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与中国地名

佛教文化与中国地名

李冬哲 刘国旭

摘要：公元前六世纪末，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本文从地名来分析佛教的思想观念、佛像人物、佛教传说、佛用器物对华夏大地产生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佛教、佛教文化、中国地名

佛教发源于印度，创始人为乔答摩·悉达多。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人们把它看成是社会上流行的神仙道术的一种，（在大城市所建立的少数寺庙主要供从西域或印度来的僧侣和商人参拜使用）汉人出家为僧者很少。西晋末年，特别是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后，战争连年不断，广大人民生活困苦，连生命也时常受到威胁，因此容易接受佛教关于彼岸的宣传，这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方便条件。从东晋至南北朝，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全盛，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在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并且随着佛教的深入普及，出现许多以研究某一部分佛典为中心的佛教学派，主要有涅口、成实、三论、毗昙、地论、摄论、愣伽等。南朝的各代统治者都崇信佛教，尤以粱武帝最为突出。他曾自称“三宝（佛法僧）之奴”，四次舍身寺院，由其臣子重金赎回，并亲自登台讲经。梁朝有寺2846所，北魏末期国都洛阳有寺1367所，江北整个地区有寺3万余所。这些寺院拥有大量土地财富，并逐渐形成了相当独立的寺院经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生动的反映了这一客观现实。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到唐太宗时寺院数目有3716所，（《续高僧传》卷五），高宗时有4000所[1]，玄宗时有4600所[2]，这些佛寺都是由当时统治者赐额命名的。佛教在西藏地区的传播，源于唐朝初。唐初松赞干布提倡佛教，八世纪后逐渐形成喇嘛教（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可以说是佛教教义与藏文化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产物，是“藏”

化了的佛教，它无论形式和内容都深深打上了西藏特殊地域文化的烙印。从某种意义上说，藏传佛教乃是藏民族的根基，是形成和凝聚藏民族的主要文化纽带。[4]流传于藏族居住的其他地区和蒙古族地区。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一方面逐渐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演变成中国化的宗教，另一方面，佛教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它在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影响到哲学、道德、文学、音乐、雕塑、美术等各个文化领域，在中华大地长期而广泛地存在和流传，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之息息相关。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用语来源于佛教，例如世界、实际、平等、相对、绝对、境界等等词汇。佛教中存在者大最的经典，这些经典开始是有梵文和巴利文书写的，它们是佛教建筑使用的词汇。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为“十年浩劫”，平时遇到盗贼则称为“遭劫”。再例如我们常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魔”字就是梵文的译音。还如“一刹那”，也来自梵文，其他许多日常词汇如“觉悟”、“境界”、“供养”、“大干世界”、“现身说法”、“本来面目”、“芸芸众生”等也都是从梵文而来。

地名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们在社会中给地理实体、行政区域或居民点所起的名称。它真实地反映了民族的地理、历史、语言文化同时也反映出民族的心态和风俗等。在语言的发展中地名的变化相对较慢它的顽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较好地保存了文化史的某些本来面目。[4]不同社会、民族，地名的构造类型、特征有差异，即使同一民族语言，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也不尽相同。每个民族都在地理名称中不同深度地留下了自己的授迹。这既是语文各异所致，也同该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有关，研究地名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分析地名，能够给历史、民族、地理、语言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许多重要的信息，可以说明民族的迁徙和兴衰、社会的变动等。本文试图就佛教文化对地名的影响，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以祈正于方家。

本文主要以北京和西藏的地名为例做一些简要的分析。

现在北京地名中带有寺庙、观庙等字的地名，不算重名的，据《北京街巷名校录》统计就有近300多条。在《乾隆京城全城》索引中，记载的胡同有1400多个，而寺庙的数目300个左右，和佛教有关的有一半左右。北京的喇嘛大院，就是因为附近有喇嘛庙而得名的。这一带与喇嘛缘很深，现改名为集贤大院。沙门，佛教中按戒律出家修道的人。沙门统已见于北魏永平元年沼，这是当时僧职中之最高位者，具有以戒律制裁犯法僧人的权力。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常见宋朝犯人流放沙门岛，这个岛就是今天的庙岛。沙门岛之得名即来自沙门统。

1、以佛教人物为地名。

八世纪下半叶，吐番赞普赤松德赞邀请莲花生入藏弘扬佛教，举世闻名的藏族神话史《格萨王传》就把莲花生大师崇奉至尊的地位。于是莲花生的名字在地名中应运而生生。白朗县的乌兼拉，意为“莲花生大师山”。谢通门县的沃间，意为“莲花生大师”。察隅县的乌金白玛拉也是“莲花大师山口”之意。谢通门县的县名，意思是“见后满意的笑了”，就是根据传说莲花看到此地后高兴的面部表情而取名的。

有些活佛、译师、喇嘛的名字嚷活动也辗转变成地名。昌都县的嘎马，就是以噶举派活佛教的马格成的名字定名的。该县的另一地名加玉，也是一位活佛教的名字。而墨竹工卡县的县名，一说是墨卡巴活佛在此休息后，以已名命名。白朗县的县名，是十三世纪西藏著名的佛籍翻译大师巴扎·尼玛扎巴和纳朗多吉敦炯两人姓名首字的合称。“白”与“巴”为同名异译。北京的砖塔胡同，也是以人物命名的。砖塔又叫万松老人塔。《帝京景物略》：金元间有僧，自称万松野老，居燕京，有“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话。西黄寺是北京城中一座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是清王朝为迎接四世班禅而建，成为清政府与西藏地区政教

联系的一条纽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来京，因病在西黄寺内圆寂。为缅怀六世班禅，清政府在西黄寺旁修筑了六世班禅的衣冠塔，由乾隆皇帝亲自赐名为“清净化城塔”（亦称班禅塔）。藏族称其为“当赛朱古波昌”意为“清净幻化宫”。“清净化城”其名来源于佛教《法华经》，“化城”，是指一时幻化的城廓。班禅塔之名由此而来。[3]

2、以佛境世界为地名。

佛教宣传中所描绘的虚幻世界，本来是用来愚弄人民的。但是被压在社会最低层的劳苦大众无处寄托自己在悲惨境遇中的苦难心情，反而容易被虚幻世界所蒙蔽。不少太虚幻境相继进入地名的行列。堆龙德庆县的县名、察隅县的吉太曲、类乌齐县的古然多等，均含有“极乐地”的内容。芒康县在县名，即“善妙地域”。隆子县的县名意为佛教现世的中心世界“须弥山顶”。洲字在佛教典中是佛生存环境的地域，反映在地名中，则有嘉黎上的林堤、申扎的色林、达孜的桑珠林、南木林的桑林、类乌齐的长毛岭，分别意为“洲中心”、“黄洲”、‘满意洲’或“如意洲”、“花斑洲”。

3、以佛、菩萨为地名

佛教创始人是释迦牟尼，其教徒尊称为法王。《法华经·譬喻经》有“我为法王，于法自在”之语，于是“自在法王”就成了八宿的希娃曲吉这一地名。加查的琼果介，意为“法轮王”。在藏传佛教中有一女神名，叫度母，传说她是观音的化身，以颜区分，现为二十一相。在西藏以度母为地名的，仅聂拉木县就有赛卓玛、幽玛、同卓玛这几处，分别是“黄金度母”、“碧玉度母”、“海螺度母”、的意思。含有“度母山”、“度母河”、“母湖”、“度母泉”之意的地名，分别在郎县的卓玛拉、安多县的卓迁曲、洛隆县的卓玛朗错、改则县的兽玛卓玛。《西藏王统计》称唐文成公主是圣救度母的化身。安卡多县的夏木拉意为“弥勒菩萨”，冒都县的哈拉塘，是“观音坝”的意思。

4、以佛教术语和建筑术语为地名

由于人们对佛教的推崇和佛教的盛行，除了以熟悉的人、神、佛教境界为地名外，佛教术语和建筑术语也逐渐进入到地名中。加查县的玛尼溪最为典型，其意为“字的咒庄园”。所谓六字的胃是佛教秘密莲花部之“根本真言”。另一处的卡多，是觉醒或理解超乎色相现实的境界专用语“悟空”的意思。在佛教用语中，“开光仪轨”的简称，用一个“然”字来代替，佛教认为修建经塔、庙宇和绘画、雕塑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点睛，佛像一经点睛，就有灵了。所以江达县的然多，便是根据这种说法而取名的，意为“开光地岔口”。芒康县的曲登、最荣县的雀代玛、措勤县的本巴、安多县的曲日等，这些地名均为“经塔”之窟。工布达县的布久为“小经塔”。北京的白塔寺，也是以建筑命名的。

5、以寺院之名为地名

佛教的活动地主要集中在寺院，寺院反映在地名中，则大，涌现。在西藏，萨迦寺是萨迦派创始人衮却杰布于公元1073年兴建的该派主寺，现用作县名。东区县的区名冒珠寺相传是七世纪由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亲自兴建的寺院。还有一些寺院如桑耶寺、祖止贡寺、竹瓦寺、波罗寺等.分别出现在孔囊县、墨竹卡县、察隅县、江达县的区名中。北京的地名中，也有许多是以寺院为名的，如十刹海，又叫什刹海。西海的旧名叫积水潭，别名叫净业湖，北岸有旧刹叫净业寺。后海的西岸有古刹，是十刹海的破庙。十刹海的名字大概就是从这个寺而来。庙里供奉的是释迦牟尼。法源寺街，缘于唐悯忠寺，贞观十九年太宗征辽，悯阵亡将士建此寺。前清时，每年四月初八举行放生大会，有寺僧守门，收入场费。《燕京杂记》。普度寺，旧名吗哈喇庙。吗哈喇是具有十二体的文殊观音的化身及护法神。

前后王爷庙是大悲寺的俗称。崇祝寺胡同，寺乐有明代汉经、番经、道经三厂的遗址。毛奇龄《武宗外记》云：“宫人有愿削发为尼者，上剃佛头亲见说法，置于番经厂中”。

哑叭胡同，今作雅宝胡同。因是维摩庵所在，所以附以哑叭之名。在维摩经中，文殊、维摩都是默默无言，表示其以不可言不可说为旨。另外还有海潮庵、护国寺、旃坛寺、卧佛寺街、大佛寺、辛寺、陶然亭、太常寺等这些与寺院有关的地名。

6、以宗教活动为地名

在佛教刚进入中国时，条件比较艰苦，没有寺院等物质条件，只好露天讲经。于是含有“讲经”之意的地名也逐渐出现。如南荣县的希楚迪为“诵经小丘”萨迦县的曲定，意思是“讲经地”。另外一些如“朝佛地”、“修行”、“拜见”等之类的宗教活动，在地名中也有所反映，像措美县的卓德为“朝佛之地”，错那县的贡日为“修行区”，冈巴县的错姆加错，是“拜见湖”或“照看湖”之意，位于圣湖玛旁雍错附近的楚郭贡已是普兰县的一个牧点，意思是“洗罪门寺”，其意是不言而喻的。

7、以法器、用具为地名

幡是寺庙佛堂中常用的装饰品。在地名中，含有“幡”或“幡”意的地名也是不少的，如北京的舍饭幅寺，澎波农场的场名，丁青县的巴登，普兰县塔钦，就是“幡”或“经幡”。聂拉木县的塔觉拉，其意也是“经幡山’。西藏佛教徒做祈祷时常转动一经筒，上刻有六字真言，转动一周表示念诵六字真言一遍。于是就是了“转经”之意的地名。蜀都县的锅雪普意即“转经山麓沟”。[5]察隅县的钦果拉曲意为“大圣地转经河”。我们常见到念佛人在念佛时，不停地数着一串珠子，这珠子叫念珠。念珠是念佛号或经咒时用以计数的常用之物，贡嘴县的昌果，洛扎县的成直译为“念珠、串珠”，拉萨市的纳金即大鼓，墨脱县的安扎拉为“鼓形山”，贡觉县曲美慧为“佛灯山”，革吉县的散波为“袈裟洞”，改则县的麻米为“酥油灯”，江达县根纠为“大藏经”，洛隆县的波得慢为“经书”。

北京大小经厂，在顺天府西的经厂是学外经厂。嵩祝寺东是明之三厂，即汉经厂，番经厂，道经厂的遗址，经板库属司礼监，是大藏经厂，贮藏经书典籍和释藏诸经。

铁香炉、三柱香。香炉大抵是在寺庙山门之内，有时在门外道路上边放置这种西，因之成地名。

另外，在武汉市，也有许多与佛教有的地名。六度桥地处汉口的闹市中心，习称六渡桥。与桥之附近的“六度庵”有关。江汉区的二圣港，该地原有一个二圣祠，供多宝如来和释迦如来二圣（后改为庵）。在大董家巷北侧，最早曾叫二圣正巷，后简化二圣巷。四官殿在沿江大道西南段，又称火神庙。刘继庄《广阳杂记》记述，该殿供奉四官是天、地、火、水。永清街在江岸区，源于庙名。史载“四乡至此求神拜佛者，络绎不绝，香火颇盛，故又有‘万家庙’之称……”

此外，相国寺、归元寺、天一阁、观音阁、龙王庙、四龙寺、大方广讲寺、九莲寺、十方庵、宝林庵、三圣巷、刘家庵等，都是与佛教有关的地名。

总之，佛教对中国地名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况且佛教和佛文化中有大量的佛经和义理。地名文化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的方面，尽管有些地名已经湮灭或者只留下蛛丝马迹，我们应努力把它们的影响探讨清楚，挖掘更多的文化底蕴。在这里仅是抛砖引玉，能为中国的地名文化和佛教文化做一点应有的贡献，也就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