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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领导艺术研究

2020-04-07 来源:易榕旅网


毛泽东和蒋介石领导艺术比较研究

毛泽东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家,他从一介书生成长为拥有百万雄师的领袖,他的军事思想和领导艺术,都令人叹服。他戎马一生,指挥了无数的战役,虽也有失利之时,但多数都取得了胜利。蒋介石作为一位多次出国留学,后又靠黄埔军校发家的三军统帅,和开始被称为匪首的毛泽东进行较量,虽然在兵力装备等方面占优势的情况下,却屡战屡败,最终拱手把政权让给了毛泽东,让给了共产党。他们二人的历史地位已早有定论,本文笔者从领导艺术方面,对二人进行比较研究。

一、在决策方面

(一)毛泽东善于采纳别人意见,蒋介石喜欢独断专行。

毛泽东善于采纳别人的意见,只要别人的意见有价值,有意义,有可取之处,毛泽东都会采纳。毛泽东经常向人员征求意见和建议,有问题喜欢坐下来商量。毛泽东不独断专行,不强加于人,不武断。毛泽东喜欢独立思考,但主张大多是集体研究推敲、补充、完善的结果,而蒋介石的主张是自己的意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集思广益的结果。从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三人军事小组,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大书记的集体研究,毛泽东虽然在军事上总负责,但都是充分发挥大家的作用。有时,毛泽东拿出意见,别人补充;有时共同研究商讨。蒋介石常常是一个人思考,一个人决断。蒋介石喜欢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喜欢指手画脚,喜欢独断。别人有时提出不同意见,蒋介石不但不采纳,还斥责、讥讽。蒋介石传达命令总是板着面孔,下属总是掉头哈腰,唯唯诺诺。在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是唯一高高在上的领袖,蒋介石最权威,蒋介石至高无上!有时也让别人发表意见,但蒋介石要看口味,要看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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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善于调查研究,蒋介石喜欢纸上谈兵。

毛泽东喜欢看地图,喜欢思考,但更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对每一次战斗,都分析的很具体很细致,从地形到人员构成,从前方到后方,从指挥员到士兵,从敌方到我方,从有利到不利。总之,每一次打仗,毛泽东都要细心研究,都能综合各种信息去判断。而蒋介石仅仅从地图上去分析,不能从各个方面权衡。蒋介石指挥作战,缺少对战场情况的详尽调查和分析,凭空猜测的多,想当然的多,根据地图下结论的多,不切实际的多。

(三)毛泽东喜欢让前线指挥员自主行动,而蒋介石总是对前线指挥员指手画脚。

由于毛泽东放手让一线指挥员独立指挥,不干扰,不包办,不越位,所以指挥员能大胆发挥,有的发挥的淋漓尽致,因此才会有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挥的辽沈战役,才会有刘陈邓指挥的淮海战役,才会有粟裕指挥的孟良崮战役,才会有更多的胜利,才形成了各种风格的指挥员。而蒋介石常常不放心下属,常常派员下去传达旨意,有时还要包办一切。蒋介石的瞎指挥是出了名的,因此人们就归纳出这样的结论:蒋介石到哪里,哪里就要吃败仗!从红军长征时期,蒋介石跟踪到成都、重庆,到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督战到西安,跟踪到东北。毛泽东在延安一呆就是十年,很少到前线,因为毛泽东多他的爱将很放心。毛泽东在西柏坡指挥了三大战役,更没到过前线一刻。

(四)毛泽东会综合各种信息,而蒋介石单纯依靠军队。

毛泽东能调动各个方面的信息,特别是能利用谍报人员的信息。而蒋介石很少利用这些信息,不能做到知己知彼。毛泽东既能知己还能知彼,为了知彼,毛泽东让周恩来动了不少脑子,下了不少功夫。像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军事机密,早早的被共军得悉,毛泽东主动撤离了延安。蒋介石虽然也让戴笠和毛人凤下了一些功夫,但这些人不是去探消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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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是暗杀、打压、威胁,一些真正的有价值的作战情报却得不到。相反,蒋介石的军事机密常常被泄露,常常为自己的军事情报泄露而苦恼,而恼怒!

(五)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总是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而蒋介石的军事意图总是大打折扣。

蒋介石的军事意图尽管下级都表示接受,表示效忠,实际上有些人大多时候从自己的愿望出发,不进行很好的贯彻。当然,这和蒋介石部队构成有关。蒋介石人为的把部队分成了中央军,杂牌军,地方军。军队内派系林立,互相掣肘,各自保全自己,所以出发点不同,动机不同。

(六)毛泽东能很好的发动人民,人民十分拥护,而蒋介石不善于利用人民。

“兵民乃胜利之本!”这是毛泽东的至理明言。毛泽东和人民永远在一起,永远为了人民。“中国革命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是一位开国元勋的肺腑之言。蒋介石脱离人民,伤害人民,欺压人民,所以人民就敬而远之,就不和他一条心。蒋介石失去了民心,实际就失去了最大的依靠。

二、在用人和用权方面

(一)在用人方面

1.毛泽东讲“五湖四海”,蒋介石搞“黄埔浙江”

毛泽东的“五湖四海”用人原则在王稼祥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王稼祥因为没有得到半数选票而落选。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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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吃惊。为了增强党内团结,他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专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力荐王稼祥。王与王明、博古等人同属留苏学生群体,在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也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毛泽东看来,虽然王稼祥犯过错误,但是他确实为党做出过重大贡献。因此王稼祥的当选,对于团结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同志,有过意见分歧甚至冲突的同志,犯过错误的同志,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蒋介石用人讲的是封建主义和青洪帮那套江湖法则,强调个人恩怨,任用私人,甚至亲戚朋友,特别是大搞“黄埔浙江”。蒋介石是依靠“黄埔系”起家的。蒋介石授衔的将领,主要来自“日本士官系”、“保定系”、“黄埔系”。在抗战胜利后,“黄埔系”势力达到了顶峰。其次,蒋介石在用人时还讲究同乡渊源。“浙江帮”横亘整个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系统。军事系统有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掌握了国民党兵力最盛、武器最先进的军队;特务系统有戴笠、毛人凤,整个特务系统简直就是浙江人的天下;党务系统有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蒋介石任人唯亲、唯私的用人方法,一方面随意性很大,有时可能提拔一些人才;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制度保证,引起他人的不服,最后造成众叛亲离。

2.毛泽东强调“放手使用”,蒋介石则喜好“越级指挥”

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说的是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只有前线指挥最熟悉,需要临场发挥,当机立断。也就是说,远离战场的最高指挥要放手前线指挥。在这一点上,毛、蒋二人大相迥异。

淮海战役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奇迹。之所以取得重大胜利,是同毛泽东的从善如流、“放手使用”和粟裕的战略奇思、斗胆直陈分不开的。孟良崮战役后,粟裕逐步形成了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战略构想。而中共中央在1947年12月根据战略形势,做出了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决定从中原战场上抽出一部分兵力渡江南下,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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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对此,粟裕经过认真考虑,三次致电直陈中央,提出在中原战场上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建议。1948年1月22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发出“子养电”。1月31日,他向中央军委发出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重申“子养电”的观点和建议。 4月18日,他再次“斗胆直陈”,向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粟裕的三次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采纳了粟裕的建议,这一重大决策构成了淮海战役的最初蓝图。接着,粟裕的三次关键性建议,又促成了淮海战役由“小淮海”到“大淮海”的推进演变。豫东战役胜利后,粟裕随即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经过一天的慎重考虑,中央军委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答复电报:“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10月31日,粟裕又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毛泽东等当即研究同意。11月7日,即淮海战役发起一天之后,粟裕等分析认为必须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使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并立即电告中央军委,即著名的“齐辰电”。11月9日深夜,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正是因为毛泽东数次采纳了粟裕的建议,才促成了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从而成就了这一战争史上的奇迹。

与毛泽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对下级总是不能充分信任,事前迟疑不决,任命后又不让他们放手去干,常常越级指挥,使得战事最后往往朝不利的方向发展。同是三大战役之一的辽沈战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先后派熊式辉和陈诚到东北,都被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接连丢城失地。无奈之下,蒋介石想到了他的王牌战将卫立煌,希望借重卫立煌的军事才能和威望,挽回东北战场的颓势。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然而,蒋介石一方面对卫委以重任,另一方面又对其充满狐疑之心。卫立煌出发去东北前,蒋介石还亲自面见了卫的秘书,审查一番。卫立煌到东北后,不管蒋介石如何一再电令其派兵解围,不管各地守军如何告急,他总是把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长春附近,拒不出战。蒋介石见战事吃紧,卫立煌又按兵不动,就急令卫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阻止解放军入关,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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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将东北全部兵力退守华北。但卫立煌坚持己见,一再拒绝蒋的命令。蒋介石对卫立煌越来越不信任,只好费尽心思在东北物色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他命令的将领。他先后属意于廖耀湘和范汉杰,但均不如意。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解放军将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锦州、锦西两个孤立的据点。蒋介石见势不妙,急飞北平亲自指挥。他命令卫立煌立刻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卫坚持认为锦州解围应由关内出兵解决,而没有执行蒋的命令。蒋介石见战事吃紧,于10月2日、15日、18日三飞沈阳,亲临指挥作战,将卫立煌这个所谓的东北党政军一把手完全抛到一边。为了彻底撇开卫,他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收复锦州。东北全境解放后,蒋介石将责任全部推给卫立煌,将其撤职查办,卫立煌只好出走,对蒋也彻底死了心。

3.毛泽东强调“依法用人”,蒋介石则大耍“帝王之术”

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不成,开枪将其打死,称为“黄克功事件”。这一恶性事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能否处理得当,将产生重大影响。事件发生后,黄克功被捕认罪。他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对他网开一面,从轻处罚。他还写信给毛泽东,除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外,还请求姑念他多年为革命事业奋斗,留他一条生路。当时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黄克功是红军的重要干部,对党是有功的,应让他戴罪杀敌,将功赎罪;一种认为,黄克功触犯了边区刑律,破坏了红军铁的纪律,应处极刑,以平民愤。毛泽东认为要依律严惩,后来,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对黄克功进行了公开审判,边区高等法院仍判处黄克功死刑。

在宣布法院判决后,又宣布了毛泽东于10月10日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毛泽东在信中严肃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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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黄克功被开除出党并依法处决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群众异口同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不护短,不枉法,公正无私,纪律严明,真是了不起。

同是军队高级将领,国民党的张灵甫却是另一番命运。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大耍“帝王之术”,抛开党纪法规,对待枪杀了无辜之妻的张灵甫,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张灵甫,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曾任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师长。关于张灵甫杀妻一案,流传着多个版本,但基本的情节是差不多的:张灵甫误信谣言,怀疑爱妻吴海兰不忠,醋劲大发。除夕之夜张灵甫命令吴海兰到后院菜地摘菜包饺子。正当吴海兰弯腰摘菜时,他即掏出手枪,从背后将吴海兰击毙,酿成了轰动西安的“团长古城杀妻案”。事后,张灵甫对尸首没做任何处理,丢下刚几个月大的女儿,马上返回了部队。吴海兰的父母得知爱女无缘无故被杀,怒不可遏,递状纸上告。西安妇女界也表示极大的义愤,联合上书全国妇女部长宋美龄,要求严惩凶手。当时,宋美龄正在和蒋介石一起积极鼓吹新生活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此事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触犯了国法,于是向蒋介石告了御状。蒋闻之大发雷霆,命令胡宗南将张押解南京。在胡宗南、王耀武所谓爱将惜才的恳请下,蒋介石秘密释放了罪不容赦的张灵甫。为掩国人耳目,同时表达改过自新的决心,再度出山的张灵甫正式由“张钟麟”改名为“张灵甫”。抗战胜利后,张灵甫升任74军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74军号称“御林军”,张也被称为“御林军统领”,成为蒋介石的心腹爱将。74军后整编为整编74师,张灵甫任师长,曾在孟良崮与人民解放军死战,最后张也为蒋家王朝殉葬。张灵甫可谓报了蒋介石不杀之恩,但却坏了国民党的党国大事。

毛泽东用人一般都会不计前嫌,一旦认为你是个可造之才,他就会放手让你施展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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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初期,林彪曾经针对他提出过红旗究竟能够打多久的论断,而毛泽东却认为林彪在政治上只是个娃娃,在军事方面的才能还是比较突出,结果还是任命其为红军最具实力的第一军团军团长。除了红军建军之初毛泽东亲自组织过几场战斗外,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他基本就不插手军队战术方面的事,在大的战役发动以前,他会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并根据所收集的敌军情报,给指挥员几个建议和应注意的事项,要其视情况的发展自行定夺,使指挥员能够最大限度的根据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做出最适当的军事部署。

而同期的蒋介石本应像以往一样发挥部属的军事才能,可不知道是因为剿共屡次失败对其部属不放心,还是怕部属有了自行决断的能力不听从其指挥的原因,竟然亲自组织部署战斗行动,尤其是解放战争开始后,先制定好一个作战计划和要实现的目标,又不让军队的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战斗部署,什么事都要听从他的意见,而自己又只是拿着根指挥棒在指挥室的地图上纸上谈兵,既诒误了战机,又使自己的部队陷入险境。

(二)在用权和授权方面

---毛泽东集思广益,蒋介石独断专行。

翻开已出版的毛泽东战时电报,发现此公更多是指导性意见,“妥否,望斟酌”,充分尊重前线指挥员意见,用今天的话讲,尊重一线管理层意见。而蒋介石的电报,更多是严厉督责,甚至越级指挥——于是一线指挥员认为自己不受信任,下级指挥员逐步不受上级指挥员约束,只是服从蒋介石本人。

以抗日战争为例,毛泽东主要是在延安发表讲话,提出“山地游击战”理论、“持久战”理论,指导性意见是“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至于什么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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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条件”,那是前线指挥员的“自由心证”,可以灵活掌握。你会发现,毛泽东这位老板干的很轻松,每天看书、开会、看戏、讲话、批复就行了,基本放开手脚让八路军、新四军两个“全资子公司”自由发展,这一点很像刘邦。

而蒋介石呢?从上海忙到南京,从南京忙到武汉,从武汉忙到衡山,从衡山忙到重庆,难得有清闲时日——忙着指挥十几个战区司令长官部,甚至越级指挥到集团军总司令部、军团长官部、军部、师部。很难想象,蒋介石可以静下心来研究战略,而放手战地指挥官研究战役。由于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出现淞沪会战时隶属于张治中的18军突然调归陈诚指挥,张治中竟然不知道。由于蒋介石宠信汤恩伯,结果作为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蒋鼎文都无法约束汤兵团——派中派,系中系的格局,与蒋某人的越级指挥导致战地指挥官没有权威直接相关。

同样存在山头,原隶属于红四方面军的红二十五军先后编入十五军团、红一方面军、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新四军第三师、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志愿军第39军,无论隶属于那个指挥员,都是坚决执行任务。而国民党呢,十一师只有土木系指挥官才可以调动,200师只有杜聿明、邱清泉可以调动,甚至淮海战役让白崇禧指挥、宋希濂协助,结果两人想到邱清泉的骄横、黄维的跋扈,纷纷推脱,只好刘峙出马,甚至调回千里之外的杜聿明。

以辽沈战役为例,毛泽东认为辽沈战役要首攻锦州,大区经理(东野司令员)林彪认为先占长春,结果双方在电报上讨论数月,毛泽东不惜同意林彪尝试攻打长春,又同意华东野战军攻取济南以牵制华东之敌北援,同意华北野战军攻击察哈尔以约束华北敌军出关,后来林彪接受攻锦,毛泽东立即予以鼓励“要打你们从未打过的打仗的决心,要置长春、沈阳之敌于不顾,即使卫立煌倾巢来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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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蒋介石呢?临阵易帅,又越过卫立煌直接指挥廖耀湘兵团,越过傅作义直接指挥侯镜如兵团。蒋先生吃了败仗,还说“我就不信黄埔军校能打仗的学生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蒋介石“公司”的高管多数是“保定系”,中管多数是“黄埔系”,又是“国企”,又有跨国公司支持,为什么斗不过毛泽东的“民营企业”?领导艺术当然是关键——国民党那边缺少敢于负责、临机决断的业务精英,彭德怀、林彪、粟裕式的业务人才并不在白崇禧、杜聿明、罗卓英之上,可是蒋介石何曾给过下属独断专行的权利?如果换成彭德怀或林彪、粟裕,远征军就不会奉命从野人山回国,而可能动用4个师的兵力击破迂回到云南的两个联队日军安全回国;从徐州突围后就不会尚未摆脱追击就奉命援救黄维兵团从而全军覆没。

现在,许多台资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奉行“蒋式”管理模式,喜欢“事无巨细皆决于上”,习惯越过公司管理层尤其是中间层直接深入基层,结果无人愿意负责——有一位强大的老板固然可以发展,但是一旦强势老板离去换上膏粱子弟又能如何?笔者认为,现代管理还是需要“毛式”管理模式,即高层主要研究战略,中层把高层战略变成可操作的策略,基层把中层策略予以高效执行。许多公司的企业规划部只是秘书班子而不是智囊团,人力资源部只是官僚集团而不是人才库,老板一个人又是高层,又是中层,又是基层,怎么能够发展壮大?

其实,东西方的管理学“同归而殊途”,那就是层层授权、层层负责,各安其事。老板只要控制董事会就可以,然后挑选总经理(管理精英),总经理挑选部门经理(业务精英),部门经理挑选部门主管(基层干部),形成统一意志。当然,员工入口关由人力资源部负责,即普通员工授权人力资源部招聘,业务骨干由董事会直接招聘,然后充分尊重管理层意见。

当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两家民营企业合并成一家民营企业(解放军)并在占据大陆市场升格为国有企业并在海外上市时,蒋介石国有企业的弊病又开始在毛泽东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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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出现,那就是“事无巨细皆决于上”(所谓“小权分散,大权独揽,党委决定,大家去办”),再也看不到毛先生举重若轻的悠闲自得,而是站到了市场业务的第一线,毛先生从分管战略层面到干涉战术层面,甚至越过国务院直接管理到了乡镇(公社),蒋先生曾经犯过的错误毛先生再犯一遍而且更严重。当毛先生一次次乘坐专列到地方视察时,与蒋先生乘坐专机辗转全国又有什么分别?也许,这是“国企”的通病,蒋先生和毛先生都没能跨越。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把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自己人生奋斗的最崇高的使命,他关心群众疾苦,经常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一心系于人民,时时、处处和群众打成一片,为人民群众兴利除弊。在江西瑞金沙洲坝,至今还传颂着毛主席打井的故事,井台上竖着一块纪念碑,上刻着两行醒目的大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毛泽东正是高人一筹,他能够设身处地地体贴群众,想群众之所想,解决群众的具体困难,从而使广大群众认识到他是代表他们利益的,进而拥护革命,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毛泽东从开始闹革命起,就一直紧紧依靠农民,包括工人,一辈子也没放松过,总是用最大的耐心、最大的热情、最大的努力,发动他们,教育他们,引导他们,团结他们,使他们成为革命的基本力量和中坚力量。因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这两个阶级人数最多,也最穷,是地地道道的无产者,受着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加之,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没有多少文化。所以,他们具有革命的最积极性、最彻底性和最纯粹性。后来,他们中的很多人转变为职业军人,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等人民军队中大多数指战员都是工农出身。即便不是穷苦工农人家出身的少部分人,他们也早已背离了所属阶级,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同广大工农大众相结合。这样想来,在革命战争中,人民群众鼎力支持革命军队、老百姓舍命救子弟兵,就很好理解了。

而蒋介石则相反,他依靠的是官僚和资产阶级,这在社会中是少数,他们又和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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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相勾结,大肆欺压和剥削广大劳苦大众,越发激起人民的仇恨和反抗。正可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道者得天下,失道者失天下。

四、在领导者素养方面

有外国论者评价毛泽东是中国乃至于世界上千年出了一个。毛泽东之所以能成就伟业,既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更是他个人所具有的非凡素养、超常人格与雄才大略的必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爱笔杆子胜于爱枪杆子,他博览群书,通晓古今,一生好学,一生敏思,一生笃行,既能吃透消化书中道理,又能娴熟运用到现实中来,并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造、创新和发展。他那无与伦比的个人素养,如通晓历史规律的深远眼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丰富的人文历史社会知识,学以致用的精神,开拓进取的胆识,百折不挠的意志,集思广益的气度,都是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结果。毛泽东既是伟人,也是凡人,人格魅力四射。他很朴实,很随和,很具亲和力,人们包括一些反对过他的人都信任他,服他的气,听他的话,打心里跟他走。

而蒋介石在个人素养和品性上,与毛泽东有很大的差异。别的不说,单说蒋介石的知识面,尤其是历史、哲学、文学知识,就远不如毛泽东丰富深厚。通古鉴今,辨证论治,对于领袖人物来说非常重要,蒋介石差的这一点就是非同一般的弱点。还有,蒋介石生性多疑,对同僚、属下利用多于信任。喜欢耍弄权术,利用甚至制造属下矛盾分而治之,结果人人自危。好搞亲亲疏疏,经常用小恩小惠笼络人。有时为了江湖义气,而不要组织的原则和纪律。不少时候是拉拢了一个人,得罪了一批人。这些都是作为领袖人物非同小可的缺点。

毛泽东可以把蒋家祖坟保护起来,这不是一般人的胸怀。试问今日天下有几人能敌?胸怀坦荡,大公无私,心念苍生,思虑中华,深谋远虑,造福子孙。毛泽东深深地爱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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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贫瘠的土地,毛泽东深情地爱着中华儿女,毛泽东深切地关切着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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