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每个人的故乡都是一样的,一条马路,一匹山,一条小河,一群牲畜,几位老者……但每个人的故乡又都是不尽相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着属于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记忆。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外流浪的孩子,回到故土,回到那个曾经生他、养他的地方,眼睛所能触及的全是回忆,脚下的泥土满是故事。眼泪欲流又止,微笑停留如面瘫。多少年了,从来没有这么真诚过。麻木的内心,在故土面前,溶解了,那一刹那,自己又做回了孩子。故乡,是童年记忆的承载体,故乡走丢了,那些纯真的记忆将不复存在。或许你得到了整个世界的赞许,却丢失了自己。二我的故乡在内江市隆昌县一个遥远的小山村,人们叫它桂花井。据说,名字的由来是村子里有一口老井,那老井在村子的河边静静躺了两百多年了,井的直径为一米,有五十米深。井边有一棵桂花树,每年八月,丹桂飘乡,人们就把那口老井叫作桂花井,渐渐地,这个称呼,就成了村子的名字。那口井、那棵树,成了村子的名片。而且一直保留至今。只是,那棵桂花树在“文革”时期被砍了,现在,泥巴早就覆盖了树的年轮,我们这一辈的孩子,已经找不到树的痕迹。但那口井还在,井水还很清澈,每天都还在供应着村子里十几户人家的生活用水。离开村子时,我只有八岁。今年过年,我找到了离开村子时留下的照片。照片发黄,我和姐姐站在一起,姐姐穿着红校服,扎着马尾,我穿着暗黄的绵衣,我和姐姐好像在笑,可是却显得那样木讷,我和姐姐都那样瘦,皮肤黄。那时,我的身高还不到一米吧?照片的背景是一片油菜花,显得鲜艳。就在那一年初春,妈妈跟随爸爸去了广州谋生,把我和姐姐寄托在了姨妈家。从八岁开始,每年只回家两三次,要么是清明,回去祭祖,要么过年,回去看望叔伯,或者村子里有人去世,回去送终。十多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在村子里连续呆上过三天。每一次回家,都觉得亲切,内心感到安静。我喜欢村子里包谷竿燃烧的味道,喜欢看到长辈们的笑脸,喜欢一个人站在老屋的坝子边上,眺望远方的小山和河流……就这样看着故乡的一切,有时回忆往事,有时就让时间“嘀嗒嘀嗒”溜走,而我什么也没干,什么也没想。三最近一次回家,是去年年底,回家过年。村子里最大的变化是修通了水泥马路。其实,这条马路五六年前就打算修了,村子里最长老的人死活不同意。有一次村里开完会,那位长者从我面前经过,老态龙钟,满脸横肉,步伐缓慢,嘴里还在唠叨:“简直是无法无天了,那么多辈人没有修路,还不是过来
了!现在干嘛要修路?”说着,口吐泡沫,白眼望着队长家的方向,好像要生吃了队长一样。从此没有人敢惹他,从此也没有人敢再提修马路的事。大家都心知肚明,老人不愿修马路的原因是心疼钱。他儿子不成才,家里的收入仅仅来自土里和自家里养的几只鸡鸭,老两口又常年有病,还要供孙女上中学,他也喜欢打麻将,几乎逢打必输。于是,要他掏钱修路,简直就是要了他的老命。前两年,老人去世后,修路又成了村里的重大话题,年轻人都支持修路,这样出行方便。前年确定了修路方案,去年上半年就领到了政府给的补助金,每人又出了一千五百块钱,去年九月,正式开工。马路是从邻村搭过来的,为了尽少占用耕作土地,路弯弯曲曲,像条蟒蛇盘延在山间。路长一公里。有人担心队长贪污,专门用竹竿一竿头一竿头的量过,结果发现只有九百五十米。他们不干了,喝酒壮胆之后,几个人到队长家闹,说他耍心眼儿,说他贪污。队长有嘴难辩,把存钱的卡交了出来,卡号密码由三个年轻人各自掌握两个数字,少了谁,钱都取不出来,而队长,只能负责记账。这样才算了事儿。这个事,让邻村的人看了笑话。马路三米宽,单行车道,故意修了几个会车点,在马路入口,修了栅栏,只有小车才能进入。过年,我是坐堂哥的小车回家的,一路上,家人都在感叹:“马路修通了就是方便,可以直接开车到家门口了!”我透过车窗望去,村子里有小孩儿在马路上学骑自行车,满头是汗也停不下来,技术还不够娴熟,看到小车来了,立马就下车,伸长脖子张望。很远的地方,听得见他奶奶在叫他慢点慢点……悠长的声音,像轻音乐。马路边上,几位老人一边吸烟,一边谈论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声音低沉,他们时而皱眉,时而微笑,时间在他们面前,走得慢悠悠。马路修通后,村子里开始有了摩托车,小车也会陆陆续续的出现。修通马路,是一件喜事,只是村里没有摆酒宴庆祝,但是大家望着它,仿佛觉得是自己家的孩子。年轻人将会从这条马路,走向更远的地方,老年人是马路的守护者,他们可能一生都不会离开它了。小孩子在马路上跑来跑去,他们不知道这条马路的来之不易,他们在马路上学会了骑车,或许,也会摔伤手臂。四村子里有两块堰塘。一块在我家门前,另一块相隔不过二十米,在杨大爷家门前。两块堰塘都有篮球场般大,它们就像是孪生的兄弟,可是从未谋面,多么尴尬。前两年过年,队里以抽签的方式,决定这两块堰塘十年的使用权。每户人家都渴望中奖,而幸运的中奖者只有一个。队长用红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勾,其余的都
画叉。大家有言在先,一切公平,中奖与否全靠运气,不得抱怨,中奖者每年要向村子里上缴一百块钱,象征性的作为承包费,十年后,又再次以这样的方式决定其使用权。我代表家里参与了这次抽签,没能中奖。中奖的正好是杨大爷,他占尽了地理上的优势。每个人都投来羡慕的眼光,或许心里还在想:“怎么不是我呢?”杨大爷满脸喜悦,激动得给男人们打烟庄,嘴里承诺,以后卖鱼的时候,都给大家算便宜点!杨大爷抽到两块堰塘后,我家门前那块堰塘用来栽秧子,他家门前那块用来养鱼和饲养鸭子。去年回家的时候,看见我家门前的堰塘早已干涸,显然他并没有用心管它,他家门前的堰塘一群鸭子游来游去“,叽叽嘎嘎”,荡起一条条水纹。回家那天天气正好,我借了一根鱼竿钓鱼。结果只是钓了一个下午的阳光。倒是在我走神的时候,鸭子把鱼竿拖了下去!父亲好几次对我说:“要是你抽中那两块堰塘该是多好呀!等你大学毕业了,我就不在广州卖快餐了。我回去养鱼,一定会养得很好!”父亲每次说起,我也只是笑笑,总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我相信父亲养鱼一定养得很好,可惜,我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在我的记忆里,以前我家门前的堰塘是属于爷爷的,爷爷上了年纪,让四个儿子管理,父亲和叔伯一起,春天在堰塘里栽秧子,养鱼。夏末刚收了谷子,就会把堰塘的水放干,一大家子下田网鱼。十几个人在田里,不是传来收获的欢笑。我恳求妈妈,我也要下田网鱼。妈妈同意了,帮我卷起裤脚,我就“噼噼啪啪”地下田了。这样的结局,除了眼睛,混身是泥。我记得我收获了几条鲫鱼,它们让我高兴了许久。那块堰塘的鲫鱼,真是肯长呀,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能长到父亲的巴掌般大。每年辛苦收获稻谷后,网鱼吃鱼,成了爷爷辈下的儿孙相聚一堂的美妙时刻。鱼太多,吃不完,爷爷叫父亲拿些出去送人。晚上,爷爷亲自下厨,一家人都在旁边围观着。倒下半桶菜籽油,辣椒,豆瓣儿,还有酸菜,在烧上十多分钟,鱼就好了,出锅时撒上鱼香。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吃的,对鱼有太多的遐想和期待。鱼分为三份,爷爷叔伯父亲坐一桌,他们吃鱼喝酒聊天儿,汗水岑岑地冒出来,用毛巾擦了,又继续吃鱼。我们小孩子坐一桌,鱼除了香嫩,主要是辣的味道,我们一边吐舌头,又一边把筷子伸进了鱼盆。太辣了,我问爸爸要水喝,二伯把白酒给了我,一口下去,真想把手指伸进喉咙。我的眼泪出来了,二伯哈哈大笑,母亲从厨房走出来,说我不动脑子。母亲和伯娘她们在厨房里吃,孩子们吃完了他们才上桌!我家门前的那块堰塘
承载着一大家人的记忆。我写的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那么,在我还没有出生以前呢?当父亲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呢?他们又有多少关于这一块堰塘的记忆呢?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父亲渴望得到那块堰塘的使用权了。一个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感情是很难割舍的。其实,农民与土地的感情,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父亲常年在外打拼,爷爷去世七年了。父亲把这份感情,寄托给了我家门前的堰塘。而我,只能眼看那块堰塘里的水,一点一点流干!过年的时候,杨大爷收获了堰塘里的鱼。的确,卖给村子里的人算得很便宜,都是象征性的给一点钱,就像给承包费一样。村里的人还是在享用堰塘带大家带来的实惠,大公家的牛会放在堰塘里洗澡,每户人家都挑着刚出土的红薯,在堰塘边上洗干净了才挑回去。五村子里有一条小河,在我家门前的坡下。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条河的名字,好像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一样。当春种需要用水时,都是从这条河里抽水灌溉。小河上游有个坝,天干水不够用时,就请求上游的人放水。这条河的存在,关系到了整个村庄稼的质量。以前,好像并没有注意到这些。我们关注小河,只是关注河里的鱼虾。夏天,是小河边上最热闹的时刻。几乎村子的孩子都到小河边上钓马虾。折一根桑树,系上一条毛线,捉一个青蛙,钓马虾的工具就准备好了。钓马虾不像钓鱼,能提前知道马虾是否上钩,钓马虾只能靠感觉,一般一两分钟就要拉扯一下,如果很沉,就成功了。马虾张牙舞爪,又红又大又魁梧。能够征服这样的生物,对孩子来说,是一种乐趣。半个小时就可以钓好几斤。拿回家,扯掉马虾的脑袋,放一点豆粉裹一下,榨干之后再放干辣椒爆炒,就是一份美味的晚餐。一般,妈妈很忙,都是我负责烧火,比我大四岁的姐姐下厨。有一次钓马虾,我不慎滑进了河里,水瞬间淹没了我的小脑袋。一旁的小伙伴看我,就像是在看一个笑话,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应该伸手救我。还是姐姐,立马跳下水,把我拉扯上岸。从那以后,妈妈就不要我和姐姐去钓马虾了,她说,如果发现我们再去钓马虾,就打断我和姐姐的双腿。没过多久,有人发现河里的鱼浮出水面,不知是谁,在水里放了药。现在想来,一条长七八百米的小河,能够把鱼毒死,该是放了多少农药呀?他又是安的什么心呢?去年清明节回家。我像小时候一样到河里去钓马虾,钓了很长时间,一只也没有。只得悻悻回家。现在,随着农药的大量使用,河里的马虾几近灭绝。六村子里许多东西都在发生变化,恒久不变的,是那条小河和河对面的那座山。山并不大,人们叫它
“毛布山”。两千年左右,重新分配土地后,我们家有块地在那座山上。在分给我们家之前,那块土地并没有种庄稼,野草很多。母亲带上我和姐姐一起去除草。母亲用锄头敲打土地,让它在多年的睡梦中苏醒。我和姐姐跟在母亲身后,把土里的草一根一根扯出来,然后扔到山茅坑里边。母亲挖土的身影,就像一个倒转的“U”,那些年,爸爸都不在家,这么重的活,全是母亲在做。我和姐姐偷懒的时候,母亲说:“这块土很多年没有种庄稼了,土很肥,今年我们种花生,收成肯定特别好。”我和姐姐听母亲这样说,又开始干活。那块土地的草除净以后,我们母子三人又到山上种花生,母亲挖土,我播种,每次撒两颗花生,偶尔会偷吃,妈妈看见了,会放下锄头,朝我笑笑,姐姐狠狠的瞪着我,说:“你现在吃掉的是一颗花生,收花生的时候就是一把花生!”我不理她,叫她赶紧把土盖起来,免得我和妈妈做完了活儿还要等她。那一年,我们的确收获了许多花生。父亲过年回家的时候,妈妈将花生和着沙子生炒,那不仅是我和姐姐的过年的美味零食,有客人来的时候,母亲也会端花生出来,请客人吃。那块土地,后来又种了包谷,种了麦子。四四方方的一块土地,只要播种,就会有额外的回报,这就是大地的馈赠。因为那座山上有我们家的一块地,我和姐姐常常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去爬山,其实只要一两分钟就爬上去了,但每次爬上去,都有一种成就感。我们站在自家的土地上,姐姐跟我讲庄稼发生的变化,我没有听,而是在周围捡了一捆干草,用火柴将它点燃。火“呲呲”的燃烧着,姐姐骂我不懂事,我静静地望着很低很低的天空,不知是不是被我的那团火给烧红了?姐姐叫我大声尖叫,说山上会有回声,我叫了,只是声音不够大,山听见了我和姐姐的对话,可是它并没有回答我们。下山的时候,我和姐姐就像脱缰的野马,张开双臂飞奔,风打在脸上,吹干了汗水,地里的庄稼也在随风跳舞。今年过年我又爬山那座山了,一个人。前两年村子里响应“退耕还林”的号召,山上栽满了核桃树,比人还高。曾经我们耕作的那块土地却空了起来,长满了杂草,淹没了膝盖。这块土地,已经许多年没人管它了,它还要荒芜许久许久。现在的生活水平和粮食产量,它的地位一天天下降。七在农民的世界里,房子的好坏,直接体现这一家人的富裕状况,它关系到这一家人在整个村子里的脸面与荣耀。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有了平房。那房子是在爸妈结婚一两年后,父亲修的。父亲是个石匠,房子需要的所有石头,都是他一个人在山上用铁钻打出来的。
“哐当哐当”,打石头的声音在山上回唱,石头随着铁钻一点一点的深入,慢慢脱离大山,就像孩子离开母亲的子宫一样。石头都是规则的长方体,一块有一百斤。父亲打好石头后,又用鸡公车一块一块的推回家。有了足够的石头,就开始修建房子,石头做地基,还做平房的起石,所以现在还可以清楚的看到许多石头。平房用红砖修建而成,外表没有涂水泥,屋顶盖青瓦。父亲一共修建了四间房子,一间堂屋,堂屋的屋顶有两块亮瓦,白天光线通过亮瓦射入堂屋,整个屋子都明亮了。在堂屋的左右各一间卧室,父亲和母亲居右,在那个卧室里还修了一个专门存粮食的石柜。它占了整个屋子的四分之一。我和姐姐睡在另外一间卧室。我和姐姐卧室的旁边是厨房,厨房了有一口水缸。在屋的背后,是猪圈和厕所,猪圈都是用石头搭建而成的。屋子里最贵重的电器就是那台黑白电视机。那是父亲在攀枝花打工挣钱后,回来买的。我们家是村子里最早拥有电视机的人家。每到农闲时,村子里大部分女人和孩子都会准时守候在电视机面前。那时,《还珠格格》正在热播,金庸的《笑傲江湖》刚刚拍成电视剧。电视节目成了村子里谈论的主题,那时,麻将还不够流行,看电视是村里的人劳作一个季节后消遣的最佳方式。七年前,爷爷在那所房子的堂屋里去世。父亲修建房子的时候,恐怕不会想到,爷爷会在这所房子里断气。后来,爷爷的遗照也挂在了堂屋里。爷爷去世后,那所房子就再也没有住人了。隔房的二伯打电话给母亲说,他要在我们家的屋子里放柴,母亲欣然同意。去年回家过年,打开屋子,看见柴堆得满满当当,已经没有涉足的余地。我就不明白,隔房的二伯,一个人生活,怎么就需要这么多柴呢?再说现在村子里早已通了天然气。像他那样的人,一旦有空,就到山上去找柴,他是在打发时间,填补内心的空虚吗?还是这么多年形成的习惯,已经无法改过来了呢?爷爷刚刚去世那两年,还常常听父亲打电话请人修补房屋的砖瓦,后来渐渐地就不再请人修了。所以,那所房子越来越烂,现在已经无法住人了。是的,房子是需要人气的,不管再好的房子,没有人住,就会坏得很快,就像人患有肿瘤,迅速倒塌。这两年,村子里立起了几幢新楼房。似乎听到别人家的房子修得怎样怎样漂亮,母亲也想回家修房了。只是考虑到我还在读书,需要较大的开支,而且修好后也没人住,就此罢休。我告诉母亲,不论以后我在哪里工作,都要在老家修房子,最好是在老房子的基础上修建。修房子,这应该是母亲一生中较大的心愿,住着舒坦是一方面,最最重
要的是让她感到脸上有光。八现在村子里,年轻人已经不多了。只剩下孤独的老人和几个小孩子。从今年开始,大伯和大伯娘也加入了这群老人的队伍。三年前,大伯患病,几乎半身瘫痪。那以后就住在成都,堂哥在成都做生意,照看方便。经过几年的修养,大伯勉强可以离开轮椅,身体也硬朗了许多。去年回老家过年后,大伯娘决定不再上成都了,堂哥刚刚在老家修了新房子,大伯娘想守候着它,不再离开。她说,老家的空气更好,村里的人也常常关照二老,为他们送蔬菜、送鸡蛋,老家更有人情味儿,说话聊天也方便。她还说在成都常常失眠,回到老家一觉睡到大天亮,可香了。堂哥虽然不放心二老,但老人都这样说了,只得同意。去年回家过年的时候。大伯用手指着坝子边,大伯娘告诉我,大伯想到外边去坐坐,晒晒太阳。我先端了一张椅子在坝子边,又把他扶过去。大伯速度如蚂蚁,几米路走了两三分钟。我扶着他,就像小时候他扶着我一样,只是,我的世界越来越大,而大伯呢?可能从此以后,他都很难再离开这个坝子了。我们的生命,最初是一个点,慢慢地形成了一条线,随着我们长大,就形成了一个无限大的圆,后来,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圆渐渐缩小,缩成一个面,那个面就是故乡的老房子,后来只是一条线,一条自己只能来回走动的线,最终,线也缩小了,成了一个点,那个点便是坟墓!村子里的老人,大多数都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他们的一生,爷爷是、将来大伯也是。他们在这里出世、成长、娶妻、生子、再慢慢老去。他们的人生,几乎都是在这个村子里度过的,最终,还是躺在了村子的泥土里。那条河、那座山、那两块堰塘,你们是否记得他们的名字?能否告诉我关于他们的故事?如果能,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书写故乡的笔记,点点滴滴,一字一句,决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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