成一身轻薄，稼穑艰难，全然不知，到知识渐开，恋洒迷花，无所不至，甚者破家荡产有上稍时没下稍。”（《醒世恒言》卷十七《张孝基陈留认舅》）在务实营生与图求虚名的对比中，表现轻儒重贾的明显倾向。

小说通过上述许多生动、具体的描绘所表现出来的崭新观念，同样在其它资料中多有记载。如当时徽商世家出生的休宁巨商程锁的母亲就曾说：“仰事俯首为人生事，功名为身外物，奈何以外物轻身命，坠先业乎？”她把科举功名视为“身外物”，把传统的“本末”彻底倒置过来。

总之，舍“本”逐“末”，弃“儒”崇“商”已成为一种时代新思潮。 其二、对商人的形象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在传统的社会观念影响下，商人形象一直不怎么好，常常免不了成为嘲讽挖苦的对象。他们是龌龊市侩，逐利鄙夫，市井之徒，人格备受贬损；这种贬损的依据是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源出于自然经济之下的民众心态。人们尚不能完全理解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则，尚不能理解追逐商业利润的行为规范，所以“为富不仁”、“贪婪暴敛”、“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之类的污水，便铺天盖地般向商人泼去。一提起商品交易，隐隐地总让人联想起其中必定藏污纳垢，而商人也总是些老奸巨滑之辈，是潜在的犯罪分子，这是因为商贾贩货换金，逐利四方，比之躬耕垄田淳朴的农民，更像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应该说这里存在着不少的文化偏见。

然而“三言”中却一反上述观念，商人较多地作为正面形象、主要人物在故事中不断出现，他们忠厚、老实、本分，待人诚恳，解人急难，助人为乐。如《施润泽滩阙遇友》写施复在卖绸回来的路上，偶然拾到六两多银子，先是满心欢喜，想到：“有了银子，再添上一张机，一月出得多少绸，有许多利息。……算到七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但转念想道：“这银两是富人掉的，臂如牯牛身上拔根毫毛，打甚么紧，落得将来受用。……倘然是个小经纪，只有这些本钱，或是与我一般样苦挣过日子，……这两锭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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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养命之根，不争失了，就如绝了在咽喉之气……。”结果毅然把银子还给施主。失主朱恩也是个“蚕桑为业”的小手工业者，对施复的拾金不昧感激不尽。后来施复养蚕缺桑叶，也得到了朱恩的热情帮助。两个小工商业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里表现了商人们在生产经营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职业道德标准，市民式的信义和友谊，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他们。

其它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写布商品玉偶然在厕所拾到二百两银子，想到“倘或失主追寻不见，好大一场闷气”，后来在南宿州遇着失主，一路陪送他到扬州家里，将银子归还，完全不同与见钱眼开的市侩之徒。《刘小官雌雄兄弟》颂扬了小酒店主人刘德夫妻的慷慨好义，他们家并不宽裕，却能两次救人之急，有始有终。

其三、认识到经商是充满风险与艰苦的行业。

传统观念总认为“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司马迁曾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货殖列传》）《商经书·外内》云：（农人）“最苦而赢利少，不知商贾技巧之人”。汉代《盐铁论·通有》指出：“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上述看法虽有一定的道理，却多少受到了“重农抑商”的影响。在农本社会里人们往往忽略商业劳动的价值，看不到商人经营的辛苦与风险，只看到他们没有男耕女织的劳苦，却有衣食奉养之厚，而不在乎他们经营四方的万般艰辛。而“三言”中则详尽地描述了经商的风险和艰苦，揭开了蒙在人们心灵上传统偏见的纱幕，“士子与攻书农种田，工商勤苦挣家园”（《张孝基陈留认舅》）指出商与士、农、工一样都是靠勤苦与辛劳挣得自己事业的成功。

《杨八老越国奇逢》（《喻世明言》卷十八）中有一首诗，十分形象地反映了经商的苦处：“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餐风露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水路风波殊未稳，路程鸡犬惊安寝；平生豪气多消磨，歌不发声酒不饮；少资利薄多资累，匹夫怀壁将为罪；偶然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书谁寄？一年三载不回程，梦魂颠倒妻怒惊；灯花忽报行人至，阖门相庆如更生；男儿远游虽得意，不如骨肉长相聚。请看江上信天翁，拙守何曾阙生计？”这首诗写出了商人抛家别子，远走他乡，风餐露宿，披星戴月，漂泊动荡的生活之苦，对骨肉亲人的相思之情，令人同情。还有象《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的蒋兴哥因为在外生意几年未归，竟然连妻子都差点失去。

小说写出了商人的颠沛流离，相思离别，甚至是遭劫之难。我们可以从中确知，经商与务农是同样的辛苦，而且更充满危险，并非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这也是“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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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商”观念的一大转变。

象以上诸篇所展示的人们对商业，对商人的看法在“三言”中还有许多，这些观点和看法已经与以往的观念有了本质的区别，他们对经商之业和商人有了肯定、赞扬和同情。这种新观念，新看法，既是对传统观念的突破，也反映了明代中后叶社会心态和市民思想意识的重要变化。

结语：“三言”所反映的这些崭新的价值观念，是在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独特背景下出现的。这说明了存在决定意识的真理，也说明了“三言”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非常大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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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冯梦龙 编撰 萧欣桥 陈庆惠 点校 ：《三言》，浙江古籍出版社 ， 1993年版 2、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

3、成复汪 蔡种翔 黄保真：《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般 4、章培恒 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5、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6、曾胡：《喻世明言赏析》，警官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7、陆坚 张绦云 何春明 杨爱芳 ：《中国文学知识百题》，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8、瞿佑（明）等撰 周夷 校注 ：《剪灯新话》（外二种） ，三秦出版社，1957年版 9、《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鉴赏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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