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漕运对天津社会影响研究

明清时期漕运对天津社会影响研究

作者：陈楠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15期

摘 要 明清时期，我国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定都于北京的封建王朝所需粮饷，全都仰给予江南，漕粮运输成为封建统治者赖以生存的命脉。为加强自身的统治，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漕运，使明清时期天津地区的漕运空前发达，发达的漕运促进了天津的崛起，从而也对天津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 明清时期 天津 漕运

基金项目： 湖南省民族学基地开放基金招标项目资助（编号13jdzb005）。 作者简介：陈楠，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5-005-02

明代的漕运，无论经河、经海都以天津为必经之路，明统治者在此立卫筑城、置囤建仓，天津为适应其保障漕运正常进行和拱卫京师的需要应运而生，从旧日的聚落市镇发展为军事城堡。步入清代，天津地区漕运的发展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海运、河运并举，商贩、官运兼行。乾嘉时期，天津成为北方重要的贸易口岸和联结北方各地的区域性经济网络的中心。明清时期漕运的持续发展是促成天津城市演化进程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就庞大的漕运活动在诸多方面对天津城市产生的巨大影响做简要论述。 一、 对天津商业的影响 （一）南方货物充实了天津市场

明清时期，漕船除运载粮食外，政府还允许其携带一定数量的土特产品，令漕运人员沿途买卖，以资盘剥折耗之费。①清朝，官府允许漕船带运的土宜增加到180石，但一些漕运人员不知满足，他们在官府规定的数量之外，仍夹带土宜，这样一来，漕运在运送漕粮的同时，使南方运往到北方的货物数量大增。此外，漕运人员还在运河沿途口岸、市镇、码头等处揽载商人货物，收取一定的运费，商人为逃避关税盘剥也很愿意用漕船带货，这样漕船：“沿途包揽，沿途脱却，故其夹带之货，多余额装之米。②”漕船带运到天津的南方货物品种繁多，主要有：农产品、木材、手工业品等，南方货物的大量涌入，使天津商业市场高度繁荣，据史料记载“又其地为漕运孔道，冠盖之所往来，商贾之所辐辏，舟车络绎，百货骈填，鼓角管弦之声不绝于耳。”③ 当时，天津商业的繁荣程度在一些诗歌中也有反映，如，清代诗人崔旭的《津门》“畿南巨镇此称雄，都会居然大国风。百货懋迁通蓟北，万家粒食仰关东。市声若沸鱼虾贱，人影如云巷陌通，记得销金锅子里，盛衰事势古今同。”此诗反映了南方货物的涌入，使天津的商业得到了高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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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末年，流入天津的商品种类日益增多，如：江浙一带的丝绸、瓷器、布匹，辽东的大豆，河南的粮食，闽广一带的海货、木料、茶叶、纸张。天津的集市和商业区就此出现，当时天津城内出现了东、西、南、北、中五个集市，分布在城中心和四门附近。北门外“有杂粮店，商贾贩粮百万，资通京师，”城东有宫北大街、宫南大街，城北的针市街、估衣街、竹竿巷以及驴市、牛市、布衣胡同等都是商业较为发达的地方，天后宫附近在明代中期已经成为天津的商业中心。

（二）漕运促进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明朝建立之初，会通河淤塞，明成祖永乐九年加以疏浚，“会通河开成，自济宁至临清三百八十五里，漕舟始达于通州”。④明王朝的有效治理使大运河畅通无阻，大运河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清王朝建立后，继续推行河运漕粮，为保证漕运的顺利进行，统治者对运河进行了有效治理，清代初年，大运河因年久失修致黄、淮淤灌，沿线地区因洪涝灾害使堤坍路断。顺治七年，黄河决口，清统治者派杨方兴筑岸修堤。康熙二十六年，“于清河县之西，黄河北岸，开中河一道，广九丈至七丈不等，深丈余，长三百余里，通运道者一百八十里，绕出宿迁境北，直接皂河口，凡重运一出清口，即截黄而北，径入清河县西仲庄闸，由中河历皂河而进入八闸，以达济宁”。⑤政府对运河的治理推动了天津地区内河航运事业的发展。顺治时期，清廷命天津设“红驳船”600只，这些驳船的船工、水手、舵工聚集在天津，经营驳运漕粮、内河运输、揽载货物等事项，密切了天津与各地的物资交往和经济联系。清康熙年间台湾统一后开放海禁，允许船只出海捕鱼、贸易，使天津的海上运输得以迅速发展。

明清时期，政府对漕政的大力改革和对运河的有效治理，使漕运更加兴盛，并推动了交通的发展，使国内商业市场日益扩大，商品经济繁荣，同时也给运河沿岸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天津的地位和重要性更加突出。

（三）漕运促进天津餐饮娱乐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漕运的发展繁荣使数万名漕运人员从天津停留或经过，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天津的消费，促进了天津餐饮业和娱乐业的发展。当地居民有两首民瑶用以描述天津餐饮娱乐的繁荣。“想美餐，东门里，冀州馆，路南里，曹秃子，是经理，焖的饼，有名气，熏驴肉，味鲜美，切卖者，内掌柜”。⑥“鸟市对着官银号，不来鸟市不知道，戏院、锅巴、枣切糕、茶汤、蝈蝈、蛐蛐、鸽子、鸟”。⑦可见，当时戏楼、茶院、鸟市成为当时漕运人员消遣时光的好去处。

另外，有时漕运人员携带的土特产品、货物等在天津售卖不完的就会在天津寄存或托人代为售卖，使运河沿岸出现了许多从事商品买卖的行栈，如粮米行、杂货行，正是漕运的发展促进了行栈的兴起。

二、 对社会生活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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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天津人口结构之影响

历史上天津就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城市，明清时期，天津成为北方商品贸易中心，吸引了很多人来此移居，移居天津的人口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因经商而移居天津的，由于漕运的发展，因经商需要到天津的外地人很多，我们可以从天津地区建造的会馆和乡祠中得到鉴证。如：“山西会馆，在嘉庆十三年九月建造，在锅店街，江西会馆，成立于乾隆十八年，浙江乡祠于明代在小南门关帝庙建立。”⑧这些会馆和乡祠是在天津的外地工商人士聚会的场所。另外，天津地区各帮派的形成，如：“广帮”、“宁波帮”的形成也是外地商人来津并定居的反映。广东人和宁波人凭借各种手工艺技术到天津打拼，在这里他们容易找到工作，据文献记载，“至咸丰年间，广帮在天津的人数达到5000多人”。⑨第二，因仕途原因而移居天津者。又可分为“不愿入仕之人移居天津”、“仕途不得意者移居天津”、“致仕后选择移居天津”。于京，“前明静海诸生，移居天津南城，决意进取”。不愿入仕为官，又如李如桂、赵执信等人，为康熙末年的进士，因仕途不得意，辞官后在天津侨居。王文雄、俞懋二人，先后分别出征西藏、台湾立下大功，入仕后寄居天津，遂入籍焉。

以上所述人员之所以选择移居天津，一方面是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另一方面是漕运带动了天津商业的发展，使其成为繁华之地，天津成为人们移居的首选。如果天津是一个偏僻落后之地，以上人员大部分不会选择移居此地。 （二）漕运对信仰之影响

漕运的发展对天津人民的信仰也产生了影响。明清时期天津人民信仰天后。而妈祖原是南方沿海地区的一种信仰，当地居民以海为生，经常会遇到风浪，为寻找精神信仰，人们相信妈祖具有保护海船安全航行的神威。因此，妈祖的信仰得到广泛传播，元、明、清时期，天津处于漕运的必经之地，无论是河运还是海运，漕船都要经过天津，天津又是漕船经常遇到风浪的地区，随着漕运的发展，妈祖的信仰就被漕运人员传到了这里，并在此广泛传播。元朝，在天津建有天妃宫，明朝永乐元年，对天妃宫进行重建，清朝在元明两朝的基础上，将天妃宫加封为天后宫。到了清朝，天后在天津人民的信仰中不再是对漕船有保护作用的神明，她的功能被扩大。人们认为，天后不仅能保佑船只安全航行外，还能保佑人们生儿育女。对此，我们可以从天津当地的一段歌谣得以印证，“东门外，娘娘宫，又名叫天后宫，能保佑你，子女生，还保佑，河道通，船行顺，安全行”。⑩每年到天后诞辰之际，还会举行隆重的“皇会”，会上各种杂技舞月、仪式旗帜争相上演，方圆百里之人都赶来参加庙会。可见，人们对妈祖的信仰被进一步发扬光大。

（三）漕运对语言、文学之影响

明清时期，运送漕粮的人员大多是南方人，他们经常在天津停留，所以在南北运河上经常能听到南方语言，受到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部分天津人也学会了讲南方方言。反映这一现象的诗歌也很多，如：清代沈峻的《津门悼歌》，“家家门户对蓬窗，白鹭飞来照双影。杨柳桃花三十里，罟师都惯唱南腔”豘清代梅宝璐的《潞河悼歌（二）》，“波定云间上下天，苇塘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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溆远相连。西来打桨东来橹，惯学吴娃唱采莲。”豙上述两首诗表明，天津地区的渔夫唱歌开始用南方腔调，潞河上的行船之人也用吴语唱采莲歌。天津人不仅能听懂也渐渐学会了南方语言，可见，明清时期漕运对天津语言影响甚大

天津处于漕运重地，不少文人学者写下了许多关于漕运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天津地区文学的发展。有描写天津运河的诗歌，有描写天津漕船的诗歌，例如，《观海于天津》：极目沧溟浸碧天，蓬莱楼阁远相连。东吴转饷输粳稻，一夕了潮来集万船。描写了大量漕船屯集于天津的场景。受到漕运的影响，天津的商业得到快速发展，促使许多文人学士集聚天津，促进了天津地区文学的发展。 三、结论

明清时期，大运河的畅通促使了漕运的兴盛，也给运河沿岸城市带来了巨大影响。伴随运河而来的漕运给天津地方社会的城市建设、文化、经济、社会风俗、民间信仰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漕运在促进天津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天津地区的社会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为天津地区的居民提供了较多的谋生手段和就业机会。促使妈祖信仰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天津地区文学的发展。天津又是漕运的枢纽所在，漕船常年在此地往来，对其多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成为引发天津地区社会变迁的主要外部动力。 注释：

① （弘治）《明会典》卷25《户部十·漕运·事例》. ②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六《户政·漕运》.

③ 吴延华《天津县志》卷七《公署·附园亭·水西庄记》乾隆四年刻本. ④ 《史记》卷二九《河渠书》.

⑤ 《山东省建设月刊》第三卷第12期《中国运河沿革》.

⑥⑩ 贾长华.老城旧事·当年一段“数宝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6-97页. ⑦ 贾长华.宝地三岔河口·三岔河口一带的民谣.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⑧ 齐奕.天津部分会馆简介.天津文史资料选集.第56集.第158页.

⑨ 杨仲绰.天津“广帮”略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七辑.第43-66页；高艳林.天津人口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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豘豙《天津文史丛刊》第5辑《天津风物诗选》，天津市文史研究馆，1985年版.第143页.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