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服务资源对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研究

养老服务资源对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研究

作者：张红凤 罗微

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04期

摘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老年人所需的养老服务日益增长。现实中养老服务得不到满足和服务资源闲置的矛盾还普遍存在。家庭养老服务资源和社会养老服务资源是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资源基础，因此，正确认识二者对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对于统筹规划家庭与社会养老服资源，更有针对性地为老年人提供所需的养老服务，最大限度地提升家庭内外养老服务资源的使用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文章借鉴安德森医疗服务利用行为模型构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分析框架，采用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六个省份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了家庭和社会两类养老服务资源对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社会养老服务资源的供给有助于增加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②家庭养老服务资源中人力资源的增加会降低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而来自子女的经济资源则会提高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③总体上来看，家庭养老服务资源对社会养老服务资源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会降低其对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政策建议：客观评估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要，为向老年人递送社会养老服务提供基本依据;多种措施提高老年人可支配收入，增强其社会养老服务购买能力;增加社会养老服务资源供给，为老年人获得社会养老服务提供坚实的资源基础;注重发挥家庭的积极作用，鼓励其为老年人获得养老服务提供人力支持和经济支持。 关键词;家庭养老服务资源;社会养老服务资源;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挤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9）04-0168-09;;;DOI：10.12062/cpre.20181113

国家统计局《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到达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要是其中的应有之意。家庭和社会是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要的两个不同但又相互补充的渠道。一方面，家庭养老功能的削弱凸显了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必要性，社会养老服务是在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老人空巢化，家庭无法有效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要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从国家层面来看，家庭在养老中的作用仍然被高度重视。《“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提出：“逐步建立支持家庭养老的政策体系，支持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和承担照料责任。”尽管近些年来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逐步健全、养老服务内容日益丰富，但现实中养老服务得不到满足和服务资源闲置的矛盾还普遍存在[1-2]。家庭养老服务资源和社会养老服务资源是家庭和社会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要的资源基础。因此，正确认识家庭与社会养老服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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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对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对于统筹规划家庭与社会养老服资源，更有针对性地为老年人提供所需的养老服务，最大限度地提升家庭內外养老服务资源的使用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有关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内容及特征的研究。生活照料、医疗服务、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社区参与、临终照料是较为普遍的需求项目，其中，医疗服务、康复护理及生活照料是老年人最为突出的需求[3-6]。养老服务需求较高、满足程度较低是较普遍的现象[7-8]。二是关于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项研究表明，年龄和健康状况会对养老服务需求产生显著影响，特别是健康状况会对老年人医疗保健和康复护理服务的需求形成硬约束[3-4，7，9-10]。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同样具有显著影响，独居老人对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服务需求均明显高于非独居老人[11-13]。家庭因素对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部分研究发现，子女数量少、照料者人数较少的情况下，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会显著增长[14-15]。Bonsang[16]基于欧洲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老年人来自子女的非正式照料能够替代其对外部正式照料的需求，但是这种替代效应会随着被照料者失能程度的上升而趋于消逝。Powell[17]的研究揭示了多代同堂的家庭中，家庭成员构成的护理网络对老年人护理具有积极的作用。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4期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在通过问卷等方式调查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时，没有严格区分需求（Demand）和需要（Need）的差别。许多研究中出现了以老年人主观表达的“需要”或“意愿”替代“需求”的情况，比较常见的是询问老年人“是否需要社会养老服务”或者“愿意在家养老还是愿意去养老院”。上述问题必然会导致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测量出现一定偏差。二是多数研究社会调查范围相对较窄，主要在某一地市或少量县（市、区）范围内，研究结论的推广有较大局限性。三是学者们较多地关注了老年人自身的年龄、健康、婚姻、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因素对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部分研究也关注到了家庭人口、子女数量等家庭因素，但系统地关注养老服务资源对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匮乏。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将在进一步明晰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概念的基础上，借鉴安德森（Andersen）医疗服务利用行为模型（The Behavioral Model of Health ServicesUse）[18]构建分析框架，研究养老服务资源对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提出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政策建议。 1;研究设计 1.1;核心概念界定 1.1.1;社会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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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社会养老服务并无一个普遍达成共识的概念和操作化方式。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学术界，通常都是通过枚举法的方式[19]对社会养老服务进行界定。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2011—2015）》列举了为老年人提供的养老服务，包括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救援和社会参与等，并从服务渠道上将社会养老服务分为“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和机构养老服务”三类。学者们在研究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时，通常也是围绕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要，列举出若干养老服务项目[20-22]。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社会养老服务界定为通过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等社会化途径，为老年人提供的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各类服务，从服务渠道上划分为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和机构养老服务三类。其中，居家养老服务是指老年人在家所接受的上门服务，主要包括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医疗护理和精神慰藉等;社区养老服务是指老年人在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康复中心、活动中心等场所接受的服务，主要包括日间照料、娱乐服务、医疗康复和老年餐厅等;机构养老服务是指老年人入住敬老院、老年公寓等专业养老机构获得的生活照料、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等服务。 1.1.2;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如前所述，许多研究通常以老年人主观表达的“需要”或者“意愿”替代“需求”，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导致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测量出现一定偏差。“需要”或者“意愿”主要是考查老年人对服务的自身诉求——主观上的偏好或客观上的利益关切;“需求”则是考察服务对象的实际行动——是否消费了服务[19]。国外有关社会养老服务的研究中，对于“需求”和“需要”通常是进行严格区分的，“需求”关注的就是对服务的实际消费或者使用情况[13，23]。

为避免使用老年人主观表达的“需要”或者“意愿”替代“需求”而导致的测量偏差问题，更准确地反映“需求”的本质，本研究將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定义为老年人实际利用社会养老服务的消费行为，如果老年人实际消费了某项养老服务项目，则界定为有需求，反之则是无需求。 1.1.3;养老服务资源

养老服务资源是指为老年人提供所需的各种养老服务而依托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物质要素的总称。依据养老服务资源的来源渠道进行划分，可以把养老服务资源分为家庭养老服务资源和社会养老服务资源。家庭养老服务资源是家庭内部（老年人自身及其家庭成员）所具有的可供老年人使用的各类养老服务资源;社会养老服务资源是由家庭外部的主体（政府、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等）提供、可供老年人利用的养老服务资源。 1.2;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借鉴安德森医疗服务利用行为模型构建分析框架，用于分析养老服务资源对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该模型用于分析个体的医疗服务利用行为时，通常包含三类因素：一是倾向性特征（Predisposing Characteristics），主要包括个体特征（年龄、性别、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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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社会结构（文化程度、职业类别及社会经济地位等）及健康信念（个人对健康及健康服务的态度、价值及知识等）三个方面。二是可利用资源（EnablingResources），体现的是个人需要医疗服务时可使用的资源，包括居民个人、家庭和社会等不同层面的资源。三是需要（Need），包括自觉健康与疾病状况，疾病的临床评估[24]。以需要为基础，倾向性特征和可利用资源会影响到个体对医疗服务的利用。该模型除应用于医疗服务利用领域外，也有学者将其运用于分析机构养老意愿、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选择、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使用等领域[25-27]。本文认为，一方面，社会养老服务内涵丰富，包括医疗护理、医疗康复等与医疗有关的内容;另一方面，本研究所关注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正是指老年人实际利用养老服务的消费行为，与上述模型关注的医疗服务利用行为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安德森医疗服务利用行为模型能够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重要借鉴。同时，鉴于本研究重点关注“社会养老服务资源和家庭养老服务资源”两类养老服务资源对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此对安德森医疗服务利用行为模型进行了适当改造，整个分析框架由“倾向性特征、养老服务需要、社会养老服务资源和家庭养老服务资源”四个维度的变量组成，如图1所示。

倾向性特征由性别、教育、老年人收入状况等变量构成，体现的是个体特征和老年人自身的消费和保障能力。由于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老年人自身以外可以利用的养老服务资源，包括家庭养老服务资源和社会养老服务资源，所以将老年人的收入状况这一体现自身养老服务资源的变量放到了倾向性特征这一维度。养老服务需要反映的是在不考虑供给和购买力等约束条件下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潜在需求。本研究使用已有研究中常用的年龄和生活自理能力等指标衡量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要[25]。养老服务资源方面，鉴于社会养老服务资源存在一定的区域 图1;分析框架差异和城乡差异，本研究运用东、中、西部区域变量和城乡变量体现宏观层面养老服务资源分布的差异性;此外，还将通过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变量反映社区层面社会养老服务资源的差异。家庭养老服务资源主要包括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两类。其中，人力资源主要体现在家庭人口数、是否有配偶和子女数量等方面;经济资源通过子女对老年人是否有经济支持来体现。社会养老服务及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在核心概念部分已做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自理能力（健康）下降是客观的自然规律，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的生活必然会更多地依赖于外界的照料。相关研究也揭示，健康状况会对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和康复护理等养老服务需求形成硬约束[3-4，7]。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在其他约束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会逐渐增长。 社会养老服务资源体现的是家庭以外的养老服务资源供给情况，其供给的增长为满足老年人客观存在的养老服务“需要”提供了更多可能。由于现实的发展差距，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社区间的养老服务资源都会有所差异，进而导致养老服务的实际消费也就会有所不同。越是相对发达的地区，社会养老服务的资源供给会更加丰富，服务可及性会进一步增强，为老年人消费更多的养老服务提供了可能。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在其他约束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东中部地区、城镇地区以及所在社区拥有比较丰富的社会养老服务资源的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会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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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养老服务资源主要包括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两类。尽管经过多年的建设，我国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已基本建成，社会养老服务项目日益丰富，但不可忽视的是，长期以来我国浓厚的家庭养老传统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并产生了强大的路径依赖效应[4]，因此，老年人对于家庭仍然有着较大的依赖性。家庭内部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养老服务最需要的是投入人力资源，所以家庭具备人力资源优势时，就为家庭内部提供上述服务内容提供了较大的可能。如前所述，经济资源主要表现为子女对老年人是否提供经济支持，经济支持会增加老年人的可支配收入，提高购买社会养老服务的经济能力。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在其他约束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家庭养老服务资源中人力资源的增加会降低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而如果子女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则会增强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 2;数据及样本描述 2.1;数据简介

2013年7—8月份，山东财经大学社会养老服务课题组在全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六个省份开展了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状况问卷调查，东部省份包括山东和浙江，中部省份包括山西和湖南，西部省份包括甘肃和贵州。问卷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确定调查对象，每个省份随机选择2个地级市，每个地级市选择2个县市区，每个县市区选择2个乡镇或街道办事处，每个乡镇或街道办事处选择2个村庄或社区，再从每个村庄或社区中随机选择20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作为被访对象。为了解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的养老服务状况，在山东、山西和甘肃三个省份还分别选择了一个养老机构，从中各选择了20名老年人进行调查。调查由调查员进行面访，对于无法清晰表达的老年人由家人或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协助回答问题。本次调查共发放了1980份问卷，回收了1 826份有效问卷。 2.2;样本描述

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女性老年人比例略高于男性，占到51.22%。受访年龄最小的为60岁，最大的99岁，平均年龄为70.58岁，60～70（含）岁之间的占到53.46%。文化程度方面，受访老年人总体文化程度较低，未上过学的占到28.84%，小学文化程度的占到28.95%。生活自理能力方面，生活能够部分自理的比例为17.93%，完全不能自理的占4.36%。反映老年人自身养老服务购买能力的经济状况方面，大部分老年人有养老金收入，比例为89.76%;除养老金收入外，还有25.14%的老年人仍然能够获得不同程度的劳动收入;有19.61%的老年人可以获得房租、股息等财产性收入。

社会养老服务资源方面，从老年人的地理位置分布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别占到36.84%、31.30%和31.85%;城镇老年人占57.81%，农村老年人占42.19%。老年人所在社区拥有的各类养老资源方面，社区中有社区医院的占到33.41%，有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比例为34.58%，有养老院的占到13.02%，有老年人康复中心的比例为8.31%，有老年餐厅的占到9.07%，有家政服务中心的占到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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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养老服务资源方面，除老年人自身以外，共同生活（同吃、同住）的家庭成员为0的比例为10.42%，成員数为1～2人的占到52.03%，成员数在3人及以上的则占37.55%。大多数老年人目前有配偶，占到73.62%，无配偶的占26.38%（丧偶、未婚和离婚的分别为22.31%、2.18%和1.90%）。受访老年人子女数量平均为2.67人，其中，无子女的占1.69%，子女数为1人、2人、3人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7.26%、32.26%和48.79%。子女经济支持方面，有45.89%的老年人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子女的经济支持，平均额度为340元/月。 前文将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定义为老年人实际利用养老服务的消费行为。本研究使用的问卷调查了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的消费状况，老年人中有居家养老服务消费需求（即实际消费了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医疗护理和精神慰藉等任一项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的占45.95%;而消费了任一项社区养老服项目（日间照料、娱乐服务、医疗康复和老年餐厅等）的占65.33%，入住养老院、敬老院等专业养老机构获得机构养老服务的老年人占4.71%。总体来看，有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即消费了某些居家或社区养老服务项目，或者入住了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占受访者总数的74.26%，这意味着多数老年人在一定程度上有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3;计量模型及实证结果 3.1;计量模型

本研究的因变量“老年人有无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属于0～1型二分类变量，服从贝努力（Bernoulli）分布，可以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的基本方程式为： logit（p）=lnp1-p=β0+∑βi×Xi 由上述方程可转化得出概率函数： F（p）=e（β0+∑βi×Xi）1+e（β0+∑βi×Xi）

其中，p表示有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概率，取值0～1之间;1-p表示没有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概率;β0表示回归方程的常数项，βi是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Xi表示各自变量的取值。βi反映的是，与参照组相比、实验组变量在不同取值的情况下，事件发生的对数风险比（LogOdds，以e为底的自然对数）。

即，βi=lnp11-p1p01-p0;;由此可得出：p11-p1p01-p0=eβi

其中，eβi被称为优势比（Odds Ratio，OR），可以直接比较组间差异。

基于本研究构建的分析框架，将倾向性特征、需要、社会养老服务资源和家庭养老服务资源等4个维度的变量依次带入Logistic回归模型，利用STATA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其中，模型1的自变量包括倾向性特征和需要两个维度的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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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资源变量;模型3则在模型2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家庭养老服务资源变量。3个模型的因变量均为老年人有无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f1（p）lnp1-p=β0+∑βm×Xm+∑βn×Xn （1）

其中，βm表示倾向性特征维度相关自变量的回归系数，Xm表示倾向性特征维度相关自变量的不同取值;βn表示需要维度相关自变量的回归系数，Xn表示需要维度相关自变量的不同取值。

f2（p）lnp1-p=β0+∑βm×Xm+∑βn×Xn+ ∑βr×Xr （2）

其中，βr表示社会养老服务资源维度相关自变量的回归系数，Xr表示社会养老服务资源维度相关自变量的不同取值。

f3（p）lnp1-p=β0+∑βm×Xm+∑βn×Xn+∑βr× Xr+∑βt×Xt （3）

其中，βt表示家庭养老服务资源维度相关自变量的回归系数，Xt表示家庭养老服务资源维度相关自变量的不同取值。

上述各模型中，参数i、m、n、r、t的取值均为自然数。 3.2;实证结果

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从模型1的结果可以发现，老年人自身的年龄和生活自理能力对于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具有显著影响。年龄平均每增加1岁，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可能性增加3%。生活自理能力越差的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越高，生活部分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优势比分别是能够自理老年人的1.24倍和2.16倍。此外，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对其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具有显著影响，有养老金、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的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优势比分别是没有相应收入老年人的2.97倍、1.53倍和2.08倍。模型1的结果表明，本研究的研究假设1得到了验证，即在其他约束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会逐渐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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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2中区域和城乡变量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体现养老服务供给的区域和城乡差异，社区养老服务资源变量则体现了更微观的社区层面社会养老服务资源的差异。模型结果显示，年龄、生活自理能力、老年人的收入对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仍然具有显著影响。区域、城乡变量对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影响显著。中、西部地区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优势比分别为东部地区的0.79倍和0.32倍，城镇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优势比是农村老年人的2.24倍，说明东部地区老年人以及城镇老年人相对而言有更多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社区养老服务资源方面，当老年人居住的社区有社区医院、养老院、老年人康复中心和老年餐厅时，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会显著增加，优势比分别是没有上述资源的社区中老年人的1.32倍、3.28倍、3.79倍和4.47倍。老年人活动中心和家政服务中心两项资源对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这两项资源相对于社区医院、养老院、康复中心和老年餐厅等，老年人的需求并不是特别迫切，前文综述的相关文献也表明医疗康复、生活照料是老年人最突出的养老服务需求。在老年人消费能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说会优先满足更加迫切的需求。总体来看，模型2的结果较好地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设2，即在其他约束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东中部地区、城镇地区以及所在社区拥有比较丰富的社会养老服务资源的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会显著增加。

模型3进一步引入了家庭养老服务资源，主要包括老年人之外的家庭成员数、是否有配偶，子女数量和是否有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等。模型结果显示，在模型2中显著的因素，在模型3中仍然显著。老年人之外的家庭成员数即家庭规模的增加会降低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消费需求，除自身外家庭成员数为1～2人和3人的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优势比分别是家庭成员为0的老年人即孤寡老人的0.54倍和0.6倍。相应地，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也在下降，平均每增加1名子女，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下降约4%。有配偶的老年人与无配偶的老年人相比，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可能的解释是，老年人的配偶大都与自己年龄相仿，同样受制于年龄、身体健康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的生活照料等是有限的，因而有无配偶并不会对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产生显著影响。能够从子女处获得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优势比是没有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的1.51倍。模型3的结果表明，家庭养老服务资源中的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对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都会产生显著影响，但作用的方向是不同的，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设3，即在其他约束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家庭养老服务资源中人力资源的增加会降低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而如果子女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则会增强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

3.3;稳健性检验

前文通過3个模型依次增加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显示了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接下来将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处理，进一步检验稳健性。

第一，多重共线性检验。运用STATA作方差膨胀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上述3个模型中相关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值分别为1.26、1.46和1.72，单个变量对应的VIF也都小于通常的控制值10，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第二，内生性问题处理。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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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来自于互为因果、样本自选择和遗漏重要变量等。首先，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和本文分析框架中所做分析判断，因变量“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与相关自变量并不存在理论上的互为因果关系，由此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可以排除。其次，老年人养老服务需要与其自身年龄、生活自理能力有关，但是本文并没有把“需要”作为一个独立自变量带入模型（否则可能会出现自选择问题），而是运用了“年龄”和“生活自理能力”等变量去反映“需要”，这一做法有助于规避样本自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再次，对于遗漏重要变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增加模型变量的方式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增加了省份、是否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等变量后，模型的大部分自变量对应的优势比和显著性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与前面3个模型结果基本一致。因此，遗漏重要变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基本可以排除。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出的模型估计结果是稳健和可靠的。 4;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4.1;研究结论

本研究借鉴安德森医疗服务利用行为模型构建了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分析框架，并运用全国六个省份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1）年龄和生活自理能力对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具有显著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老年人潜在的服务“需要”相应增加，在资源供给和消费能力满足的情况下，“需要”会转化为更多的、现实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这与已有研究的结论——“健康状况会对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和康复护理等养老服务需求形成硬约束”[3-4，7，9-10]，“年龄、慢性病、健康状况对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有显著影响”[12，28]，具有高度的具有一致性。 （2）社会养老服务资源对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有显著影响。研究显示，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城镇地区以及所在社区养老服务资源更加丰富的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会显著增长。上述区域丰富的社会养老服务资源使得服务可及性增加，老年人有了更多的消费选择，因此，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会显著增长。

（3）家庭养老服务资源对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具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因为资源类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具体表现为：家庭养老服务资源中人力资源的增加会降低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形成的经济资源则会增强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

（4）家庭养老服务资源对社会养老服务资源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从模型1到模型2，再到模型3，三个模型的伪决定系数（PseudoR2）依次提高，从5.7%到18.2%，再到23.5%，这表明模型的解释能力逐步增强，相关变量的引入更好地解释了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3中引入家庭养老服务资源后，尽管区域、城乡和社区养老服务资源等反映社会养老服务资源状况的变量仍然对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有显著影响，但是多数变量对应的优势比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这就意味着，在考虑了家庭养老服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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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社会养老服务资源对老年人产生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效果不再是那么突出了，家庭养老服务资源对社会养老服务资源有一定的“挤出效应”，降低了其对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

4.2;政策建议

结合前文实证分析结果和研究结论，本文从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角度提出四点政策建议。

（1）客观评估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要”，为向老年人递送社会养老服务提供基本依据。本研究验证了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要对其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产生具有顯著影响，这里的需要并不是来自老年人单纯的主观表达，而是基于其年龄、健康、自理能力等做出的客观判断。因此，制定客观的评估标准，合理确定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要”，并以此作为向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基本依据，有助于提高社会养老服务供给的针对性，更好地契合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要”，促进其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2）多种措施提高老年人可支配收入，增强其社会养老服务购买能力。当前对于多数老年人来讲，获得各类社会养老服务需要其自身承担一定的费用。因此，只有增加收入提升购买力，老年人才有可能消费更多的社会养老服务项目。可以从建立规范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调整机制、提高社会养老服务补贴标准、扩大社会养老服务补贴范围等方面着手，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购买能力。

（3）增加社会养老服务资源供给，为老年人获得社会养老服务提供坚实的资源基础。如前所述，丰富的社会养老服务资源使得服务可及性增加，老年人有了更多的消费选择，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会显著增长。因此，可以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引入社会资本、优化资源配置等多种形式提高社会养老服务资源供给水平。同时，应特别注重向资源薄弱地区倾斜，均衡区域间、城乡间的社会养老服务资源供给，为老年人共享服务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4）注重发挥家庭的积极作用，鼓励其为老年人获得养老服务提供人力支持和经济支持。当前完全依靠社会化的方式还无法充分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家庭在推动老年人获得养老服务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一方面，政府可采取服务补贴、技能培训等措施鼓励人力资源相对丰富的家庭由其家庭成员为老年人提供部分养老服务项目。另一方面，通过个税减免等措施鼓励承担赡养义务的家庭成员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在家庭无法直接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情况下，通过购买社会养老服务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编辑：王爱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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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Shandong University of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in China， the demand for care service for senior citizens has been on the rise. In reality， a contradiction exists between the deficiency of senior citizen care service and the idling of relevant service resources. Familybased senior citizen care service and related social care service are the fundamental resources to meet the demand for senior citizen care service， and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recognize the impact of the two modes of resources on the demand for senior citizen care service， for it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unifying and optimizing the two modes of resources so as to provide more targeted service and maximize the efficiency of both resources.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drawing on Andersen’s behavioral model on health care utilization as its analysis framework，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two modes of care service resources on the demand of social care service for senior citizens through the survey data from six provinces in the east，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This paper put forward following research findings： ①The supply of social care service resources for senior citizens helps to increase the demand of senior citizens for social care service. ②Moreover， in terms of familybased care service resources， the human resources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senior citizens’ demand for social care service， whereas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from their offspring play a positive role. ③On the whole， familybased care service resources for senior citizens have a‘crowdingout effect’ on social care service resources for senior citizens， which will reduce the demand of social care service for senior citizens.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from this empirical research，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senior citizens for social care service： assessing the needs of senior citizens for service accurately， taking it as the basis for delivering service to the elderly people;

increasing the disposable income of senior citizens through various measure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ir purchasing power of social care service; improving the supply of social care service resources for senior citizens to provide a solid resources base for the elderly people to obtain related service;

emphasizing the positive role of families and encouraging them to provide manpower and economic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people to get car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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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familybased care service resource for senior citizen; social care service resource for senior citizen; demand of social care service for senior citizen; crowdingout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