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分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摘要：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分不仅直接促使了语言研究理论视点的转移，而且深刻影响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走向。透过加拿大文论大师诺思洛普·弗莱对文学批评的思考，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点。他所创建的文学批评理论是以口语及其背后的口头文化内涵为内核的，其文论蕴含着对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反差性的深刻认识。

关键词：书面语口语弗莱文学批评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自然是语言，但语言研究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在不同的时期却有着不同的认识。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是由语言构成的，因此语言形态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文学批评理论学科的发展走向。口语和书面语是语言的两种不同形态，对其差异性的研究在语言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口语和书面语及其背后的文化反差性研究也对弗莱的文学批评思想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一、书面语与“寄生的”批评

虽然书面语晚于口语，并依附其产生，但它却成为语言研究最早关注的对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其实是人们的偏见，即认为语言无文字传统便会飘忽不定，难以捉摸。人们将文字的创造和火的发明相媲美，“人类自此开始拥有一种耐久的手段，能够做到把话语稳定下来，并且将有关人类历史的知识从被忘却的边缘上拉回来。”[1]而后，印刷术的出现更是加深了书面语的重要性，因而语言学首先将目光对准了书面语。以书面语为研究对象的语言研究基本上属于语文学的范畴，其主要特点是语言研究为其他学科服务，缺乏独立性。

在这一语言观的影响下，此时的文学理论研究也同样缺乏独立性，往往成为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美学以及任何文学以外的特定理论系统的附庸，或成为文学本身的派生形式，呈现出一种外部批评的特征。20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但是在西方，真正把文学批评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自身进行比较系统的探讨的，应当说是从弗莱的《批评的解剖》开始的。弗莱在书中反复抨击了这种认为文学批评是“寄生”于文学身上的、是第二性模仿的传统观念，强调批评是一种创造艺术，具有从它所接触的艺术中独立出来的特性。批评家不是寄人篱下、奉命唯谨的人；相反，他们拥有自身的活动领域，并在该领域中享有自主权。 二、口语与“独立的”批评

在这一语言观的影响下，此时的文学理论主要呈现出内部批评的特征，批评的专业化与独立化成为批评家们奋斗的目标，这突出地表现在弗莱的文学批评理论当中。弗莱的理论被称为神话——原型批评，人们通常认为弗莱的原型思想是对新柏拉图哲学或是荣格心理学的吸收与创造，其实，原型概念和民间口语文化中的“程式”密切相关。在弗莱看来，意大利语言学家维科是最早对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作出区分的学者。维科提出的诗性智慧就是对口语文化思想的一种指称性说法，它影响了弗莱从口语思维角度去理解文学结构的做法。口语文化区别于书面文化的最主要的心理动力特征就是运用“程式”来思想。程式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存在于口头诗歌特别是口头传统叙事诗中，是口头诗学的核心。弗莱的文学理论就十分强调程式的意义和作用。弗莱指出，不仅口语艺术是程式化的，一切艺术都是程式化的。因此，文学批评的目的之一就是探索那些在文学中仍然发挥作用的原始程式。

文学的表达有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的区别。按理说这只不过是文学表达形式（即语言、结构等）之外更为外在的东西，似乎对文学内容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正是这种极为外在的方面决定了弗莱文学理论的内核。“英美两国差异的根本点在于，美国是由印刷文化就可以统括的，英国则保留着民间传说、传统信仰这些印刷文化之外的非理性的、保留在民间口头和民俗传统中的东西，所以，在英国，传统有强大的生命力。”[3]与其在已经死了的书面语上皓首穷经，不如在活的口语中开辟新路。弗莱关注更多的是如英国文学一样的口头文学，因而他对保留文学传统能量的原型十分重视，而原型本质上就是一种原始口头程式。原型不仅是弗莱文论的核心，而且是弗莱进行文学批评独立革命的利刃。 三、口语、书面语反差性和弗莱批评

实际上，“是口语与书文的区别成就了文学自身的基本矛盾”[4]。文学（书面语）之所以能吸引我们，是因为它与一般的交流（即口语）有明显的不同，它的形式和虚构属性决定了它的奇特、力量、组织结构以及与一般口语不同的永久性。然而，吸收同化这种力量的冲动却又要求我们把文学纳入交流，即像口语一样来理解，来化解它的奇特之处。弗莱就把文学看作是一种社会交流模式，十分注重作为社会事实或社会交流的文学。在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中，原型是人类共通感所寄存的地方，是人们得以正常交流的基础。神话不光是通常意义上的一种文学类型，而且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模式，其一头连着仪式，一头连着梦幻。后两者都是前语言的、前逻辑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前人类的。它们存在着却无法说明自己、理解自己，因而也无法进行交流。而由于神话的出现，这两个暗示系统得以统一起来，进入语辞交流活动，从而沟通人类。“神话”和“原型”这两个弗莱文论中的关键词，凝聚着弗莱对口语和书面语及其背后的文化反差性的思考。从“寄生”到“独立”，弗莱文学批评理论的成

长过程，实质上是从受制于诘屈聱牙的书面语基础，转向比较自由的通俗口语基础的过程。

在沃尔特·翁看来，“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主要缺陷就是缺乏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两极性意识以及对这两种文化的思想和表达特征的分析。”[5]对书面语的重视导致了对口语的轻视，文学批评的文本对象被局限在过时的书面语体中。在弗莱眼里，虽然这种已经僵死的书面语文本十分富有书香气，但是一旦和鲜活的口语文本相比，它就会相形见绌。因为它并未像母语（口语）那样提供了某种能让人直达的潜意识，而母语是丰富的有意识成分和潜意识成分的混合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书面文学、作家文学是“死文学”，而只有口语文学、民间文学才能成为批评的对象。口语和书面语及其背后的文化并不是截然分离的，口语文化时代产生的程式化模式、主题、创作手法等会影响后来书面文学的创作。即使是后来用拉丁文写成的《荷马史诗》一开始也只是盲人歌手的吟唱。

文学批评是文学的科学，语言学是语言的科学，这两门语文学科有着诸多的共同点。在其各自的发展历程中，文学批评理论和语言学一直处在交互影响之中。语言理论研究焦点的转移不仅直接推动了语言学理论的范式转换，而且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趋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上，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就曾发生过著名的语言学转向，即主要依据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而产生的结构主义文论。这之中包括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研究——对应语言和言语，罗兰·巴特的文学符号学研究——对应能指和所指等。

语言作为人类思维和交际的工具，语言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其地位决定了它本身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周边的人文学科。从口语到书面语，对语词处理的变迁过程深刻地影响并基本决定了文学艺术样式的

演化。通过对弗莱文论的分析，可以看出口语和书面语作为语言的两种最基本的形态，一直深深牵动着文学批评理论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