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去哪儿了

说到夏朝，就要说到传说中的大禹。

禹，姒姓夏后氏，名文命，字高密，号禹，后世尊称大禹，夏后氏首领，传说为帝颛顼的曾孙，黄帝轩辕氏第六代玄孙。他的父亲名鲧，母亲为有莘氏女修己。相传禹治黄河水患有功，受舜禅让继帝位。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他是我国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贤圣帝王，他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中国国土为九州。后人称他为大禹，也就是伟大的禹的意思。禹死后安葬与浙江绍兴市南的会稽山上，现存禹庙，禹陵，禹祠。从秦始皇开始历代帝王都有来禹陵祭禹。

几千年来，大禹治水的故事一直广为流传，研究者却一直找不到这一场大洪水的地质学证据。大禹建立的夏朝是否真的存在，也一直存在争议。

2016年，著名科普杂志《科学》发表了一篇以‘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为题的文章，意欲借黄河流域在西元前1920年的大洪水之“新说”，佐证“大禹治水”等事实，继而阐发旧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王朝的考古遗存”。

文章作者之一，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吴庆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的最新研究推测出，夏朝开始的时间约为公元前1900年。这一年代不仅与黄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重大过渡时间吻合，且与二里头文化开始的时间吻合。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器早期的主要文化，因此研究人员推测，二里头文化很可能就是夏朝的考古遗迹。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给出的二里头文化上限年代不超过公元前1750年，一般认为进入了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化二期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这是学界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得到的最新结果。而论文所引却说二里头是公元前1900年，与早期青铜时代吻合。这中间超过200年的时间差，使其与二里头关联的结论完全站不住脚。

从学理而言，如果谈大禹治水、谈夏朝的诞生，就是接受了先秦文献关于大禹和夏的记载，认可文献本位。

在空间上，大禹治水和夏的传说是围绕中原附近展开的，那个地方尤其是中原东部易遭水患，而在时间上，按传统的观点，是公元前21世纪到前16世纪。论文现在给出一个颠覆性的答案，就形成一个悖论。即它只是认可了夏与大禹的概念，却彻底否认了文献中给出的夏与大禹的时间和空间的基本背景关系，所以这根本不是历史学的研究，不是文献本位的研究。同时这也不是考古学的研究。因为论文只用了喇家的材料。而关于喇家的地震与大洪水带来的灾难现象，关于公元前1900年前后的测年，这都不是新认识，是学界这几年已经得到的认识。

主流观点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完全可以作为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但是，即使考古学研究到了这个份上，要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证实二里头遗址即为夏王朝，仍然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所谓“广域王权国家”，是一个根据考古学材料和研究得出的概念，属于考古学话语系统。而“夏王朝”，则从属于历史学话语系统，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共性，尚未得到有效的说明。因此，在考古学界内，对“夏”的主流态度还是存在两种倾向：一种认为夏即为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一种仍旧将“夏”悬而不论，依据考古学范式对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进行研究。

目前看，后者的主张占据学界主流。随着学术的迭代，整个二里头文化的相关研究，也是基本围绕考古学范式展开的。齐家文化进入青铜时代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二里头二期

也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而这与论文所说的公元前1900年完全不吻合。

从甲骨文的方向，希望大家对所谓“出入文字内证”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甲骨文的出土，其意义不单单在于一个“殷”字，或几个商王的名字。最主要的是，我们能通过商王占卜的内容窥见商王朝的经济贸易、行政体制乃至与四周的关系，而这些东西又完全符合一个王朝标准，所以说殷墟为商王朝，是学界的共识。而夏的问题在于，即使二里头出土了“夏”字，即使夏王世系能与司马迁的记载相对应，但如果没有类似甲骨文这样辐射范围极广的化石“史书”，要从考古遗存本身出发争论夏究竟是不是国家这个方法论本身，就是很有局限性的。简单地说，考古材料需要依赖考古学家的解释，相比而言当时人的当时文则更具“真实性”。

所有研究具有一个共性:即使对所谓“夏文化”的定义有所思考，但他们的研究范式就是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所谓对“夏文化”定义的思考也只不过是想弄清“怎样对应”的问题（说得通俗点，就是把一个或几个遗址群和一群相同民族或者相同国家的人相对应）。

那么为什么，“夏朝”的存在会受到质疑呢？排除考古发掘和编写报告中存在的问题，是因为研究方法一直被质疑。

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能否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

答案一：如果能，怎么对应？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戴向明认为，他们并不认为”在没有发现文字的情况下就绝对不能证实某些历史事件或史迹。比如二里头作为夏王朝的都邑、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就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但这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首先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殷都和晚商文化的存在，后来郑州和偃师商城又陆续揭示了早期商都和早商文化。尽管考古学尚没有发现或识别出相当于夏朝的文字，但人们根据商史的确认也都认为史书关于夏史的记载也非虚言。那么在史籍所述夏民族的活动范围内，早于早商文化的便是二里头文化，而二里头文化又是占据中原的唯一强势文化共同体；同时，二里头作为该文化唯一特大型都邑聚落，也是中原同时期的聚落无法比拟的。这样史书所载就与考古发现相吻合，完全可以证实二里头作为夏都和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的问题。但二里头文化是全部的夏文化，抑或只是晚期的夏文化；二里头是唯一的夏都，抑或只是晚期的夏都，则是目前考古发现所难以给予肯定回答的“（从某个层面上来说，还是断代工程与邹衡的论战）。

答案二：不可对应，或还没有找到方法对应。 在国内，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许宏老师是出了名的，外国的学者一般持此态度。外国学者不承认这种研究范式的原因， @普雨兮同学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这里以国内的许宏老师这种”理性疑古派“为代表，他们主张改变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研究范式，走考古学自己的道路，突出原史时期考古的特点（实际上是由历史时期向史前时期考古靠拢)。这一方法的要求大概是：从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等视角出发，研究二里头、王城岗、新寨、陶寺等遗址。严格地说，这些遗址不会因为不是夏都而逊色的，因为考古遗址就是客观存在。以二里头为例，无论其是否为夏都，大型宫殿、道路、发达的手工业、覆盖极广的贸易体系，都说明这一遗址是中国历史的一次质的飞跃。私以为，这种研究不是逃避“夏”的认定，而是在为认定“夏”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自汉代以

来几千年的史学传统，因顾颉刚的几篇文章就支离破碎，从某种层面讲，考古学者的任务并不是“走出疑古”，而是“迫近历史的真实”。用许老师自己的话说，就是：“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无论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编年，还是碳素测年、传世文献记载，以及整合各种手段的综合研究，都无法作为检核这一历史时段研究结论可靠性的绝对指标，无法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等狭义‘信史’范畴的问题。就考古学而言，除了可以依凭的材料仍显不足以外，我们一直也没有建立起有效地说明考古学文化和族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这种学术背景，决定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结论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推断和假说的性质，某些具体结论，尚有待于更多证据的支持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夏朝否定论的由来

随着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中国史学界萌生了”疑古思潮“，古史辨派也随之应运而生。古史辨派呢对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所记载的夏商周三代历史以及五帝时代历史提出诸多质疑。后来，胡适先生提倡”整理国故“提出了东周以上无史的论断。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之观点，从怀疑古代典籍到历史人物，以及到怀疑整个古史体系，而且杨宽先生在其《中国上古史导论》中明确指出，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化转述而成。陈梦家先生认为：夏史乃全从商史中分出。顾颉刚先生也断然否认夏禹的存在，禹之为虫，认为禹是一种动物，或者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20世纪后期至今，国内外一些历史著作或教科书据此认为中国文明是从商王朝开始的，更有甚者认为：夏是西周统治者杜撰的朝代。

疑古思潮的流行和古史辨派的形成，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辨别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后面就有点过度了，有一些人为了博名，提出各种稀奇古怪经不起推敲的论断。关于疑古思潮的不妥之处，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言：疑古思潮、、、、、对于古史，对于古代文化，在某些方面否定过度了，以致造成了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

虽然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夹杂一些所谓的神话传说色彩，但不能就此得出文献有关夏史的记载全不可信的结论。从世界文明发展史来看，一个民族早期的历史总是要和神话传说不可分割地纠结在一起。传说，是人们对过去一种模糊的记忆。正如王国维先生所云：上古之事，传说与失实，相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

如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记载包括商王世系在内的商代历史也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和传说性质，在甲骨文发现之前，许多人怀疑其真实性。而甲骨文商王世系卜辞的发现以及考古学上殷墟文化的确认，证明《史记•殷本纪》有关商史的记载尤其是商王和先公世系的内容基本上是可信的，剔除其神话部分，主体内容是可靠的。时至今日，没有人再对商王朝的存在持怀疑态度。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司马迁同样包含有神话色彩的《夏本纪》的记载主体也是可信的，夏王朝的存在也应是理所当然的。连现在的朝鲜人民都认为伟大的领袖是宇宙之神，何况古人。难免在追述英雄人物的时候会加入各种科幻的夸大内容在里面。历代史家工作实践表明，后人在整理前代的历史资料时，使用了当时的文字与语法，渗入了当时人的思想观点，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不能就此否定文献材料基本框架的可靠性。 综上所述，夏朝存在与否不敢轻易否定。

夏朝存在的考证

与文献记载其他王朝不同，有关夏代历史的文献资料相对要简略一些。有关夏史较为可靠的文献记载，大多零散见诸于《尚书》、《诗经》、《左传》、《竹书纪年》等典籍中，缺乏全面、系统的述论。相对来说，《史记•夏本纪》是唯一的专论夏史的典籍，但其内容仍是十分

疏略，且与《尚书•禹贡》有较多的重复。即便是如此有限的史料，也多是西周以后甚至东周秦汉时期史家追记补述的。先秦诸子中提到夏史的部分，许多是为了发挥自己理论或主张时才提及夏；有的文献材料还存在后代传抄错误、篡改的现象或可能性；一些文献材料还夹杂大量神话传说的成分。因此，在夏代史研究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难怪早在2000多年前的孔子就已发出夏史研究困难重重、有关材料“不足征也”《论语•八佾》的感叹。 尽管考古学为研究夏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但在夏代文字发现与研究上还未有突破性的进展。目前，考古发现一些关于夏代文字的实物资料，包括陶文和骨刻文字。如二里头遗址陶器之上发现的数十例刻划文字符号，这些陶符结构复杂、简繁并存，许多可以与甲骨文、金文相对应，有学者考证其，基本上都是夏代文字。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现有包括交字在内的4个二里头文化陶文，其风格与殷墟甲骨文一脉相承。河南渑池郑窑遗址也曾出土一些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骨刻符号。二里头遗址Ⅳ区曾出土一片年代属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契刻有一条鱼形的骨片，有学者根据：说文，鲧，鱼也，从鱼，系声。认为此骨刻鱼形可能就是鲧字。此外，新密市黄寨遗址还发现一片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卜骨，上有 这样两个刻辞文字，有学者考证认为后一字，可能与夏字有关，或可假说为夏字初形。尽管有如此发现，但这些文字符号多是简单的字符，未见到明确标出某某遗存就是夏代文物的实证。

这两个刻辞文字，有学者考证认为后一字，可能与夏字有关，或可假说为夏字初形。

尽管有如此发现，但这些文字符号多是简单的字符，未见到明确标出某某遗存就是夏代文物

的实证。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见到夏代的青铜铭文，更未出土像商代殷墟甲骨文那样内容较为丰富的文字系统，也未见到当时的竹书、木简、石刻等文字实物；而能够看到的出土文献材料则是西周以后的青铜铭文、竹书以及商代卜辞和青铜铭文中有关夏的少量记载，证据力度相对薄弱。这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夏王朝否定说的流传。

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早期国家探源 在中国早期国家探源中，夏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自从商代的史实因殷墟发掘而被确立为信史之后，论证夏的真实性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早在20世纪中叶，范文澜根据《竹书记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徐旭生先从文献资料考证“夏氏族或者部落所活动的区域”，指出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和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为两片可能的区域。并亲赴河南进行考古调查，在偃师二里头发现早商遗存后，进一步提出在河南偏西、山西西南进行调查和发掘的建议。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队对二里头进行试掘，发现了从龙山晚期到早商的三层文化堆积。

之后，有不少学者陆续发表文章提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的见解。比如，佟柱臣以《国语•周语上》“昔伊洛竭而夏亡”的记载圈定夏的地理位置，将《竹书纪年•夏记》“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的记载来对应二里头遗址的两个碳十四年龄，从时空上锁定二里头应该就是夏代的都邑，然后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宫殿遗迹、青铜器、墓葬作为奴隶制国家的特征来讨论。尽管存在争议，但是在一些权威学者的坚持下，不同声音渐渐变小。比如，邹衡就力排众议，赞同“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这种学术界的共识，使得疑古辨伪成为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古代传说和记载又被不加检视地应用，有人乐观地声称，对于疑古派极力否定的夏朝，经过数十年历史学家们的艰苦工作，目前史学界中明确否定的人已经很少了。

1995年以后，受到埃及、两河流域考古纪年成就的激励，国务院决定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合天文学、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多门学科，应用较先进的断代技术，将

包括夏在内的三代研究推向了高潮。1999年《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结项验收，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其总目标是通过了9个课题和44个专题的多学科联合攻关，制定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该项目的成果发表后在国内受到一致好评，但是在国际上却遭遇尖锐批评（这与这点，文字后面会有提到，除了学术传统方法之外，更多的是我们所站的立场不同），凸显了中外学术界在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的显著差异。

《夏商周断代工程》不仅确信夏的存在，而且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坚持这一论断的学者以四条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1)豫西和晋南是周代文献中提到的夏人活动区域，其中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

(2)二里头发现了宫殿遗迹,表明国家的存在。 (3)碳十四测年结果证明二里头在夏的纪年内。

(4)既然司马迁所记载的商朝被证明为信史，那么夏的存在也应该是可信的。

但是在持不同意见的中外学者看来，这些理由显然是不够令人信服的，这项研究不应该预设夏的存在，而应该证明它存在。夏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周代，而时间上离夏最近的商代甲骨中却未见有关夏的片言只语，因此，夏有后人杜撰的嫌疑。由于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夏代的文字，因此这个问题不能预设任何带有倾向性的前提，必须从考古学上来进行独立的探究。但是目前考古学者并没有充分消化考古材料，利用所含的信息潜力来破解这个问题，而仅仅局限于比较出土文物的异同来界定夏文化的内涵，并坚信不疑地用考古资料来印证文献。 在夏文化研究和断代工程所显现出来的问题中，令人担忧的不只是观点的异同，而是这项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规范。比如，论证夏的存在明显与确立华夏5000年文明史、宏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自豪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又被列为“凝聚力工程”这种带有预设倾向的研究，很难保证科学家在做判断时的中立性。曾有国外学者指出:进行考古研究总有政治的存在，总有政治的共鸣。解释过去总是现在的一种政治行为，如果科学的中立性得不到保证，那么我们对过去的解释决非是从真实世界中获得的冷静的客观判断，而总会与今天的政治和道德判断混在一起。正是受这种价值观影响，使得本属正常的学术讨论夹杂了反常的情绪。比如,一些西方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批评被视为“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言论严加痛斥（知乎上有句名言可以用来加以反驳，对你不了解的世界尽量保持缄默）。有的学者则采取抵制心态“至于说个别外国学者认为夏文化不过是一个传说，那也只好由她去，是无碍于我们对中国古史的研究的，我们用不着因为她来确定中国古史中的年代问题”。这种态度和言论显然不是正常科学讨论所应有的。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文明和国家探源研究是世界文明和早期国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能为世界社会科学做贡献的最有潜力的一个领域。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学者，对中国的学术成就应当会深表激赏并深受鼓舞。但另一方面,就像奥运会零的突破一样，我们的成就若要获得世界的公认，也必须通晓和遵循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由于对国际同类研究现状所知甚少，国内学者的视野过于狭窄，研究方法过于陈旧，论证程序存在不少问题，这好比用国内自己认定的过时标准来申报世界记录，自然难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同。

中国学者在早期国家探源的研究上无论是学术规范还是研究方法都与国际同类研究存在显著的差距。究其原因既有学术传统的问题，也与长期以来缺乏国际学术交流有关。张光直指出,中国学者长期以来便作茧自缚，以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外国有的，中国都有，只要研究中国就行了。于是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舞台上，中国学者自己选择了边缘化的位置,自甘被弃于主流之外。如果对国际学术进展一无所知,这种闭门造车、方法陈旧的研究一旦要与国际接轨就难免招来尖锐的批评和质疑。我们应当虚心聆听这一告诫：目前中国学者要

在夏的问题上获得进展，并不在于寻找更多的原始材料和考古证据，而是迫切需要更新理论和方法，否则再多再好的遗址出土都是枉然。

实际上，国内考古圈基本没人认为“夏朝不存在”，他们只是在更加科学地思考和追问。

最后对国家文明定义时，还是要考虑定义古代文明的四要素，文字、

青铜器、城市和宗教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