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满堂老师先后两次在我们村小学任教。第一次是1965年3月至1966年7月；第二次是1967年3月至1968年12月。
刘满堂老师留给我的印象是身材瘦小，两耳轮却很大，双耳高竖，十分显眼。他曾组织师生搞过一次“抓特务” 活动：让几个学生扮作特务，在村子里隐藏起来，然后让其他学生搜捕。担任搜捕任务的学生拿着用木杆自制的红缨枪和用高粱秆扎制的步枪，分成几组，分头搜捕；哪一组能抓得特务，哪组就被视为完成了搜捕任务，下午放学站路队时，给予口头表扬，算作是对这次活动的总结。这样的活动，师生都觉既新奇又有趣，所以，几十年过去了，我仍清晰记着。
那时的村小学仍旧用“会窑”的破土窑做校舍，办学条件很差，教学设备十分简陋。为此，刘满堂老师建议学校“理事会”应择址新修校舍，以保师生人身安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是年秋冬，村里的“红卫兵”组织高呼着“大破四旧”与“大立四新”口号，摧毁了村庙，砸毁了神像。翌年上半年，在原村庙遗址新修了几孔石窑洞，安装了新门窗，用细泥泥抹了窑壁，准备在上半年放暑假前就搬入新址上课。不料就在搬迁的前一天，新校址后面的大山突然滑坡崩塌，厚重的黃土竟将新修校舍掩埋得不露一点“踪影”。村人顾不得怜惜所损材物，只庆幸师生“命大”，认为要不是神灵庇佑，那就遭下大祸殃了。刘老师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横禍吓坏了，嘴唇哆嗦着，不断反复自言自语道：“幸亏呀，幸亏„„” 费尽千辛万苦修起的新校舍被掩埋后，村人不死心，不气馁，全村男女劳力义务挖土、背石头，在村中央的勺把峁山坡上，又新修了六孔窑洞，第二年上半年一开学，师生吿别了破旧的“会窑”， 高高兴兴搬进了新校舍。
其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甚嚣尘上之时，学校成立了“红小兵”组织，许多常规教学活动难以开展，管理乱糟糟的，一时沒有了章法与“王法”。 有一天，刘老师因训斥一个调皮学生，竟遭到了这名学生母亲的辱骂与追打。几天后，学校的“红小兵”组织竟对刘老师进行了一场批斗，让他受尽了屈辱，丢尽了颜面。有一名学生还画了一幅丑化刘老师的漫画，贴在了刘老师的办公桌旁。一次，村书记到学校来，看到这幅漫画后，很气愤，问刘老师：“怎不撕掉？”刘老师回答说：“我不敢撕呀！”村书记自语道：“胡日鬼！”说着，就一把撕下了那幅漫画，揉成一团，扔进了灶火口。有好几个调皮学生趁刘老师给其它年级上课的空儿，偷偷溜进刘老师的办公室，偷喝刘老师熬下的米汤，偷吃刘老师吃剩的蒸馍和烧烤白面“圪卷儿”， 刘老师发现后也敢怒而不敢言，把该忍与不该忍的都忍了。
刘老师不是一个強硬汉子，是一个很“乖觉”的老师。调离我们村小后，又先后在周家圪崂公社的贺家崄小学、艾家河小学、徐家河小学任教。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病故，殁时还不到五十岁，是英年早逝！
2014年6月12日午后记于乾和居书屋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