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合作战略
郑正秋不仅是电影界的“言论老生”和“编导圣手”，而且是一位懂得现代经营管理战略的电影企业家。他以其对竞争/合作战略的独特理解，凝聚了明星影片公司的各路力量，进而拓展了明星公司的业务范围和发行放映网络，为中国民族影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明星影片公司创办者的人员构成及其业务水准来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郑正秋可以没有“明星”，但“明星”不能没有郑正秋。主要由于郑正秋的处事原则和个人魅力，吸纳、感召并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电影人才投身明星影片公司。1 而在明星公司内部，郑正秋总是不遗余力地推介先进、奖掖后生。对张石川，郑正秋褒扬道：“石川读书不多，而有兼人之才识。富进取心，复勇于任事，辛勤艰险，皆不足以挫其坚忍不拔之气；生平做事，专从大处落墨。”2 对洪深，郑正秋也赞许其为“中国影戏界之哥伦布”。3 同样，对自己的竞争对手，上海影戏公司的创始人兼编导但杜宇，郑正秋也毫不吝惜自己的赞词：“影戏来中国，不止二十年，何以中国影片，至今日方始成功？而造就此新局面者，开辟此新纪元者，伊何人乎，曰但君杜宇是。”4 不仅如此，郑正秋还以明星公司元老的身份，极力促成明星、上海、神州、大中华百合、民新等几家影片公司的发行联营机构六合影戏营业公司，并发表文章指出：“幼稚的中国电影界，处在这商战剧烈的时代，战斗力非常之薄弱，非有合作的大本营，不足以应敌。”呼吁各电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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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蔡楚生：《哭正秋先生„„和一些杂感》，《明星半月刊》第2卷第3期，1935年8月，上海。 郑正秋：《张石川小传》，《明星特刊》第2期（《小朋友》号），1925年6月，上海。
郑正秋：《<冯大少爷>之传单·新辟蹊径之新影片》，《明星特刊》第4期（《冯大少爷》号），1925年9月，上海。
郑正秋：《中国电影界之巨擘》，上海影戏公司特刊第3期《还金记》，1926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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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从纯粹的恶性竞争关系转向竞争/合作关系，最后共同“打倒劣片”、“取缔侮辱中国人的外国影片”。5 郑正秋为明星影片公司和中国影业身体力行地开创着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竞争/合作发展战略，其思想境界和实际成就远非一般影人所能比拟。
社会/伦理类型
主要在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下，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中国早期电影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类型电影策略。亚细亚、明星等影片公司一系列展示市民生活趣味的滑稽短片，《阎瑞生》（1921）、《红粉骷髅》（1921）等匪盗、侦探片，《海誓》（1921）、《古井重波记》（1923）等悲剧爱情片等，都是受好莱坞类型影片启发而制作的国产类型片。然而，在郑正秋编剧的《孤儿救祖记》（1923）出现之前，伦理片作为一种独具中国民族文化特征的电影类型，并没有引起创作者的足够重视与电影观众的广泛关注。从中国电影类型史的角度来看，《孤儿救祖记》既是一部揭示“遗产制”问题、有利“家庭教育”的“社会片”，又是第一部引起中国观众广泛兴趣并深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内蕴的伦理片。影片公映以后，大受舆论赞赏和报纸宣扬，不仅哄动全上海，其营业收入也超过预算收入数倍。明星影片公司乘此机会，急忙招集商界闻人袁履登、劳敬修等投入股份，稳固了公司的基础；电影投资者和电影观众对于国产电影事业尤其国产社会/伦理片的态度，也因此进入一个“狂热”的时代。6 在郑正秋“教化社会”电影观念的影响下，受到《孤儿救祖记》的票房感召，从1924年起至1927年，仅明星影片公司一家，便相继推出了《苦儿弱女》（1924）、《最后之良心》（1925）、《上海一妇人》（1925）、《可怜的闺女》（1925）、《多情的女伶》（1926）、《未婚妻》（1926）、《她的痛苦》（1926）、《良心复活》（1926）、《挂名的夫妻》（1927）、《二八佳人》（1927）、《真假千金》（1927）、《卫女士的职业》（1927）等不下20部社会/伦理片，内容涉及“野蛮婚姻”、“遗产制度”、“妇女沉沦”、“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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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正秋：《合作的大本营》，《电影月报》第6期，1928年9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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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耻痕：《中国影戏之溯原》，载《中国影戏大观》，上海合作出版社，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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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拆白党黑幕”、“纳妾遗毒”等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并在影片中为每个问题都提出了不无人道主义色彩的解决途径，形成了明星影片公司出品贴近社会、立意教育、着重人伦以及叙事曲折、以情动人的独特传统。另外，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与长城画片公司也连续拍摄了《醉乡遗恨》（1925）、《情天劫》（1925）、《上海花》（1926）、《母之心》（1926）、《马浪荡》（1926）、《不如归》（1926）与《弃妇》（1924）、《摘星之女》（1925）、《春闺梦里人》（1925）等社会/伦理片。除此之外，《孤儿救祖记》开创的社会/伦理片模式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海、民新、神州、大中华百合、新人等影片公司的创作格局。在对各种社会/伦理问题的影像展呈过程中，中国早期社会/伦理片充分描摹出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时情万象与物欲潮流里的世道人心，并逐步形成了中国早期电影的社会/伦理关注传统。正是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伦理片问题模式的基础上，1932年中国电影新文化运动以后蓬勃兴起的各种进步电影创作，都能在提出尖锐的社会与道德问题的同时，将反帝反封的时代母题与愈益强烈的阶级、民族意识贯穿在各种影片类型之中，进而提高了中国早期电影类型的现实意义与文化品位。
曲折/煽情叙事
跟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的复杂境遇和中国文化的多元状况以及中国通俗文艺的叙事传统联系在一起，中国早期电影大多充满了复杂的故事和曲折的情节。作为增加票房的重要手段之一，曲折叙事确实满足了一部分观众通过银幕获取故事的渴望；但是，只有将曲折叙事与煽情策略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感动中国观众并将其拉进专映国制影片的电影院。这一点，正是通过郑正秋及其明星影片公司的不断探索才得到的宝贵经验。可以说，包括《苦儿弱女》、《最后之良心》、《上海一妇人》、《盲孤女》、《可怜的闺女》、《早生贵子》、《多情的女伶》、《小情人》（1926）、《梅花落》（1927）、《挂名的夫妻》（1927）、《二八佳人》（1927）、《血泪碑》（1927）、《杨小真》（《北京杨贵妃》，1928）、《白云塔》（1928）、《血泪黄花》（1928）、《桃花湖》（1930）、《娼门贤母》（1930）、《碎琴楼》（1930）、《恨海》（1931）、《红泪影》（1931）、《玉人永别》（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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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水情波》（1933）等在内的郑正秋电影，基本上都能做到以煽情策略将一个曲折的故事情节编织在一起，从而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而《玉梨魂》（1924）、《空谷兰》（1925）与《姊妹花》（1933）三部影片，更是将曲折/煽情叙事发挥得淋漓尽致、进而引发观看热潮的电影作品。仅就《姊妹花》而言，当时的左翼电影批评便大多从故事的“新奇”与感情的“丰富”这一点上，分析影片成功的原因：“我们如果扼要地指出《姊妹花》最成功的地方来，那，无疑的，唯一的特点是在剧本感情丰富（故事编制的新奇也有一点。）而且导演也用全力在抓取观众的情感这一点上。”7 并从“悲欢离合”的剧情与“情感主义”的手段角度，检讨影片的得失：“《姊妹花》用父母儿女夫妻间的悲欢离合来抓取了观众的同情，又用善恶分明的大团圆结局来满足了他们的欲望。所谓感情丰富，其使小市民观众流泪感动者就在这里。”8 不管这种曲折/煽情叙事承载着什么样的“意识”，郑正秋电影成功开创的这一电影叙事传统，至少深刻地影响了卜万苍和蔡楚生这两位在日后中国电影史上成就卓著的电影编导。曾在明星影片公司担任摄影师和编导的卜万苍，以《桃花泣血记》（1931）和《渔家女》（1943）等片名重一时；而在郑正秋的《桃花湖》、《碎琴楼》、《红泪影》等影片中担任副导演的蔡楚生，更以《渔光曲》（1934）、《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与郑君里合作）等影片屡创中国电影的票房高峰。而无论是《桃花泣血记》、《渔家女》，还是《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无一例外地将曲折叙事与煽情策略相对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颇具艺术生命力的经典范型；也从此可以看出郑正秋电影举足轻重、不同凡俗的影响力。
三、启蒙电影：社会改良思想与人道关怀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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絮絮：《关于<姊妹花>为什么被狂热的欢迎？》，《大晚报》“火炬”1934年3月24日，上海。
罗韵文：《又论<姊妹花>及今后电影文化之路》，《大晚报》“火炬”1934年3月24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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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的电影启蒙实践，郑正秋电影体现出教化观念的张扬和影像秩序的建立两个方面的“启蒙”特征；而作为中国的启蒙电影，郑正秋电影以其社会改良思想和人道关怀视野，为中国早期电影文化形象的确立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跟电影教化观念相应，郑正秋的社会改良思想也基本形成于辛亥革命前后。青年时代的郑正秋，一度受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影响，并始终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路线，基本接受了历史进化论与人权、平等、自由、独立等启蒙思想；而在具体的戏剧、电影创作活动中，以改良社会为最终使命的欧、美、日等国“近代剧”，也成为郑正秋及其一代人效法的重要范本。
对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电影界而言，“近代剧”主要是指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被引入中国的欧、美、日戏剧，大致包括易卜生、王尔德、尤金·奥尼尔、梅特林克和斯特林堡等著名戏剧家的作品。其中，易卜生对中国早期电影社会改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最为显著。在《现代中国电影史略》里，郑君里明确表示，20年代初期的“社会片”运动，就是在“近代剧”的影响下诞生的；1918年6月《新青年》四卷六期隆重推出的“易卜生专号”，以及易卜生的《娜拉》、《群鬼》与萧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等作品在上海舞台的演出，直接影响了郑正秋、夏天人、夏月润等新剧家，他们从这些剧本里接受了“新的思想”，学习了“新的作剧手法”；而当他们将这些社会问题剧的影响带到电影创作之中时，就出现了《孤儿救祖记》这样的“土著”“社会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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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载《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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