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概观——以《一地鸡毛》《单位》《手机》为例

《手机》为例

徐鹏鹏

【摘 要】在刘震云的作品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多次出现.在《一地鸡毛》《单位》《手机》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两类风格迥异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的生存空间虽然存在着时代语境的变迁,但是在他们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诸如物质欲望、人格退化与情爱抽离的生存困境.对两类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梳理将对读者更好地分析人物在文本中的存在方式具有积极的意义.

【期刊名称】《美与时代（下旬刊）》

【年(卷),期】2016(000)008

【总页数】2页(P81-82)

【关键词】刘震云;知识分子;《一地鸡毛》;《单位》;《手机》;生存困境

【作 者】徐鹏鹏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 文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知识分子总是承载着太多的历史使命，也被寄予了太多的期待。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我们对作家笔下的人物进行类型分析时，也经常将“知识分子”作为单独的一类人群。但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情感态度却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他们身上逐渐隐去了敢于担当的家国情怀，有的是被称之为“劣根性”的性格弊病。对于知识分子的批判，从“五四”时期就已有之，从鲁迅的《孔乙己》、郁达夫的《沉沦》，到叶圣陶的《倪焕之》，再到钱钟书的《围城》，都有对知识分子不同程度的批判。建国之后文学作品中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更是不胜枚举。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等众多创作类型的转变之后，出现了新写实主义小说。刘震云的小说由于其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敏锐感知力而备受关注。他笔下所塑造的知识分子，似乎不再能承担起坚守道德与改造灵魂的历史重担，而是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不断找寻适合自我的存在方式。在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单位》《手机》中，作者塑造了两类截然不同的知识分子形象，虽说其故事发生的时代语境略显不同，但是从知识分子自身角度来看，他们早已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超然情怀与人格品质，取而代之的是如“鸡毛”般琐屑的生存细则。在这样的背景下，价值观的转变是知识分子在面对现实的生存困境时做出的必然选择。而刘震云近些年来，积极投身于影视行业的文学生产模式，似乎也从另一角度为大家证实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生产者的又一较为合理的生存模式。在当下众多的研究当中，对于刘震云笔下知识分子形象的分析，大都是对这类人物生存困境的外围解读，不系统也相对分散。本文将对刘震云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分析，具体梳理其笔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选择。

在小说《一地鸡毛》与《单位》当中，小林是一位刚刚被分配到国家某部局机关的大学毕业生。作为刚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知识青年，他的行为方式还多少残存着一些属于校园时期的幼稚与叛逆。他平时上班迟到早退，上班穿拖鞋短裤，不主动打扫卫生，与领导偶尔顶几句嘴、还在办公室搞联欢，在入党问题上，女老乔劝他入党时，他却说“目前我对贵党还不感兴趣”[1]。他的这些行为举止带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与愤世，在没有来自家庭的压力之前，这些荒诞的行为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当小林结婚之后，现实生活的压力迎面扑来。生活中，他要为照顾家庭、对付保姆、贿赂别人搞到房子、求人让孩子入托、将老婆调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单位等问题绞尽脑汁。所以，在《一地鸡毛》中，一斤豆腐都可以成为家庭战争的导火索。纵观小林所面对的生存困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对经济生活的追求与对权势资源的求而不得。

小林生活的时代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时期。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也在渐渐地发生着变化，市场经济的判断标准冲击着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物质和精神、感性和理性、金钱和良知等各种冲突日趋明显。现实生活中金钱和物欲的诱惑不断向人们招手，相伴而来的是价值失落和道德危机的精神荒漠[2]。小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很快转变了自己的处事方式，工作中变得态度积极，主动打扫办公室卫生，与同事搞好关系，在老张搬家时主动承担起较重的工作……他的这一系列的转变，其实背后隐藏着经济基础黯淡的事实：冬天和大家一起抢白菜，在对待保姆工资问题上的捉襟见肘，以及只有在有好事发生的时候才能品尝到烤鸡与香肠的美味，等等。这些现实的困境都是最终促成小林与“小李白”合作的直接因素。此外，小林对权利资源的渴望也是通过处理调整妻子工作单位、自己入党以及孩子入托等一些问题中逐渐产生的。在面对老张的同学时他感受到了人情的冷淡，在女老乔的极尽为难中他感受到了权力缺失的无力，在他知道自己的孩子成为了“印度女人”

家孩子的陪读时他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感受到了自己的无能，在寂寞的深夜，他最终流下了辛酸的泪水。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当查水表的老大爷求他办事时，他也终于尝到了甜头。这看似是小林走出了困境，但其实是小林身处困境中的卑微挣扎。纵观小林的精神发展轨迹，我们发现，在经济社会中，他从充满理想到无所事事，从特立独行到人云亦云、从清高到随波逐流的人格脱变过程，也正是他的精神世界被逐渐抽空、个性逐渐消退、知识分子主体性逐渐丧失的过程，也是他一步步从离俗走向流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小林的转变不是出于自身对环境的理解和认同进而采取的一种主动改变策略, 而是由于客观环境对其不间断地连续挤压造成的一种被动无奈的接受[3]。

如果说小林所处的时代是市场经济转型动荡期的话，那么，在刘震云的另外一部作品《手机》当中，塑造了两位知识分子严守一与费墨。两人相较于小林，他们已经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产儿。在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主体意识。面对世俗的生活，他们不再像小林一样被动地承受着生活的重压，而是成了践行这个社会“世俗化”与“欲望化”判断标准的推动者。严守一是一档电视节目《有一说一》的主持人，而费墨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教授，也是《有一说一》的栏目顾问。这两个人，一位是文化名人，一位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不存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经济担忧，却在精神生活方面陷入了困境。他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却没有真正成为正当途径的精神引领，是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缺失，这又使得他们在面对诱惑时经不起考验，以致于在费墨出事之后，严守一录制完本应轻车熟路的节目时“好像浑身虚脱一样，腰里都是汗”[4]，当他再次回到家乡，拿着手电筒来到村后的山坡上，往天上写字时，此刻才是他作为一个人的精神回归，而在此之前，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其人格操守早已荡然无存。相较于《一地鸡毛》中的小林，严守一与费墨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但是从精神滑坡程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越是高级知识分子就越是容易陷入精神的困境。因为他们没有物质生活的羁绊，但却存在着社会

道德的制约，道德与欲望的冲突致使他们自身也成为了矛盾的综合体，导致他们在社会思潮剧烈波动时，无法找到可以依傍的人生信条，逐渐远离精神的家园，使自己陷入到无边的困境之中。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当中，他认为性欲实质上是人的生命本能。但在现代文明社会，性欲必须被限制在文明的秩序和规范内。在刘震云笔下，知识分子由于对于情与爱的逐渐抽离，使得这些社会文明的维护者，也逐渐陷入到情欲的泥淖中不可自拔，成为了作者笔下知识分子生存的又一困境。《手机》中，作者极具调侃意味地描写了吕桂花因为“过年回不回来了”与远在三矿的牛三斤打电话，而严守一与妻子于文娟处在同一个屋檐下，却都没有温情的关怀，也没有激情的碰撞，爱人之间纯爱的缺失导致他在女朋友沈雪、情人伍月、慕名者金玉善以及戏剧学院的一个女学生之间放纵自己内心的欲望，纵使偶尔流露出自责之意，依然不能遏制内心对性欲的渴求；一直循规蹈矩、道貌岸然的费墨也禁不住欲望的诱惑与崇拜他的女研究生进行非正常交往；小林的生活体验也真真切切地告诉他，只有当物质生活变好的前提下，妻子才会“更有激情”。这些知识分子对于情与爱在本质上是渴求的，但是他们的渴求往往受物质与精神的制约，对于本性的压抑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走上歧途的重要原因。作者仿佛从一面镜子中折射出了知识分子由于对爱欲的不得而转向对性欲的放纵的丑陋姿态。

新时期以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的思想领域也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冲击与动荡。刘震云以其独特的视角为读者展示了一例例活生生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的悲剧命运与生活窘态背后确实存在着不为人知的生存困境。究其缘由，主要是知识分子精神操守的松动与道德高地的失守。刘震云如此客观严肃地审视社会生活，戏谑式地批判人格污点，也许就是为当下知识分子寻找一条新的生存路径，来达到呼唤精神与道德回归的目

的。

【相关文献】

[1]刘震云.一地鸡毛[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2]赵霞.精神的迷失与消隐——试论新时期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J].克山师专学报，2003(4):50-52．

[3]苗炜.传统人格理想的消隐与重建——论刘震云小说中的当代知识分子形象[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147-149．

[4]刘震云.手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