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学案例分析

案例适用：比较优势理论 案例内容：

在重商主义哲学盛行时期，保护主义蔓延，被激怒的法国经济学家Frederic Bastiat(1801—1851年)，通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压倒了保护主义者。巴斯底持在1845年虚构的法国蜡烛工人请愿的故事中，最成功地打击了贸易保护主义。现摘录如下：

我们正在经受着无法容忍的外来竞争，他看来有一个比我们优越得多的生产条件来生产光线，因此可以用一个荒谬的低价位占领我们整个国内市场。我们的顾客全都涌向了他，当他出现时，我们的贸易不再与我们有关，许多有无数分支机构的国内工业一下子停滞不前了。这个竞争对手不是别人，就是太阳。

我们所请求的是，请你们通过一条法令，命令关上所有窗户、天窃、屋顶宙、帘子、百叶宙和船上的舷窗；一句话，所有使光线进入房屋的开口、边沿、裂缝和缝隙，都应当为了受损害的工厂而关掉。这些值得称赞的工厂使我们以为已使我们的国家满意了，作为感激，我们的国家不应当将我们置于一个如此不平等的竞争之中……仅仅因为或部分因为进口的煤、钢铁、奶酪和外国的制成品的价格接近于零，你们对这些商品的进口就设置了很多限制，但为什么，当太阳光的价格整天都处于零时，你们却不加任何限制，任它蔓延? 如果你们尽可能减少自然光，从而创造对人造光的需求，哪个法国制造商会不欢欣鼓舞？如果我们制造更多的蜡烛，那就需要更多的动物脂，这样就会有更多的牛羊，相应，我们会见到更多人造草场，肉、毛、皮和作为植物生产基础的肥料。

案例评析：

比较优势原理指一国可以专门生产、出口它的绝对劣势相对小一些的商品(这是其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同时进口其绝对劣势相对大的商品(这是其有比较劣势的商品)。通过专业化分工，各国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和较高生产率的产品，提高了有限资源的利用率，使世界福利增大。通过贸易使得各国获利。

案例中当时盛行贸易保护主义，认为进口产品会威胁本国产业，进口限制可以保护国家利益。因此政府应当鼓励出口，不主张甚至限制商品的进口。而比较优势理论有力的压倒了贸易保护主义者。巴斯底持在1845年虚构的法国蜡烛工人的故事更有力的打击了贸易保护主义。太阳可以看作是能高效生产太阳光的厂商，生产成本为0。由于有了这个“厂商”使得国内“太阳光”厂商失去了国内市场，倘若没有太阳，国内会生产并出口人造光。根据贸易保护主义，太阳光威胁到了国内人造光市场，应该禁止使用太阳光。但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会禁止使用太阳光，而自己进行生产。原因就在于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该国应该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太阳光。一国的资源是有限的，该国停止生产“太阳光”会节约资源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商品。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福利。 案例名称：埃尔切事件

案例适用：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 案例内容：

位于西班牙东南部阿利坎特省，人口约20万的埃尔切市，一直为欧洲的鞋业中心之一，鞋业作坊有六七百家之多，依靠发展制鞋业一度富庶。中国鞋商1998年才正式进入埃尔切市，由于中国产的鞋子款式、设计整理美观新颖，再加上价廉物美，在欧美很受普通百姓的欢迎。该市由华侨华人开的鞋业公司、制鞋工厂和仓库式批发零售商店已增至60多家。在西华人鞋商的销售额占当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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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左右，很多西班牙商人也在大量进口并销售中国鞋，仅去年西班牙就从中国进口鞋子6190万双，占其鞋类进口总额的47％，价值高达2.2亿欧元。以温州鞋为代表的中国鞋，2002年才开始零星进入埃尔切市场，但是温州鞋进入埃尔切之后，以飞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已占到埃尔切鞋类批发量的30%，对当地的制鞋工业形成了客观威胁。一部分规模小、技术落后的鞋厂由于缺乏竞争力纷纷倒闭。近30年来，该市制鞋工人失业率增长了30%。

2004年9月17日，西班牙东部城市埃尔切的中国鞋城，16个货柜、价值约800万元温州鞋被当地不法分子烧毁，价值十多亿元的温州鞋也遭受着被焚烧的威胁。“烧鞋事件”如不尽快得以妥善处理，将严重影响当地中国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尚危及今后中国产品出口西班牙等欧洲市场。甚至有报道称，这是“西班牙有史以来第一起严重侵犯华商合法权益、野蛮排斥华人的暴力事件”。

中国鞋被焚事件惊动了埃尔切这座20万人口的西班牙小城。多数埃尔切市民对中国商人持同情态度，认为商业竞争不可以成为烧鞋的理由。埃尔切的Casimir Gomez先生说，这两天的烧鞋事件震动了该市。他还说：“中国鞋质量好，价格便宜，我每过一两个月就会带着妻子去逛一逛。商人之间的竞争应该采取正当手段，烧鞋的人非常不理智。”还有的市民愤愤不平地说：“烧鞋的行为真是愚蠢！” 案例评析：

在一系列假设前提下，李嘉图模型提出不仅所有的国家从贸易中获利，而且由于贸易没有影响收入的分配，每个个人的福利也都得到改善，那么国家间的相互贸易应是受人欢迎的。然而在现实中，贸易对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有着很大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贸易收益的分配是非常不均等的。特定要素模型的分析表明，贸易会使出口部门特定要素的所有者受益，使与进口产品竞争部门特定要素的所有者受损，对流动要素的拥有者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有着不均等的影响，原因有两个：第一，生产要素不能迅速地、无成本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第二，各部门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有所不同——提高某一种产品的产量一般会减少对某些生产要素的需求，同时会提高对另外一些生产要素的需求。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也许某项贸易对一个国家来说整体上是有利的，但是它通常也会对这个国家的不少利益集团带来不利影响。

在本案例中，埃尔切的鞋商和鞋业工人可以看作与进口产品竞争部门特定要素的所有者。一方面，他们在与中国鞋商的竞争中缺乏优势而失业；另一方面，其在贸易中的损失不能有效的从其他途径得以解决，寻找新的工作或转行都是需要时间和成本的。对他们而言，其在贸易中是受损的。而对其国内的鞋类消费者而言，由于贸易的发生，进口鞋商的进入，导致竞争的加剧，使得他们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购买鞋类产品，他们是贸易的受益者。因此，他们对烧鞋事件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埃尔切纵火事件的发生正反映了贸易在一国范围内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

在现实世界中，国际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使得受损者和受益者同时存在，这也是为什么贸易自由化迟迟不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世界经济中贸易政策的指导思想也是非常关键的。 案例4－1

案例名称：中美贸易

案例适用：赫克谢尔—俄林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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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内容

赫克谢尔—俄林理论：中美贸易 技术组（关键产业） 中国对美国 美国对中国 出口百分比 出口百分比 杂志、办公与计算机设备 4.8 7.7 高技术 客机及零部件、工业无机物 2.6 48.8 机械、涡轮机、油脂和石油 3.9 21.3 水泥、非电力探测锤和加热设备 11.5 4.3 手表、计时器、玩具和运动品 18.9 6.3 木制品、鼓风炉、生铁 8.2 1.3 造船和修船、家具和设备 4.1 2.8 香烟、摩托车、钢铁铸造 5.2 1.8 低技术 编织、羊毛、皮革加工和制成品 17.2 0.4 童装、非橡胶鞋 23.5 5.2 上表为中美1990年的贸易数据，这些数据来自于一项旨在验证赫克谢尔—俄林理论的研究。研究者根据技术密集度将131个样本产业分为10组。第一组中的产业技术含量最高，而第十组的产业技术含量最低。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集中在高技术产业；第1组至第3组占美国对中国出口的77.8％。相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集中在低技术产业，中国对美国出口的40.7％集中在第9组和第10组。 案例评析：

根据赫克谢尔—俄林理论，要素禀赋是国家间比较优势的源泉，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各国的贸易模式。资本丰富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其应专业化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其应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正如我们所知，美国人力资本（技术）丰富，而非熟练劳动力稀缺。相反，中国则拥有大量的非熟练劳动力。那么根据赫克谢尔—俄林理论，美国在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将向中国出口富含大量熟练劳动力的产品，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具有比较优势，向美国出口包含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的产品。上述案例中，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集中在杂志、办公与计算机设备，客机及零部件、工业无机物，机械、涡轮机、油脂和石油等高技术产业组；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集中于编织、羊毛、皮革加工和制成品，童装、非橡胶鞋等低技术产业组，中美之间的这一贸易模式非常符合赫克谢尔—俄林理论的预测，验证了赫克谢尔—俄林理论的结论。 案例5-1

案例名称：日本向缅甸的转移支付 案例适用：国际转移支付 案例内容：

日本从1954年开始对缅甸进行赔偿, 除给缅甸的帕尔羌水库大坝提供资金以外, 还为缅甸制定了四大建设计划。但是所有的援助资金, 都由缅甸在日本进出口银行开设账号, 并在日本购买设备、零部件及大部分劳务。四大建设援助, 即建设轻型车辆制造工厂的32195亿日元最终回到马自达公司的账号, 建设重型车辆制造工厂的2513亿日元、建设农机制造工厂的15189亿日元、建设电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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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工厂的30195亿日元也分别返回日野公司、久保田公司及松下公司的金库。

日本对缅甸的赔偿期结束后, 缅甸被援建项目的国产化却并未实现, 缅甸必须从日本进口零部件才能继续生产。为了维持生产, 缅甸不得不又成为日元借款的对象。1969年日本将108亿日元作为商品借款借给了缅甸, 而这笔商品借款最后也因在日采购零部件又回流到日本。从接受日本经济援助直到现在,缅甸仍然不能生产重型车辆。诸如此类的例子,在接受日本援助的世界各地均不同程度的存在。 案例评析：

国际转移支付，如国外援助和战争赔偿，可能会影响一国的贸易条件，使世界相对需求曲线发生移动。如果受援国将其收入用于其出口产品的比例高于捐赠国，那么转移支付就会使受援国出口产品的世界相对需求增加，改善受援国的贸易条件，除了收入转移的直接影响外又为受援国带来了间接利益从而增加了最初收入转移的利益。另一方面，如果受援国将其额外收入用于出口产品的比例比捐赠国低，那么转移支付就会使受援国的贸易条件恶化，抵消了部分收入转移带来的直接利益。

从理论的分析上来看，战争赔偿和对外援助等国际转移支付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以上说明的仅是国际转移支付对受援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当然这种转移还存在其他潜在的经济效应，如转入资金用于国内投资，可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等。

在本案例中，不论是前期日本对缅甸的赔偿还是后期对其的借款，从贸易这一角度来看，这种转移支付恶化了缅甸的贸易条件。其获得的所有援助资金都被要求用于在日本购买设备、零部件和大部分劳务，借款资金用于从日本进口零部件，资金都用于对日本的进口。

可以看出，日本的这种赔偿和对外援助是一种自我利益的追求，带有“掠夺性”，是一种条件附加型的援助。受援国被要求所获得的援助资金应用于购买日本的商品或劳务，这就极大的限制了受援国从收入转移中所能获得的经济效应。如缅甸在日本的赔偿期结束后，被援建项目仍不能实现国产化，必须从日本进口零部件才能进行生产；缅甸仍不能生产重型车辆。 案例5-2

案例名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损害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吗？ 案例适用：贸易条件 案例内容：

许多观察家警告说，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发达国家的繁荣构成一种威胁。一些喜欢小最大作的人认为，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是收入的分配，而是整个发达国家的实际收入由于这些新竞者考的出现而已经或将减少。例如，欧洲委员会(欧洲共同体的行政机构)1993年的一份报告指出，造成欧洲经济困难的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其他国家的逐渐工业化并且在成本方面变得很有竞争力．使得我们甚至在自己的市场上都无法与之竞争。“另一份由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私人组织发表的报告的观点更甚，认为低工资国家生产率的增长对高工资国家造成巨大的压力以至达到“许多国家的生存都危若累卵”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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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97年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

上图显示了1970—1997年间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出口与进口价格比。他们的贸易条件曾在1973—1974年间因石油危机恶化，并于1979—1980年因石油价格的上升而再一次恶化.贸易条件在1985—l986年间因油价格的下降而好转。可见，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主要受石油价格影响，否则不会有很大的变动。即便使如此，在整个这段时期内，贸易条件的恶化也只有6％。 案例评析：

经济增长分为出口型偏向增长和进口性偏向增长。使一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偏向于出口产品的经济增长称为出口偏向型增长。使一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偏向于进口产品的经济增长称为进口偏向型增长。出口偏向型增长使本国的贸易条件恶化，但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利。进口偏向型增长有利于改善本国的贸易条件，但世界其他国家则为此付出代价。因此一国的经济增长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并非必然是负面的。只有当扩张方向正好是针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时，这种增长才会通过贸易条件的恶化而减少其他国家的实际收入。

案例中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主要受石油价格的影响，而石油价格的上涨并非完全由新兴工业化国家需求推动的，还受到国际石油供给的影响。即便完全是新型工业化国家造成的，但由于石油价格上涨引起发达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只有6%，对发达国家收入的影响也是很小的。因此发达国家因新兴工业化国家日益上升的竞争力而遭受损失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案例6-1

案例名称：1964年北美汽车贸易协定 案例适用：产业内贸易 案例内容：

1965年以前．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税保护使加拿大成为一个汽车基本自给自足的国家，进口不多出口也少得可怜。加拿大的汽车工业被美国汽车工业的几个大厂商所控制。这些厂商发现，在加拿大大量建立分散的生产体系比支付关税要划算。因此，加拿大的汽车工业实质上是美国汽车工的缩版，大约为其规模的1/10。

但是，这些美国厂商在加拿大的子公司也发现小规模带来的种种不利。一部分原因是在加拿大的分厂比其在美国的分厂要小；但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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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厂更加‘专一”——集中精力生产单一型号的汽车或配件。而加拿大的工厂则不得不生产各种各样不同的产品，以至于工厂不得不经常停产以实现从一个产品项目向另一个的转换，不得不保持较多的库存，不得不少采用专业化的机器设备等等。这样加拿大汽车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美国的要低大约30％。

为了消除这些问题，美国和加拿大政府通过努力在1964年同意建立一个汽车自由贸易区(附有一些限制条件)。这一举措使汽车厂商得以重组生产：这些厂商在加拿大各子公司大力削减其产品种类。但是加拿大的总体生产及就业水平并没改变。加拿大一方面从美国进口自己不再生产的汽车型号，另一方面向美国出口加拿大仍生产的型号。在自由贸易前的l962年，加拿大出口了价值1600万美元的汽车产品然而却进口了5.19亿美元的汽车产品，但是到1968年，这两个数字已分别成为24亿美元和29亿美元。换而言之，加拿大的进口和出口均大幅度增长。

贸易所得是惊人的。到20世纪70年代初，加拿大汽车工业的生产效率已可与美国的同行相媲美。 案例评析：

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的企业或厂商只生产一种产品的一种或少数几种款式，从其他国家进口该类产品的其他款式。产业内贸易的产生是为了利用生产的规模经济。一国通过从事产业内贸易，能够在减少自产商品花色的同时却增加国内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种类。由于自产商品种类的减少，一国能在更大规模上从事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同时消费者也可从更广泛的选择中获利。

案例中美国和加拿大通过建立一个汽车自由贸易区，促进了两国汽车行业内贸易的发展。加拿大不再生产所有型号的汽车，只生产少数几种型号的汽车，然后从美国进口自己没有生产的型号的汽车，出口自己生产的型号的汽车。由于减少了自产汽车的型号，加拿大的厂商可以集中精力生产单一型号的汽车，由于规模经济其成本降低，效率迅速提高。几年之后，加拿大汽车工业的生产效率达到了美国的水平。 案例 6-2

案例名称：好莱坞经济学案例适用：外部经济 案例内容：

娱乐业在1994年为美国在海外取得超过80亿美元的收入，美国整理的影片和电视节目在世界各地上映，海外市场已经成为好莱坞财政收的支柱之一，尤其是动作片，在海外的收入经常比在美国本土高。

一部主要针对法国或意大利市场的影片，由于法国和意大利的市场规模比美国的要小很多，因此制片中不可能达到大部分美国影片那样的预算要求。因而来自这些国家的影片主要是戏剧和喜剧，但又常常无法负担配音和字幕的费用。然而美国影片却能只借其恢宏的整理和壮观的特技效果而超越语言的障碍。

美国在娱乐业中霸主地位的形成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即娱乐公司在好莱坞的大量集中。虽然最终产品是由电影制片厂和电视网所提供的，但它实际上是自由独立制片人、演员挑选及演员的代理人、法律公司和特技效果专家等等诸多方面构成的复杂网络共同努力的结果。影片结尾通常列出参与电影整理人员的名单，每个看过这些名单的人都会明白电影整理对劳动力市场共享的需求。每部影片都需要一支巨大但临时性的工作队伍，它不仅包括摄像师、化牧师，还包括音乐家、特技演员和一些神秘职业如领班和包工头(自然还有男女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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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评析：

当规模经济存在于行业内而不是单个厂商内部时，就被称为外部经济。发生外部经济时，整个行业在一个或几个地点集中生产从而降低了该行业的成本，而行业中的单个厂商的规模仍可能很小。案例中美国娱乐业的霸主地位的形成主要是依靠外部经济。

外部经济主要有三大优势：

1. 大量厂商集中在一起完全可以联合起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各种各样的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案例中美国拥有一个庞大的娱乐市场，娱乐公司在好莱坞大量集中，使得制片商可以专门集中做自己擅长的事情而把其他方面的业务包给别人去做，促进了专业化队伍的形成。提高了影片的质量，降低了成本。

2. 厂商的集中能为拥有高度专业化技术的工人创造出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案例中美国娱乐公司在好莱坞大量存在，各种专业化人才集中在好莱坞。当市场上对娱乐产品的需求增加时，公司可以很容易的雇佣到所需要的专门人才，从而能够增加公司里利用商业机会的可能性。

3. 当一种行业集中分布在一个相当小的地区时，知识的非正式扩散经常非常有效，因为行业的集中分布使得公司员工自然的混杂在一起并自由的谈论技术话题。娱乐业是否能产生知识外溢尚无定论，但如果存在的话其在好莱坞的效果比其他任何地方要好。

案例7－1

案例名称：羊肉关税损害了美国消费者 案例适用：进口关税的成本与收益 案例内容：

美国的养羊生产商长期依靠政府。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接受羊毛补贴，直到1995年国会颁布农场政策改革，补贴才被取消。由于失去了援助，成本高昂，效率低下，又面对鸡肉、牛肉和猪肉的竞争，羊肉生产商提出了减少进口避免国外竞争者的请求。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羊肉进口都来自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国家在农业上拥有绝对优势。美国羊肉产业联盟非但不采取措施与这些国家竞争，反而在1974年的贸易法案中写入了一条“逃离条款”，为受到进口冲击的产业提供暂时的喘息空间。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确定进口是否给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如果是这样，可以提请救援措施，该措施的采纳、修改或者否定由总统全权负责。在1999年2月份，ITC并没有发觉国内产业受到严重损害，但却接受了处于劣势的国内生产者提出的进口是损害根源的说法。ITC没有取消进口计划，只是建议对超出上年的进口征收20％（在4年内逐步递减）的关税。然而政府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比ITC的建议更加严格。在现有关税基础上，第一年对所有的进口都征收9％的关税（2～3年降至6％，然后到3％），超过去年的进口征收40％的关税（2～3年降至32％和24％）。

美国羊肉产业联盟主席高兴地宣布，这一变化会给市场带来稳定。征收羊肉进口关税的决定虽然在国内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但却被其他国家纷纷仿效。这一决定拆穿了美国政府对自由贸易地花言巧语，使其在让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上所做的努力前功尽弃。减少进口的预期达到了，但保护羊肉产业的目的却并没有最终实现。在这一极端地迫使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农民及官员把美国告上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争端解决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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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评析：

关税对福利的影响包括收入效应、再分配效应、保护效应和消费效应。其中，收入效应代表政府获得的关税收入；再分配效应是消费者剩余向国内进口竞争产品的生产商转移的部分，是收入由消费者向生产者的转移；保护效应说明了资源浪费给国内经济造成的损失；消费效应则是由于产品价格人为的提高而导致的消费量下降。保护效应和消费效应共同构成了关税造成的无谓损失。

对小国（即进口只占世界市场供给量的很小一部分的国家）来说，由于其进口商品面对的是固定的世界价格，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会全部以价格上升的形式转移给了国内消费者。对一个大国（即其进口量的变化会影响进口商品的世界价格）来说，施加在进口产品上的关税一部分以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转嫁给了国内消费者，另外一部分通过降低出口价格被外国出口商消化。外国出口商承担的关税构成了本国的福利收益。这些收益弥补了部分或全部那因关税的消费效应和保护效应造成的无谓福利损失。但是无论是小国还是大国，国内消费者都是受损的，其承受了因关税所带来的产品价格上升。

本案例中，美国养羊生产商强烈地呼吁政府取消羊肉进口来保障自身利益，虽然政府并未采取取消进口计划，但是政府实施的对进口羊肉征收关税的贸易限制措施中，其仍获得了收益；而消费者则必须为羊肉价格的上涨而多支付或减少消费，其利益受到损害。正如美国羊肉产业联盟主席所宣称：这一变化会给市场带来稳定。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生产者一说稳定，消费者就要遭受宰割。

最后，我们的分析不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若一个国家能对别国征收进口关税时，那么同样的别家也可以对该国征收关税，进行报复。正是由于这种报复的可能性，使得因征收关税所导致的福利损失更大。 案例7－2

案例名称：美国食糖进口 案例适用：配额 案例内容：

美国食糖问题的起因与欧洲农业问题有些相似，联邦政府保护的国内价格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水平。但与欧盟不同的是，美国国内的供给没有超出国内需求。因此美国政府可以运用配额制度使其国内食糖价格一直保持在目标水平。

美国食糖进口配额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在美国销售食糖的权力被分配给了外国政府，然后由外国政府将这种权力分配给各自的厂商。因此食糖进口配额形成的“租”由外国人获得。配额将美国食糖进口量限制在大约213万吨，因而美国市场的食糖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40％还多一点。作为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食糖进口配额说明了保护的倾向：给一小部分生产者提供保护，使每个生产者获取很大的利益；由广大消费者来支付这些代价，但每个消费者只负担很少一点。但是从食糖生产者的角度而言，进口配额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美国的食糖工业只雇佣可约12000人，食糖生产者从进口配额中的所得，表现为一种隐含的约每人9万美元的生产补贴。这也就难怪美国的食糖生产者会极力维护进口配额。

反对实施进口配额保护的人经常试图从进口限制所“保留”的每个工作机会所产生的消费者成本，而不是从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角度来提出批评意见。研究过美日食糖行业的经济学家们都相信，即使实行自由贸易，大部分的美国食糖生产者仍将生存下来，只有2000到3000人可能失业。因此，被“保留”的每一个工作机会的消费者成本超过5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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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评析：

进口配额指的是对可能进口的商品实行直接的进口数量限制。这种限制通常是以向一些个人和公司颁发进口许可证来得到实现。进口配额总是抬高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的。当进口被限制时，立即出现的结果就是在初始价位上，国内的需求超过国内供给加进口，于是价格不断上升直到市场达到均衡为止。最终，进口配额抬高国内价格的幅度会达到同样限制水平的关税所抬高的幅度一样。

由于配额是通过颁发进口许可证来实现的，许可证的持有者能够从外国购买进口品并在国内以高价出售，他们获得的利润就是所谓的配额租金。如果把国内市场销售的权力给予出口国政府，“租”也就被转移到国外，致使配额的成本大大高于同等情况下的关税成本。

案例中美国为了保护食糖产业，对食糖实行配额制, 将美国食糖进口量限制在大约213万吨.配额引起国内食糖的稀缺，国内价格上升，国内食糖产量会增加。价格的提高降低了美国政府维持食糖支持价格的成本，同时也使的美国消费者剩余减少。由于食糖的配额是由出口国管理的，美国进口商是竞争性的买者，所以大部分收益效应由外国出口商获得。配额制下食糖价格的上涨也会促进美国食糖替代品的发展。尤其是含糖量高的谷物糖浆和各种各样的人造糖料被生产出来，并卖给原来用糖的行业。

美国食糖的配额也会产生国际影响。美国大约一半的食糖需求是由进口满足的，而这些进口的食糖大部分来自贫困的发展中国家。限制市场给这些国家带来财政问题。案例8-1

案例名称：加利福尼亚用水问题 案例适用：市场失灵 案例内容：

北美自自贸易协定的重要结果之一是美国打开了从墨西哥进口蔬菜和水果的大门。蔬菜和水果进口量的增加抑制了美国国内尤其是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产品生产。

南加州的农业几乎完全依靠人工灌溉；而且由于某些复杂的政治和历史原因，南加州的农民以极低的补胎价格获取灌溉用水。南加州是块贫瘠的土地，其用水完全取自美国西部诸州。因为要修建和养护大量的水坝、水渠及各种输水设备，所以成本高昂。另外，在环保方面造成的代价虽然难以具体估量但非常值得注意。尤其自加州经历旱灾时，不得不经常实行供水配给．巨额的社会经济成本可想而知。但是农民支付的灌溉用水价格却非常低廉，仅仅只有城市居民生活用水的1/7。

蔬菜和水果进口的增加导致南加州农业的萎缩，但是它节省了大量的灌溉用水—这些水资源由于价格低廉被大量使用，所产生的边际社会产出非常之低。蔬菜和水果进口的潜在收益也有很多，包括：城市居民将不再经常面临用水短缺；政府不必继续大量投资于水坝和水渠的兴建；环保的压力也会趋于缓和。蔬菜与水果进口的这些间接收益是惊人的：据估计，美国每年由此得到的收益超过1亿美元。

案例评析：市场失灵是指市场不能发挥应有功能。市场失灵理论实质上是次优理论的特例，认为在任何一个市场上，只有所有其他市场都能正常发挥作用时，实施自由放任才是最理想的政策；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政府干预造成的某一市场激励机制的扭曲可能可以通过抵消其他市场失灵的结果而增加社会福利。市场失灵理论常常为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创造一个通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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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国内市场失灵过程中有一个普通原则：尽可能直接地处理国内市场失灵，因为间接的政策会无意中导致对社会其他部分行为的扭曲。使用贸易政策来处理国内市场失灵永远都不是最有效的对策，他们只是“次优”而非“最优”。但是非自由的贸易政策太容易为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所左右，而忽视社会整体福利。自由贸易可能最终还是更好的选择。

案例中美国加州用水市场失灵，其最优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制定与水的实际边际社会成本相当的水价来引导居民节约用水，保护资源。但是有关灌溉用水应低价计费的法律条文，是通过政策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却将大多数的成本分散摊派在大多数人头上，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自由贸易。因此美国国内灌溉水市场的失灵反而通过贸易得以弥补。 案例名称：欧元疲软为美国游客带来好运 案例适用：汇率与物价水平 案例内容：

1999年，美国到欧洲旅游的人数陡增。欧洲的共同货币欧元汇价暴跌，几乎与美元等值。于是，欧洲大陆成为美国人度假的一个物美价廉的目的地。他们住高档宾馆，在环境幽雅的餐馆里用餐，尽情享受疯狂购物的乐趣。

1999年，欧元的价值从1月4日发行当天的1.19美元/欧元跌至7月份的1.01美元/欧元。由于欧元区11个国家的货币都与欧元保持固定汇率，因此，欧元下跌后，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德国马克、和其他主要欧洲货币开始贬值。1美元在1999年1月相当于5法郎，但到7月份，却可以买到大约6法郎。

伴随着欧洲货币的贬值，往来欧洲的飞机票也降价了。这吸引了更多的美国人到欧洲旅游。因此，航空公司增开了横跨大西洋的喷气式飞机，甚至将飞往亚洲的巨型航班挪到这条航线，因为亚洲的经济不景气。据统计，1999年，共有1150万美国人到欧洲旅游，创历史记录，比1998年增长了5％。

美国游客利用几种方式享受欧元疲软的好处。比方说，美国航空公司从芝加哥到巴黎的往返机票价格为7428美元，但是如果买两张单程票，一张以美元支付（3700美元），另一张用法郎支付（折合2511美元），总价就会降到6211美元，同样的航程可以节省16％的价钱。

更好的路线是从芝加哥经由多伦多飞往巴黎，因为在多伦多，美元比加元坚挺，整条航线的票价降到了4357美元，其中包括由芝加哥飞到多伦多的头等舱机票。虽然航空公司并不愿意这样打折，但由于汇率下跌，却不得不这样做。

美国游客还可以通过欧洲的互联网站订票，这样，票价就可以按当地货币计算。信用卡公司将欧洲货币兑换成美元，游客就能利用对他们有利的汇率。如果游客认为美元相对于欧元将继续坚挺，他们会尽量避免提前支付，分批支付旅行费用，而不采取一揽子购买的方式。一旦到了欧洲，他们就会用信用卡支付一切费用。等账单到达后，汇率可能变得对他们更有利了。 案例评析：

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人们之所以需要外国货币是因为它在该国国内具有对一般商品的购买力。同样，外国人之所以需要本国货币，也是因为它在本国具有购买力。购买力平价有两种形式：绝对形式和相对形式。绝对形式说明的是某一时点上汇率的决定，相对形式说明的是在两个时点内汇率的变动。相对购买力平价学说将汇率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归因于两个国家在这段时间中的物价水平或货币购买力的变化。

汇率作为联结国内外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纽带。一方面，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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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动受制约于一系列的经济因素，但另一方面，汇率的变动又会对其他经济因素产生广泛的影响。汇率的变动包括升值和贬值两种形式。不论何种形式的变动，其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是不一致的。

本案例中，反映的是1999年欧元的贬值对美国游客的好处。由于欧元的疲软，从1月份的1.19美元/欧元跌至7月份的1.01美元/欧元，那么对美国游客来讲，一方面，其以欧元计算的财富增加了，收入提高了，从而增加其对欧洲旅游的需求；另一面，其美元的相对购买力提高了，欧元的贬值使欧洲各国的商品、劳务、交通、导游和住宿等费用变得相对便宜，这也增加了对美国游客的吸引力。反之，对欧洲的游客来说，由于欧元的贬值，美国的商品、服务等物价水平相对提高了，使得其到美国旅游的成本大大提高，从而减少了对美国旅游的需求。 案例12－2

案例名称：日本生产商对日元升值的反应 案例适用：汇率波动与企业竞争力 案例内容：

从1990～1996年，日元相对于美元的价值上升了近40％。日元的大幅升值会给日本制造商的国际竞争力带来毁灭性的后果。那么，日本制造商又是如何应付这一变化的呢？

日本企业利用日元坚挺的优势，以低廉的成本在美国和其他与美元挂钩的亚洲国家建立起一体化的制造基地，维持了竞争力。通过这种做法，日本企业双向利用了日元/美元的汇率波动，用美元标价的廉价零部件和原材料抵消了与日元挂钩的高价成本。在维持美国市场的同时，许多日本企业还用坚挺的日元以较低的价格从全世界购买零部件，然后运回本国组装，为企业创造了竞争优势。

为了限制日元升值的冲击，日本出口商还改变了产品的类型，由低价值产品转向高价值产品。对于需求对价格敏感的商品，如金属和纺织品，如果日元升值，日本出口品的美元价格上升，消费者很容易转向非日本产品。相反，交通工具和电子仪器等复杂的高价值产品对价格的变动不太敏感。对这类产品来说，当日元升值导致价格上涨时，产品的先进技术和高质量标准等因素会中和价格对需求的部分影响。从1990～1996年，生产由商品型产品转向高价值产品，增强了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为了抵消日元升值的影响，日本汽车生产商降低了汽车的日元价格，减少了每辆汽车的利润。他们还通过各种方式降低成本，包括提高工人生产率，进口那些以相对日元贬值的货币记价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在货币相对日元贬值的国家建立工厂，把大部分汽车生产转移到国外。

日元升值后，日本企业发现在美国生产轿车和卡车，要比在日本生产成本更低。针对这种情况，1995年，日本企业的生产进行了几项变动：

·丰田公司停止向美国出口面包车，扩大了与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合资的NUMMI装配厂的面包车产量。

·本田公司的Acura豪华轿车部引进了一款完全由美国子公司设计和制造的轿车。本田公司还宣布了计划要将美国和加拿大工厂的产量提高2位数，期望到1999年，这两个国家的汽车出口量能从1994年的75000台上升到150000台。 案例评析：

与国外生产者竞争或依赖进口的企业受汇率波动的影响非常明显。通过影响相对成本，汇率变动会改变一个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汇率变动对相对成本的影响的大小，则依赖于企业的成本由本国货币或外国货币计价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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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变动对相对成本的影响，有如下的结论：与所有投入成本均以本币计价时的成本变化相比，以外国货币标价的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的份额越大，本币升值（贬值）使企业的以外币计价成本增加（减少）得越少，本币成本减少（增加）得越多。当以外币计价得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变小时，结论则相反。

对于货币波动对竞争力的影响，企业如何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应对呢?在本案例中，面对日元的大幅升值，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日本企业通过各种措施以削减成本，维持竞争力，包括：第一，转移生产，在货币相对于日元贬值的国家设立子公司，或扩大在外国原有子公司的生产规模，如扩大在美国和加拿大工厂的生产产量；第二，改变了产品的类型，由商品型产品转向高价值产品，增强对产品价格的控制能力；第三，降低产品价格，减少自身利润水平，以抵消日元升值的价格上涨效应。 案例名称：墨西哥1994年的国际收支危机 案例适用：固定汇率 案例内容：

作为始于1987年的范围广泛的经济稳定计划的一部分，墨西哥开始限制比索相对于美元的波动幅度。这一稳定汇率的行为旨在遏制墨西哥货币政策的通胀偏向，因为货币政策已经在早些年份中提高了国内的通货膨胀率。

稳定计划刚开始是成功的，这为墨西哥领导人赢得了国际声誉。但是从1994年3月起，由于经济增长的停滞迹象和随之而来的令人震惊的执政党总统候选人遇刺事件，使得投资者们普遍担心政府会违背承诺，突然宣布贬值。引起比索利率跳升和外汇储备减少同时发生。同年11月发生第二起政治谋杀和12月1日新总统宣誓就职之后，有关贬值的传闻加剧了，致使利率再次急剧上升。国家外汇储备几乎消耗殆尽。同年12月20日，墨西哥改府最终不得不宣布比索贬值。 案例评析：

固定汇率制指一国货币同其他国货币的汇率基本稳定，其波动限于在一定的幅度之内。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固定汇率而不是让外汇市场来决定的，本币币值下调或者币值上调，中央银行所需要做的就是承诺按照新的汇率进行不限数量的本币、外币交易。但是许多实际情况下，参与者不相信汇率将永久地固定在现在水平上，对汇率将发生变化的市场预期可以导致国际收支危机。

案例中墨西哥国内由于出现经济停滞迹象和总统被刺，使得投资者产生比索会贬值的预期。基于贬值的恐慌，居民向中央银行抛售本币换取外汇，他们将换得的外汇投资于国外，引起资本外逃。一方面，资本的外逃使得国内投资的减少，国内利率必然会被迫提高。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为固定其汇率，不断买入国内资产导致其外汇储备不断流失，外汇储备不断下降。接着由于墨西哥发生第二起政治谋杀事件，有关贬值的传闻加剧，资本外逃更加严重，利率再次急剧上升，国家外汇储备消耗殆尽。最终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宣布比索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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