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不惑,强者必趋——简评《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

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总第１４６期）　南洋问题研究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ＭＲＳ　Ｎｏ．２　２０１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１４６　智者不惑，强者必趋　——简评《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　喻常森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广东广州５１０２７５）　中图分类号：Ｄ８３／８７．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９８５６（２０１１）０２－００９７—０２　近年来，随着东盟在亚太地区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学术界　对东盟以及东盟对外关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作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两大主要流派——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围绕地区一体化以及国际关系　中的一系列核心命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现实主义被划归为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范畴，而建构主义　则被划分到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国际学术界对东南亚政治和国际关系　问题的研究，长期被现实主义所主导，其代表人物首推英国学者迈克尔・利弗（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ｅｉｆｅｒ），他的　“大国平衡”学说被大多数学者所推崇。作为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新星，建构主义在近年　来大行其道，其代表人物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温特。其所著《国际政治中的社会理论》　被视为建构主义的经典著作。而将建构主义理论运用于东南亚区域一体化问题的研究而产生重大影　响的学者当属印度裔加拿大籍学者阿米塔・阿查亚（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其所著的《建构安全共同体：　东盟与地区秩序》一书，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大胆推测，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也能够建立类似西　方民主制度下的安全共同体，从而实现高度一体化目标。阿查亚的论断不仅鼓励了东盟深化地区合　作的努力和信心，而且造就了包括笔者在内的一大批追随者。而由张云所著《国际政治中“弱者”逻　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超越了长期以来占据主导　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主要运用建构主义理论来解释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中国、印度、日本、美国）的　关系问题，是近年东南亚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不可多得的佳作。　本书是在作者提交给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具有较强的理　论性和学术前沿地位。承蒙作者信任，笔者有幸参与本书的中文版翻译工作，因而，得以比较仔细　地拜读该书。通过阅读，本人从中受到许多启发和教益。笔者认为，该书的学术创新和亮点主要反　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以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规范”为切人点，界定了“东盟规范”的内涵和特性。作者认　为，以“东盟方式”为主要代表的“东盟规范”包括两方面的内涵：第一是“硬规范”，即处理国际关系的　刚性原则和行为准则，主要指包含在《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之内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如相互尊重主　权、互不干涉内政、不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等；第二是“软规范”，即东盟独特的组织风格和外交文　化，包括宽容、安静外交／留面子、非正式性、关切其他国家的利益、循序渐进、协商和寻求共识等。　其次，作者结合具体案例，深入分析了东盟利用自己的制度优势，一步一步引导地区大国接受　东盟规范。作者认为，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实际上是东盟推广自身规范与这些大国接受、理解　・９７・　和挑战“东盟规范”的过程。东盟的力量主要来自于东盟几十年总结和积累下来的在认识方面的　“软实力”，而东盟在对外关系的成功正是依靠这种“软实力”。　第三，东盟与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单向施加影响的过程（ｏｎｅ－ｗａ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而是一个双　向（ｔｗｏ—ｗａ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相互“社会化”的过程。现有体系的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可能调整，甚至改　变。在东盟与大国关系的案例中，大国被“东盟规范”社会化的过程，也同时是大国对“东盟规范”　的挑战与施加影响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东盟规范的创新，如近年来东盟逐渐接受了　西方国家对人权的定义以及将保护人权的原则纳入到“东盟规范”之中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在对“东盟规范”对亚太地区大国的社会化成果加以肯定的同时，作者同时也看到了不容乐观　的一面。通过分析东盟的对外关系现状后，东盟对大国的规范社会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国　功利主义的政策计算影响。相对而言，东盟对中国的社会化效果最为成功。由于中国与东盟之间　存在着敏感的领土争端问题，冷战后东盟与中国发展关系的重点放在使中国接受不使用武力与和　平解决争端的规范。而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同意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被普　遍认为是中国接受“东盟规范”有力证明。与“社会化”中国的情况不同，“东盟规范”对印度、日　本、美国的社会化效果相对较差。冷战后印度对东盟做出了战略调整，双方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主　要原因在于，为了平衡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印度只有加快调整与东盟外交关系的步伐。同　时，印度意识到要完成从“南亚大国”到“亚洲大国”，进而发展成“世界大国”的战略目标，必须积　极拓展与东盟的政治经济关系，渐次挤入亚太大国的行列。因此，出于自身战略需要，印度不得不　与东盟接近。对于日本来说，虽然Ｅｔ本给予东盟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日本也跟随中国之后签署　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但是，鉴于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外交战略基础，日本对东盟的亲疏关系很　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因此“东盟规范”何时才能真正对日本实现社会化，尚无定数。而且，　日本参与东盟主导的一体化进程以及接受“东盟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中国竞争，是一种　被动的反应。美国对东盟的外交战略的调整不在于对东盟本身的重视，而是为其切身利益考虑。　随着中国、日本在东盟影响力的扩大，使美国担心自己会被排除在亚太地区事务之外，因此才会积　极介人东南亚事务。这样看来，尽管东盟规范的确有其魅力所在，但它还远远不足以影响到这些大　国的核心利益和对外战略决策，要实现规范的“内化”更是为时甚早。鉴于东盟规范对印度、日本、　美国等大国社会化问题上建构主义理论的解释力受限，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作者承认现实主义者的　理性计算应该被视为“前社会化”阶段，可以作为是建构主义者的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前提。　总之，《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在东盟对外关系和地区一体化　领域所作出的理论探索和案例分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笔者也发现，相关研究仍　然具有进一步深入拓展的空间。东盟在处理对大国关系问题上，之所以能够发挥重要影响力，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以下三大条件：一是“东盟规范”的示范效应。也即东南亚地区的持续发展和繁荣稳定，以　及东盟组织自身的不断完善与团结一致所形成的合力，否则，一个混乱的地区秩序以及失败的区域组　织便没有任何对外号召力可言。二是大国的地区战略的交集。如果周边大国各自为政，对地区一体　化漠不关心。或者，大国抛开小国形成大国俱乐部，如组建类似“大国协调”（ｃｏｎｃｅｒｔ　ｏｆ　ｂｉｇ　ｐｏｗｅｒｓ）机　制，东盟国家就只能是处于地区秩序的边缘地位或者沦为被动追随者。三是亚太地区缺乏具有合法　性的核心大国。由于目前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脆弱性，难以建立类似欧盟模式的以大国为核心的一　体化制度，提供结构性领导体制及公共产品，致使中小国家组成的东盟担负起智慧型和倡导型的领导　者角色，并成为地区一体化的“规范制造厂”和实验平台。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东盟能够在大　国主导的国际格局中取得一席之地，形成“以小带大”、“四两拨千钧”的局面，主要是巧妙地发挥了自　己的“软实力”作用。从而，充分显示了在国际政治的大舞台上，上演的不仅是大国的独角戏，小国和　弱国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外交智慧，纵横捭合于大国之间。小国也可以利用大国之间的勾心斗角，对　大国形成某种牵制和施加影响。正所谓智者不惑，强者必趋之！　［责任编辑：邵鸣］　・９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