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晚年的陈寅恪双目失明,但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游学海外13年带回的却是东方学
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的1909年,陈寅恪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儿自己读书,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13年的游学,陈寅恪在浩瀚的西方学术中发现了什么?他在自己的发现中又确立了怎样的专攻方向呢?他一心向西学,但没想到的是,他从西方带回来的竟是东方学。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以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的。 开辟国学研究新领域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但他从不满足,仅梵文一项,就先后学了10年。当时中国学术正处在逐渐走向国际学界这样一个转轨的时候,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后来的大家。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来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当时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也有人误以为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其实,陈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当时很多学者都并不清楚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陈寅恪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其实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文的真正特色,尤其是跟印欧语系的区别在哪里。陈寅恪关注的是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 登上中古史研究高峰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着的常用的、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部分竟也被盗走了。这意味着,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他积攒的记忆了。
他把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书基本上都看过,然后回过头来,好像是一段段的史料,然后是一个“寅恪按”,实际上是以
论带史,而绝对不是一个考据家。跟早年做的那种,从语文学到历史学精细的对照,完全不一样。
在中古研究里面,他注意到的若干解释中古中国的架构和因素,至今仍是很多研究者绕不过去的课题。比如对于文化种族的关注,对于家族的关注等。说陈寅恪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是因为他并不是在具体的领域里奉献了什么具体的结果,而是说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在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口述撰写《论再生缘》
因为生病,陈寅恪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转向。1953年,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给自己的老师寄来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了,大受震动。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式的史诗,以前大家以为中国是没有史诗的,而《再生缘》就是史诗。陈寅恪在病中,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他开始了对明清历史和文化的探索。
正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他得知一个消息,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在北京的许多好友都希望陈寅恪接任这个职务,然而他却拒绝了。
这一年,又一位清华的老学生,也就是当年他最喜欢的汪篯,带着同样的使命,到广州来看望他。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他们开始谈得很好。但不久就谈崩了。陈寅恪感受到这个昔日门生,已经摒弃了自己恪守的治学为人之道,他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
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是由陈寅恪口述,汪篯做记录,为历史留下了今天的读书人都略知一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答复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为纪念清华研究院导师王国维而修建的那座纪念碑,今天依然
矗立在清华园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陈寅恪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早在1911年,他就通读了《资本论》的原文。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比后来很多的知识分子早整整10年。但他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其实,陈寅恪主张的就是实事求是,他将此视作永恒如日月之光。 皇皇85万言著就《柳如是别传》
在陈寅恪的晚年,像他这样学问和思想都很高的人越来越少,听他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他所看重的学生也不跟他了。到了1958年,陈寅恪竟成了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他不再教课,转为专力著述。
虽然那时候陈寅恪的学问,已经不为主流学术所推崇,但是他仍然浸润在他所构筑的那个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他还固执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柳如是不过是明末清初的一个烟花女子。但陈寅恪的研究发现,柳如是其实是一位有主见的才女,在那样一个大变动的年代里,从事着地下的反清复明运动。
陈寅恪很感慨,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
这部百科全书,皇皇85万言,陈寅恪为此耗费了整整10年的时间。书写得很艰难。柳如是的遭际,触动了陈寅恪对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抗日战争的家族和自己身世的感怀。
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全书“忽庄忽谐,亦文亦史”,极其丰富的史料,经过精密的排比和考据,与自由穿插其间的陈寅恪天才般的感悟融为一体,书中浓缩了陈寅恪一生的学养和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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