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同
《礼记》
一、作家作品
《礼记》不是孔子的著作，而是孔子后人所作，其中引用了许多孔子的思想。《礼记》是一部儒家经典，它在经学中的地位早有定论。《礼记》是西汉武宣时代礼学家戴圣编定的四十九篇本，是先秦儒家学术论文汇编，非一人一时所著。它包涵了从孔子直到孟、荀各家各派的论著，其中皆为孔子七十子后学所记，内容相当庞杂。大多写就于春秋战国时代，文中反映的基本内容多系先秦古制，其中录有一些孔子言论或其弟子对孔子思想真谛的发挥，即使有个别篇章是秦汉儒生所撰，但其基本内容也都是对先秦古制的追记，书中包涵古代礼制和当时社会生活情景的内容；另外从治国方略，至家庭准则，在《礼记》中都有专门篇章论述。这些篇章处处体现出宗法制的原则和精神。《礼记》在儒家学术史上占有相当突出的位置。把《礼记》中有关篇章联系起来考察，大致可勾勒出孔孟荀之间乃至秦汉之际儒家各派思想体系传承关系的轮廓。《礼记》为研究先秦儒学史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尤其是蕴含的礼学思想最为丰富。儒家的礼学思想博大精深，从孔子首创礼学思想，经孟荀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体系大备。其间《礼记》对礼学的阐述最为精彩完备。《礼记》还结集了如《中庸》、《大学》、《礼运》等蕴含深邃的思想内容的学术论文，它们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名作，影响极其深远，是了解儒家的礼学思想的重要参考依据。
“大同”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在宥》。庄子在这篇文章中，多次使用了这一概念。如曰：“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无己。”在这里，“大同”谓与天地万物融合为一，是指“养心”应当“忘物”而言的。而破天荒用“大同”来状述“天下为公”这一理想社会的，则是这篇《礼运》了。
“大同”思想虽托为孔子首创，实际上是儒、道、墨、农各家社会学说的总结和发扬。它出现的时代很可能是战国末期或秦汉之际。其作者，很可能是个儒士。当时，战祸频仍，民不聊生，人们自然会向往那种没有战争，没有剥削压迫、平等幸福的“乐土”。
二、分析课文
第一段记述孔子阐述大同世界的来由。
第二段“大道之行也……讲信修睦。”这一层是对“大同”社会的纲领性说明。“大道”，可以理解为治理社会的最高准则。这一句是总提，以下三句是分述。“天下为公”，这是说政权（也可以把社会财富包括进来）属于社会的全体成员，而不属于任何个人。“选贤与能”，这是说社会的管理者应由社会成员选举产生。选举的标准是“贤”和“能”，“贤”指品德高尚，“能”指才能出众──用现代话来说，叫做“德才兼备”。“讲信修睦”，说的是社会成员间应当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要讲求诚信以消除欺诈，要崇尚和睦以止息争斗，使社会保持和平安定。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必为己。”这一层阐述“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1）人人都能受到全社会的关爱。“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说的是每个人都能推己及人，把奉养父母、抚育儿女的心意扩大到其他人身上，使全社会亲如一家。“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意思是对各种年龄段的人群都要做出合适的安排。又特别提到，对“矜、寡、孤、独、废疾者”这五种人要实行生活保障，更充分地体现了全社会的关爱。（2）人人都能安居乐业。“有分”，就是有稳定的职业，能安心地工作；“有归”，就是男女婚配及时，有和乐的家庭。古代男耕女织，妇女在家也要从事蚕桑，这样才能丰衣足食。以上两个方面主要是就物质生活说的。（3）货尽其用，人尽其力。“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是说人们珍惜劳动产品，但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不会将它据为己有；“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说人们在共同劳动中以不出力或少出力为耻，都能尽全力地工作，却没有“多得”的念头。这主要是就人们的思想观念说的，因为只有树公心、去私心，才能达到货尽其用、人尽其力的境界。
“是故谋闭而不兴……是谓大同。”这一层是本段的总括语。文章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总括方式，就是拿现实社会跟这个理想的“大同”社会作对比，从而顺理成章地指出，现实社会中诸多黑暗现象如搞阴谋、盗窃财物、作乱等等，在“大同”社会里将不复存在，代之而兴的将是一个“外户而不闭”的和平、安定的局面。这个结论非常鼓舞人心。
在大同思想中，贯穿着一个道德递衰的史观。即三代以前称为“大同”，三代以后称为“小康”，第三段就是对“小康”的阐述。
三、布置作业
完成思考和练习
.《大同》篇的艺术感染力除来自儒家用世的情感之外，还来自于文字的表达，试总结其中最主要的修辞手法。
答：（1） 注意找出文字的谐韵现象，如“公”、“睦”、“终”、“用”、“归”、“公”。再如“礼”、“纪”、“里”、“知”、“起”。再如“让”、“常”、“殃”、“康”。先秦许多散文中都注意谐韵。(2) 注意这篇文章的文字的铺陈与对偶现象。在对偶中善于变化句式，因此便造成了铺张扬厉的气势。(3) 文章的开头安排一个孔子与子游对话的场景，具有起兴的作用，使得文中陈述的思想充满了情感与感性，造成了文情并茂的效果。
这里所描绘的“天下为公”、没有剥削压迫的“大同”世界，是原始共产社会的理想化，完全是乌托邦的。而且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向这个“大同”的道路。况且，《礼运》的作者，并未摆脱儒家的立场，认为：“大同”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当前社会是处在“小康”的时代，所以君臣礼义等制度与观念，还是应予提倡的。
然而值得特别肯定的是：这里所描绘的“大同”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史上已成为一座彪炳千古的丰碑。这不仅仅因为它在客观上反映了劳苦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为
重要的是他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且不说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有它的折光，仅就中国近代历史考察，足见它影响之深远。例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就曾以“大同”思想相鼓动。在《原道醒世训》中他“遐想唐、虞、三代之世，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举选上德”的“大同”之世，并全文引用了《礼运》中有关“大同”思想的文字。尽管洪秀全失败了，但传统的“大同”思想仍为进步的改革家所向往，这里要特别提及康有为和他的《大同书》。把《礼运》中的“大同”与西方的进化论，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博爱思想，糅合在一起，创立了“大同”学说。提出只有破除给人类带来无限苦难的“九界”(即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人类社会才能由“据乱世”步入“升平世”，最后进入“太平大同”。 康有为这种资产阶级的“大同”思想，后来部分地被孙中山所接受。孙中山“天下为公”，“以建民国，以建大同”的理想，即接受了《礼运》中传统的“大同”观念。
（大同）社会同与它相对应的“小康”社会相比较，有以下几个特色：一、 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不像小康社会那样为一姓所私有；二、“选贤与能”——管理天下的人是天下人公选出来的，且“贤”而且“能”，不像小康社会那样“大人世及以为礼”，以至桀、纣那样的暴虐之徒亦可君临天下；三、生活在这个“大同世界”的人，都有极高的道德思想，有着“爱无差等”的“兼爱”精神，不像“小康”社会那样“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四、这儿没有私产，人们各尽其能，都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不像小康社会那样“设制度”、“立田里”；五、因为大同社会没有私有财产，于是阴谋诡计就断了门路，抢劫偷窃作乱害人的事情也不会发生，甚至大门只要从外面合上即可，用不着关闭，不像小康社会那样常常“谋作兵起”，要用仁、义、礼、信等封建道德来巩固封
建秩序，甚至“城郭沟池以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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