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总结性讲话。他指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应该把文艺纳入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部分，使文艺服从于政治，同时“反转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达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因此，既要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要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标语口号式”的倾向。艺术家创作应该与生活、劳动结合，从 “为大众”的创作向“属于大众”的创作转变。另外，“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这次讲话对以后的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但是这种政策依然存在冲突：一方面要求艺术创作遵守“政治标准第一，以艺术标准第二”的要求，为劳动人民服务，反映新时代的新生活。另一方面还希望艺术家和评论家可以在创作和评论中可以发挥自身的独立性与批判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和影响政治，只不过，这种影响必须更多地局限于正面影响而非负面影响。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直是党的文艺政策的主导方针，而这一方针也直接影响了建国初期美术界在对新中国形象建构过程中“大众化”思潮的兴起。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著名的新年画运动，毛泽东曾说过，“年画是全国老百姓老老少少特别是劳动人民最喜欢的东西……”而这期间的年画创作也主要是围绕诸如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与劳动大众紧密相关的事件展开的，
1956年可以说是新中国美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在文艺界，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双百方针”，并强调“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正因为此，在五十年代中期便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族化”浪潮。而之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模式也被“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模式所取代。这对中国画界的影响表现为向“传统”的靠拢，而对油画领域的影响则是“油画民族化”思潮的兴起……提倡传统立场的潘天寿被启用，潘天寿他反对用素描来改造国画，坚持以白描和双钩作为国画训练的基础，在其被任命为院长后，时期的重要现象还有中国画院的成立，傅抱石被任命为江苏国画院院长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正是这种“传统可以被继承”的氛围，才构成了60年代初对由石鲁引起的对中国画笔墨等艺术本体的争论的历史语境。还要提及的一点是，潘天寿、傅抱石等人的贡献主要并不是对建国初期中国画创作的直接介入，而是对于传统的生存及延续问题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新时期之后的中国画发展显得尤为明显，甚至绵延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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