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文学中看人文精神

从中国古代文学中看人文精神

作者：罗丹

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1年第07期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很多精品,值得我们不断地学习和研究，最为显著的是其具有特别鲜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本文从中孝亲忠君的伦理精神、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忧世嫉时的忧患意识、漂泊游子的羁旅情怀等几方面入手，具体阐述这些人文主义精神是如何得体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上。

关键词：古代文学；孝亲忠君；民胞物与；忧世嫉时；羁旅情怀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018-02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之一的人文主义,具有中国自己的独特内容,它基本上是指礼乐之教与礼乐之治。而这种人文主义反映在文学作品上就表现为作家都关注现实与人生，乐以成德,文以载道。追求人的完善,追求人的理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了鲜明的重人文、重人伦的特色。

一、孝亲忠君的伦理精神

伦理,指人与人之间合理关系,既包括家庭关系,也包括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包括父子、兄弟、夫妇关系,社会关系包括君臣、朋友关系。这五种人际关系,儒家称为五伦。家庭伦理的基础在情,社会伦理的基础在义,中国古代文学深刻体现着儒家伦理精神,以忠君孝亲为重要内容。 歌颂君臣间的伦理关系,也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最为典型的如屈原的《离骚》。 一般认为，《离骚》的主旨是爱国和忠君。司马迁说：“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离骚》前一部分中，有不少“系心怀王”的诗句，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等。诗中用了一些婚姻爱情的比喻，如“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等，以这种男女之间感情的不和谐比喻君臣的疏远。根据中国传统的理论习惯，弃妇的哀怨是以对夫君的忠贞为前提的，所以，这些诗句可以解释为屈原的忠君。国君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象征，臣子只有通过国君才能实现自己的兴国理想。所以，屈原的忠君是他爱国思想的一部分。这些都突出了他对宗国的挚爱之情。 此外，还有诸葛亮的《出师表》等，都有着炽烈的忠君、爱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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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古代文人士子们以其忧愤深广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为了理想而顽强不屈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精神，早已突破了儒家明哲保身、温柔敦厚等处事原则，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这是他们对人文精神甚至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

歌颂孝的，如《木兰诗》叙述花木兰因父年迈,又无兄弟,遂女扮男装,代父从军。这里既表现了木兰的孝行,也表现了其为国尽忠的思想。

反映婚姻爱情夫妇关系的诗作，最早在《诗经》中就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的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诗经》中的情诗，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

如《周南·桃夭》，诗人由柔嫩的桃枝、鲜艳耀眼的桃花，联想到新娘的年轻美貌，并祝愿她出嫁后善于处理与家人的关系。而《郑风·女曰鸡鸣》则写了一对夫妻之间美好和乐的生活。诗以温情脉脉的对话，写出这对夫妻互相警戒、互相尊重、互相体贴的感情，并相期以白头偕老的愿望。

中国古代文学渗透着儒家孝亲忠君的伦理精神,它是中华文化伦理精神的具体化、形象化。

二、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

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以仁爱之心处理人际关系,而且从人际道德关系推衍到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提出“爱物”观念。《易传》把孟子爱物的思想概括成“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命题,认为人类应该效法大地,把仁爱精神推广到大自然中,以宽厚仁德包容与爱护宇宙万物,使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宋儒张载进一步提出“天地万物一体”之说,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也充分反映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

中唐诗人杜甫便是这一精神的高度集中的体现。他最早而且最全面反映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大破坏、大灾难。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许多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些战争带给百姓的苦难，是从具体的情景写起，是从一个人、一个家庭写起的。他与这场灾难息息相关，心之所向，情之所系，未离时局。更有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描绘全家在流亡中屋破又遭夜雨的狼狈处境,但他推己及人,而且有人无己,。爱民之心何等高尚,何等深刻!

这种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可以说反映在自诗、骚以来的很多文学作品中,比如《诗经·召南·甘棠》一诗中由对人的敬爱转移到对物的关爱,也正是民胞物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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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忧世嫉时的忧患意识

中国历史上的忧患意识源远流长,自古及今,连绵不断,它逐渐演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特别是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优良的传统意识。古代知识分子,大多是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之中,他们饱经沧桑,满怀悲忧感愤的情怀,因而创作了许多震撼人心的千古不朽之作。忧患意识是他们创造和传播文化的内在动力之一,他们的著作,充满浓郁的忧患情调,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忧患史。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体现了民族主义的爱国热情及其献身精神,体现了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的批判精神,也体现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东汉末年的动乱，既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反映在文学上，作者抒发了关心人民疾苦，愿为削平战乱重建和平安定生活而奋斗的慷慨之情。同时，建功立业、扬名后世，也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曹植“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陈琳、徐幹、阮瑀、刘祯等人，都有卓荦不凡的气质。王粲的《从军诗》自抒壮志云：“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陈琳《诗》云：“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再到南宋陆游的诗,悲愤激昂,表达了他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收复疆土,解放沦陷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

儒家文化培养和滋润的忧患意识,是一种社会历史责任感、民族自信心以及爱国热情的反映,体现了乐观进取、奋斗开拓的精神。这种精神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成为文学作品的灵魂。 四、漂泊游子的羁旅情怀

游子思乡，这是人类普遍的情感，在农业文明时代体现的更为明显。

早在《诗经》中，就有多篇游子思乡作品，一些战争诗更加表现了对久戍不归、久战不休的厌倦以及对故土的向往。《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把昔日离家时的依依惜别之情，今日归来的悲戚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东山》中，出征三年的士兵，在归家的途中悲喜交加，想象着家乡的境况及回家后的心情。诗人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在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诗经》中游子的思念对象有他们的妻子，但更多得想到的是他们的父母双亲，桑梓情中渗透着亲子之爱；出自汉代文人的《古诗十九首》的思乡焦点则集中在妻子身上，思乡和怀内密不可分，乡情和男女恋情是融合在一起的。其作者大多为漂泊在外的游子，他们身在家乡，胸怀故土，心系家园，每个人都有无法消逝的思乡情结。因此，在《古诗十九首》中占有大量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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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江采芙蓉》的作者采撷芳草想要赠给远方的妻子，并且苦苦吟叹：“还故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明月何娇娇》的作者在明月高照的夜晚忧愁难眠，揽衣徘徊，深切地感到：“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天涯芳草，他乡明月，都没有给游子带来心灵的慰藉，相反，倒是激发难以遏制的思乡之情。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