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

谈谈汪曾祺小说的风格与特色

——以《受戒》为例

暑假在家读了《汪曾祺文集》，感受颇深，尤喜欢他的小说，在此谈谈我对其小说的看法。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在风格特色上，汪曾祺的小说比较接近散文，是散文化了的小说。汪曾祺的创作开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他历来主张短篇小说应有散文的成份，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界限。他有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修养，尤重《世说新语》、宋人笔记、桐城散文，又师承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这就使他的小说确实难同散文相区别。在新时期的小说中，他的作品可说是独具一格的。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点首先在于重气氛。他认为在短篇小说中只要写出了气氛，即使不写故事，没有情节，不直接写人物性格、心理，也可以在字里行间浸透人物，因为气氛即人物。所谓气氛，既包括作者的情感、情绪的自然流露，也包括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的生动描绘。但汪曾祺尤其看重风俗描绘，他“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风俗自然地流露出一个民族的天性，作者总是从这里去寻找人物性格的源头活水。凡与人物有关的风俗，作者从来不吝笔墨，大笔挥洒；与人无关的风俗，尽管很美，也毅然割舍，惜墨如金。他自己说；“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象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了。”因此，说他的小说更多地接近于生活的原貌，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首先，在塑造人物方面，其作品人物着色浅淡，绝少铅华，不作故意的褒贬和抑扬，好人并不强其所好，坏人也不故添其坏，能人并不样样俱能，庸人也不一无所长。全都实实在在，不掺半点虚假。《受戒》中的仁山和尚是荸荠庵的“当家的”，他能把帐一点一滴地算清楚，可当好和尚的三个条件，他一条也不具备。相貌：黄，胖；“声音也不象钟磬，倒象母猪”；聪明吗？难说，打牌老输。再如那个正经人“偷鸡的”，他平庸乏味的谋生本领——利用铜蜻蜓偷人家的鸡，可谓身无一技之长，但他的身上却给人以某种生活的启示，透视着某种生活的哲理。作者写人物就是这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追求生活的真实，绝不把人写成神，抑扬褒贬几乎毫无泄露和表现。 其次，在结构艺术上， 汪曾祺的小说转折自然，不求严谨，接

近散文，贴于生活状态。《受戒》写明海由舅舅带着出家，渡船时很自然地遇上小英子，明海和小英子搭了几句话，作者并不作详写，而是先简单交代一下，接着明海来到荸荠庵，于是很自然转入写庵里的人和事，写完之后，由一句“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又转入写小英子家的人和事，后来，由小英子送明子去受戒引出善因寺的情况，而小英子送明子的一送一接，又促使了两人感情的明朗化，正是这样人事迭起，环环相扣。人物出场，不作烘托铺垫；人物的转换，也不作交代暗示。然而转来转去，情节总是围绕明子和小英子两人的感情的深入发展这一主轴展开的。可谓是闲笔不闲，散文不散，形散而神不散。小说的结尾又是开放性的，点到为止，意思到了即见好就收，又可说是文已尽而气不止。

再次，在语言运用方面，汪曾祺的小说独具特色的。这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自不必说，突出而重要的是他的叙述语言。它接近口语，少有冗长而累赘的文学描写；每出一语，平淡无奇，短短数字，简单明确，但连缀成篇，却又韵味十足。但是，作者并不仅仅停留在生活化的口头语言，他一方面追求生活口语的色、音、味、活、鲜，令人感到清新自然，另一方面讲究文学语言的绝、妙、精、洁、雅，令人读来韵味悠长。语言要和人物贴近，这是作家用语言造气氛的妙诀。叙述、描写、对话，都从人物出发，尽可能用人物的语言来表达。于是写贩夫走卒之事，便多用俚俗之语；写文人学士之事，则杂以少许文言。同是爱情，《受戒》的语言充满小儿小女的天真童趣，《大淖记事》却流溢着少男少女的青春诗意。

汪曾祺的小说的风格特色还有其他方面，比如他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并不直接去写他们怎么思，怎么想，而是通过人物的外部形态来表现；他作品的素材选取基本是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而不是为了按照某种思想要求和主题需要而去任意编造人物事件等等，这里就不再多说了。这些都是我自己的看法，若有不妥之处，还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