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路
符正平
顾汉杰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广州510275）
在集群集体信任缺失，无法由企业家私人行为或企业自发行为解决的情况下，需要引入摘要：
第三方制度干预机制来重建破碎的信任。基于第三方制度干预的信任重建主要在集群系统信任的层级中进行。为实现预期效果，需要建设具有创业导向的第三方制度干预平台。制度干预的内容包含：对过度竞争的管制、冲突纠纷的仲裁以及战略性生产性服务的供给。本文对集群制度干预平台的三个要素（集体企业家、博弈规则以及网络参与者）的具体内涵及其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三要素各自方向上的合力决定了制度干预集群信任重建的效果。本文还探讨了第三方制度干预的三阶段机制，以及与其它信任重建机制的互动关系。中小企业集群；第三方机制；制度干预；信任重建关键词：
引言
信任作为中小企业集群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在促进集群整体效益增长的同时，也使个体得到收益[1]。信任对中小企业集群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外部经济带来集体效率的提高，资源共享和信息高效传递导致技术创
3]
新能力的提升，社会关系网络机制促使集群内部企业从容应对生产全球化与市场多样化的挑战[2，。尽管企业
间信任关系为集群发展提供了有利保障，但集群的信任氛围并不是天生的，恰恰相反，在集群中很容易观察到信任缺失的现象：企业之间生产不合作导致的互不分包；销售上激烈竞争导致的价格战；产品上相互抄袭导致的技术上相互设防；企业间相互挖人导致的人力资本不稳定；缺乏公共服务导致企业之间谈判与合作困难。不仅集群网络内部会存在不信任的问题，集群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成长过程中，与外部网络的互动也会研究机构、外出现不信任的现象：难以控制与陌生人交易增多带来的经营风险；无法与外部的技术源（大学、部企业）进行有效的交流和合作；集体缺乏有效应对集群危机的措施；无法直接游说地方政府或与之进行谈
5]
判。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类信任缺失的现象都在发生[4，。
我国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集群主要依靠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自发建立，关系型信任与低成本战略相融合构成其核心竞争优势[6]。这些集群往往仅拥有个体层次上私人网络的信任，有些甚至连私人网络的信任都不充分。随着集群的发展，这些小企业群逐渐表现出合作动力不足、恶性竞争严重、整体信任缺失的现象。与传统的意大利中小企业集群“合作的理想模型”呈截然不同的对照，却又面临相同的全球化竞争背景以及不
收稿日期：2010-11-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7208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2009JJD790052）。基金项目：
常路，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符正平，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顾汉杰，中山大学管作者简介：
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MANAGEMENTREVIEWVol.23No.08（2011）63技术与创新管理断寻求战略资源的压力。可以说，目前我国企业集群面临的升级与创新困境，实际上是在演化过程中，企业之间合作不足与信任失调（降低）所导致的。基于此，我国中小企业集群要想摆脱目前的困境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就必须重建集体信任以适应集群未来的发展之需。
然而，已有的关于集群信任问题的研究往往默认集群内部信任已经存在或达到了与集群发展相适应的水平，而较少关注中小企业集群信任缺失的现象，在信任缺失的情况下集群如何重建信任（rebuildingtrust）更是鲜有提及。但是，从世界各国尤其是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现状来看，集群信任机制的重建显然很有必要。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1、特殊信任与系统信任
美国心理学家Deutsch[7]认为，信任是个体面临一个预期的损失有可能大于预期收益的不可预料事件时，作出的非理性的选择行为。施信方只要给予受信方信任，就必然需要承担伴随的风险。所以，只有存在风险的情况下，信任才成为必要。学界对信任的本质看法不尽相同。如心理学者将信任理解为个人人格特质的表现，是一种经过社会学习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点[8]。组织学者则认为制度规则的安排可以影响人的预测方式[9]。总体来看，信任不仅是对受信人的一种信心或期待，也是对信心的一种潜在意愿。信心或期待来源于行为者在之前人际间社会交往中对他人可靠性、可信性的认识。除了这种理性的认知产生的信任（cognitivetrust）以外，
[10]
人际间基于长期的互惠关照，也可以进一步形成情感上的依恋（emotionaltrust）。所以，类似家庭、血缘、宗
[11]教、种族等共同社会背景可以形成个体间信任，这种信任是一种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trust）。
另一种信任来自于个体理性的认知归因过程，以此决定在什么条件下和何种局面下，谁是“值得信任的”。
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制度或司法系统的稳定性可以降低选择去信任时的风险，信任人相信受信人会按照合乎情与理的规范或标准行事[12]。也就是说，共同的外生制度约束提高了他人行为的可预测性，交易者之间并不需要通过社会交往来储存信心或期待，因而两个陌生人之间可以基于第三方的制度安排来产生信任。这是一种
[13]建立在法理或伦理基础上的系统信任（systemtrust）、社会信任（socialtrust）。在基于伦理的系统信任下，人们之所以守信或信任他人，是因为文化中含有倡导诚信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并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内化。而基
于法理的系统信任是法规制度的产物，人们之所以讲信任，是因为受到法规制度的制约，不敢发生违背信任的行为[14]。
2、集群演化中的信任需求
在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早期，家族式的中小企业是集群经济的主体，这些企业之间依靠社会网络组织起经济关系。企业家之间的亲缘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情缘关系等社会关系聚集起来，企业间的信任就转化成
16]为企业家个人之间通过熟悉度、友谊建立起来的信任，形成“关系型契约”或“口头契约”为主的治理模式[15，。通
过“人情圈”扩散和“拟似亲属连带”，企业之间以私人为原则形成了家族主义信任，并实施基于身份特征的信任管理方法[17]。血缘的家族关系处于信任的核心层，同时在合作过程中将参与长期交易的部分成员家族化，即在伦理、情感以及回报等原则上施以家族成员相同或相似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集群内部发达的社会网络容易传播和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和文化。由于社会关系相互依存，而产生网络结构约束力。一旦某个成员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该网络中的其他成员都会对其做出“集体制裁”行为或施加舆论压力，将使该成员的发展空间大大缩小，甚至被“孤立”在网络中[18]。此时，集群内的系统信任主要是各种特殊信任法则在社会网络中自我传播、演化的结果，反映了人们在日常交往中逐渐发展出的共同期待和非正式的社会规范。然而，随着内部市场竞争的加剧，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道德规范的抑制作用在渐渐减弱，其通过声誉、伦理道德归属感等非正式制度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也慢慢失去保障。另一方面，随着集群的成熟和开这就放，向外扩展交易的需求增多，陌生企业或组织也开始进入集群[19]。特殊信任很难扩展到陌生交易之中，
13]需要系统信任能够进一步产生稳定的预期，增加他人行为的可预测性，降低新交易的风险[11，。但是，原有的非正式道德约束性的系统信任已不能适应这种新的交易环境，甚至，企业主之间原有的信任和承诺关系网络已经在过度竞争等不信任因素的驱使下土崩瓦解[20]。随着集群的发展，系统信任越来越重要，并且其内涵也发生
[21]
相应的变化，开始需要基于法理的地方性系统信任，来形成深化合作的“制度厚度”（institutionalthickness）。当
64管理评论Vol.23No.08（2011）技术与创新管理新的系统信任无法转变并确立时，集群的集体信任就会出现缺失。此时，就需要进行集体信任的重建工作[22]。3、第三方制度干预
重建集群信任可以从两个角度切入，第一是集群内部企业家（企业）自动发起，第二是引入第三方干预机依靠集群内部网络（主要是企业家网络与企业网络）进行信任重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信任机制投制。但是，
能够为企业网络信任进行投资不仅花费时间和成本，还需要具有足够的意愿。企业家基于理性计算和关系，
资补偿，但是由众多私人行为产生的不信任的负外部性却缺乏相应的集体信任补偿机制。即使基于计算和关系的信任能够维持，也很难提升集群整体的信任氛围。因此，集体信任的建立仅仅依靠企业家私人行为或企业自发行为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政府、专业机构、行业协会、公共服务机构等第三方组织的协助与干预。第三方制度干预主要是通过建立正式的第三方机构和博弈规则来实现系统信任重建，以此降低交易风险，增加信任意愿。在集群中，基于制度的信任既被看作是一种控制，也被看成提供信任支持的形式[23]。这种控制表现为通过执行博弈规则，打击机会主义行为，以此维护市场秩序。同时，控制行为也为系统信任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对破坏市场行为的打击可以改善集群环境，提升整体信任氛围。
本文将重点探讨：（1）如何在中小企业集群信任缺失和竞争过度的情况下通过引入第三方制度干预机制，实现集群信任的重建。（2）第三方制度干预的内容、要素以及干预过程与机制。本文对于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如何有效建立集体系统信任提供了解决思路，为包括政府、行业协会、专业机构在内的第三方制度如何有效干预并引导集群信任重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方向。
集群信任重建：第三方制度干预的内容和要素
1、第三方制度发挥干预作用的信任层级
集群内的信任是多种机制互补的一个体系[18]，在集群的环境下，一方对另一方的信任意愿不仅取决于被信任者的私人信任特征，还来自于被信任者所属集群（社区）的集体特征，同时还取决于集群所处的宏观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社会环境特征。宏观环境的信任机制主要是在社会进化与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国家或社会的价值观、社会体制及社会风气。微观个体的网络信任是在合作和交往中产生信任资本，信任的建立主要取决于个体特征如企业家的能力、声誉以及对他人的善意等。而中观集群集体层次上的信任的作用范围是宏观环境与微观私人网络之外的领域，起到连接宏观与微观的桥梁作用。
通常情况下，集群的网络参与者共同享有具有该集群特色的集体认知模式，参与者的行为密码、行为规当双方范以及心智模式彼此相似，却与集群外部的组织存在很大差异。在具备相似集体认知模式的情形下，具有信任意愿的时候，不管是基于契约、关系或是长期交往形成的彼此认同，信任就会产生。集群网络参与者彼此间广泛的信任行为的发生使集群形成集体信任，一些共同的规则和制度将因此建立。集群集体层面的信任与集群内部制度机构的效率高低有着密切关联。成功的集群往往是在集群的集体信任机制上采用目标清晰的、以创业为导向的干预和变革[24]，通过主动和互动的联合行动[2]，在学习过程中增加组织和个人的知识，降低集群内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25]，以此形成了区域的制度优势或制度厚度，加深经济人的社会嵌入性与合作，提高集群的集体运作效率。
然而，要想在集群内部同时产生和维系三个层次的信任是困难的。发展中国家的集群一般不具备高度信任的社会环境，依靠聚集经济和人际网络关系治理可能会带来一时的成功，但是进一步成长中出现不信任困境的原因在于缺乏集体层级的信任支持，导致个体理性人之间出现不信任的均衡剩余（netbalanceofdistrust）。依靠道德约束进行社会实施的理想模式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在现实中这种机制不易实现，即使能够实现也会由于内部竞争的循环压力以及开放的动态冲击造成信任失衡、效果下降。这就需要机构、立法等第三方正式制度发挥其补充、配合的制度互补作用，或协调、引导的制度干预作用，来主动投资、弥补、改善集群内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信任下降的状况。
第三方制度对于集群信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直接影响参与者的行为动机，由此培养信任。例如，在某个交易过程中，如果A意识到由于制度机构的存在，他的投机行为会被严厉惩罚，而且惩罚带来的损失超过投机带来的收益，那么A就会采取诚信策略。而他的交易对手也会采取同
MANAGEMENTREVIEWVol.23No.08（2011）65技术与创新管理样的做法。如此，合作和信任就逐渐被培养起来。其次，第三方制度通过传播网络参与者预期行为的信息，影响参与者对整个集群的信任信念。在了解制度规则的情况下，网络参与者能够对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建立稳定参与者能够利用这一信息，预期其他参与者会倾向于合作，从而相应的预期。当规则鼓励参与者进行合作时，
做出合作的决定。制度通过这种方式普及证明的社会预期。进一步，制度的信息传递作用致使参与者在制度背景下进行合作，最终建立普遍的集体信任。
2、集群制度干预平台的三要素及其作用机理：创业导向
制度创业指的是个人或者组织通过改变已有制度或创造新制度，建立并推广组织获得认同所需要的规则、价值观、信念、行为模式，从而创造、开发、利用盈利机会[26-28]。制度创业者可以包括管制机构如政府、证券交易委员会，专业协会如行业协会、企业联合会、非政府组织以及拥有资源或权力的企业[29]。创业导向是指干预平台不但能够识别新的战略机会，评估收益与风险，设定新的目标愿景[30]，而且同时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来引入新的战略资源、提供冲突的解决方案、实践新的冒险行动来改变其他个体的合作期望。创业导向的第三方干预平台能够改变集群参与者的认知模式，提升信任制度意愿，进而增加合作与信任。如图1所示，干预平台分为三个要素：
图1中小企业集群制度干预平台的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1）集体企业家，即第三方机构。作为新战略的发起人，包括地域性、行业性、专业性的协会、商会、展会机构、交易市场、服务机构、区域政府、核心企业、私人顾问以及外部的供应商、贸易商、客户群体都可以参与、主持制度干预。例如，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内部的
企业往往由于彼此间不信任而过度利用集群有形或无形的公共资源，却很少注意保护和珍惜这些资源，如环境遭到破坏，集体品牌形象受到损害，价格过低导致的产品质量缺陷等等企业行为的负外部性致使集群陷入困境，此时就需要集体企业家站出来对那些不利集群发展和互不信任的企业行为进行干预。
由谁作为干预的主要行动者，取决于制度干预的具体目标。在某一领域内的专业声誉是选定具体干预任
32]
务发起人的标准，而能力则是可信度的首要因素[31，。仅具有仁慈和正直是不够的，如果受信人缺乏能力，仍然得不到信任者的信任。例如对于中小企业资金缺乏问题，选择引入具有行业声誉的风险投资企业、融资担保服务机构就容易吸引群内企业参加干预活动。同样，其它技术性、商业性、服务性和管理类的资源引入活动都需要由具有可信度的企业或机构发起。而集群中的公共事务，如制定行业自律公约、环境保护协定等议题，由行业协会等群内机构或具有声誉的群内企业发起则更为合适。
增加稀缺资源的供给，降低了集群内争夺资源的竞争程度，减少了企业不正当行为的诱因。尤其是那些难以在本地寻获的稀缺资源，往往伴随着资源拥有者附加的信息，如专业信息、使用说明、辅导培训等。在增加集群资源存量的同时，可能会带来与现有商业思维截然不同的经营思路，这种压力驱使企业改变固有的过时观念和心智模式。在这种方法中，因为需要提供合适的稀缺资源，行动者的特征与行动目标的吻合极为重要。（2）博弈规则。制度企业家制定行动框架，在博弈过程中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确立新的规则、程序；提供解决问题的多种可选方案和路径、形成合作的惯例、进行新商业实践。第三方制度干预的博弈规则主要是指有正式（formal）的博弈规则，包括政府颁布的集群政策与产业规划，集群内行业协会的行业规章制度，一般具有法律效力，属于“硬规则”。正是由于博弈规则的存在和有效运行，使得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能够获得利益的情况下，也会选择合作而不是背叛，因为背叛行为将得到惩罚，惩罚的损失比所获利益更大。
（3）网络参与者。游戏规则的进一步实施效果还需要得到战略追随者的认可和参与。有多少中小企业加入到何种形式的网络框架内，并且在进一步的互动中如何通过个体进一步传播变革，决定了制度能否成功实施。“战略追随者”是指除“制度企业家”以外，首先响应、参与集体干预行动的集群成员。这些成员包括两种：一是对于提供的稀缺资源较为敏感，期望获得未来潜在收益的成员，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他们往往表现出强66管理评论Vol.23No.08（2011）技术与创新管理烈的冒险精神；另一种是信任倾向较高的行动者，在初始行动中，不害怕受骗上当，愿意展示第一步，并期望他人回报信任行为[33]。
研究表明，在谈判中，任务越明确、人员组成越少，越容易达成合作。这是因为成员面对相同的任务、共有的亲和的态度理解对方，对于谈判也会采取更积极的态度[34]，也难题，具有相似的价值观时，将倾向于采纳更积极、
[35]
“基于身份认同的信任”。一旦产生了对集体组织的认同，群体内部的成员将会比群体外部就是建立了一种
更具有合作性、更诚实、更加值得信赖，而心照不宣的心理契约约束个体遵从群体的行为模式，以集体的方式思维和行动[34]，也鼓励了更为开放的互动与合作。通过制度企业家和战略追随者的第一波集体行动的示范效应，成功的经济效果通过行动者的社会网络传播开来，增加了以制度企业家为核心的集体制度平台的声誉（可信度），提高了集群成员对集体制度的良性期待。
集体企业家、博弈规则和网络参与者这三个要素是相互递进的过程，在三个方向上的合力决定了基于制度干预的集群集体信任的大小与范围。三者共同的作用力决定了集群集体信任能否有效建立，而集体信任的建立反过来又会影响平台三要素的干预进程，整体上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总之，创业导向的制度干预平台不再是简单地执行公共服务功能，同时它承担了创业者和领导者的角色任务。通过识别与设定新的愿景目标，引入新的战略资源，干预平台将创造出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改变集群参与者的合作期望，重建集群集体信任，给集群带来强大的发展动力。
3、集群第三方制度干预的内容
集群的第三方制度干预是指集群内执行公共功能的组织（准组织）主动实施的，旨在促进集群成员整体福利最大化的集体治理机制和制度变革过程。第三方机构在集群集体信任层级干预的主要目的是利用集群复杂的网络关系，帮助集群内的企业建立普遍的信任与合作，以代替过度激烈的竞争和互不信任的关系[22]。从其干预内容看，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
（1）过度竞争的管制（Regulation）。处于发展阶段的集群，各种配套供给要素逐渐成熟，进入门槛降低，中小企业众多，往往容易陷入过度成本竞争的价格战陷阱。由此产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会急速降低集群内的信任水平。此时，信任修复的首要任务是防止违反行为在未来重现，尤其是在违反初现时通过激励规则和监督规则将其制约，对恢复成员对集体的信心大有裨益[36]。这就需要地方政府、专业机构、行业协会、专业市场等第三方进行干预管制，如制定质量标准、行业标准、知识产权公约、商业行为公约等一套明确的行为规范和标准进行事前的规范和事后的管制。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价格战竞争尤为明显，恶性价格战竞争的后果是谁也无法取得应有的利润，许多企业不堪重负，难以生存。如果第三方制度能够及时介入，引导企业放弃低成本低价格策略，并对扰乱市场的企业给予严厉处罚，这样就能避免集群过早陷入衰退。例如，为了预防不必要的国外反倾销调查，嵊州领带行业协会在2006年7月出台了相关规定，要求会员企业统一出口报价，不再进行无序的价格竞争。为确保价格管制规定能顺利实施，嵊州领带集群内的领先企业带头实施，并按照企业规模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同时成立了价格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各企业的出口报价是否符合规定。在行业协会管制机制的作用下，嵊州领带顺利避免了浙江袜子、鞋类等在国外遭受反倾销制裁的情况。
（2）冲突纠纷的仲裁（Arbitration）。这种方法主要从舒缓违反行为的负面影响出发，修复集群成员的受损心理[37]。仲裁是通过听取争议双方的不同声音，由第三方提出兼顾双方利益的一揽子解决方案[38]。集群内经济行为主体众多，经济利益冲突容易发生，如同行企业之间、上下游企业之间、劳资之间发生的冲突、纠纷如不能得到及时调解就很容易诱发机会主义行为。这就需要一套固定的、程序化的有效机制来化解这些纠纷，弥补可能造成的信任损失。一般情况下，除了仲裁之外，集群中的第三方制度还可能同时扮演着调停者（Mediator）的角色，此时第三方机构只能建议双方达成某种协议，不像仲裁者那样具有解决争端的合法权力。仲裁或调停为纠纷双（多）方提供了陈述认知的场合，通过更多信息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完备所产生的推论偏差。当事人可能重新归因于某些外部不可控制的因素，从而宽恕对方，达成和解；或者通过道歉等方式改变违反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通过这种公开的社会仪式，降低了当事人因违反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同时和解效果的传播使得非当事人对社会规范的均衡产生稳定的预期，保留及增强了对集体制度的信任。在这种方法中，公平、公正以及公开的合理程序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MANAGEMENTREVIEWVol.23No.08（2011）67技术与创新管理（3）战略性生产性服务的供给。集群内部的过度竞争往往是由于战略性资源的供给不足产生的，从而限制和固化了集群内企业的技术路径和商业模式。这些服务要素需求是多样的，如外部的创新技术、新的市场需求信息、新的商业模式、管理方式、培训服务等。也就说在实施管制、仲裁功能同时，通过平台网络从机会、
外部引入新的创业资源，采用疏、堵结合的制度机制，化解、“稀释”集群内的不信任，在新的合作过程中产生
改变原有的集体心智模式和行为规范。这一过程的关键就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制度新的社会资本，逐步引导、
干预平台的运作，其目标与形式又是多样的。浙江省余姚模具城集中了该市1000多家模具企业中的近800家。面对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产业链脱节，缺乏合作意识，科研人才匮乏，标准化水平低等一系列问题，余姚模具城从本世纪初就开始着手建设模具行业公共服务平台以适应余姚模具产业发展的需要，该平台由“四中心一基地”组成，即信息中心、检测中心、培训中心、展示中心和模具精加工基地，不但为模具城内企业带来了许多实际利益，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使最新行业信息得以在集群内有效传播，同时也为模具企业培养了很多专业人才。
过度竞争的管制、冲突纠纷的仲裁以及战略性生产性服务的提供是第三方制度干预的主要内容。第三方机构这三方面的能力越强，中小企业集群内部企业对这些机构的信任就越强烈，遇到不正当的竞争或与其他企业产生纠纷时，他们会相信第三方机构能够恰当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而第三方制度提供的稀缺资源服务则为企业提供了最新的市场与技术创新信息，完善的培训服务与配套设施，刺激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开发新
集群的集体心智模式和行为规范就会被改变，集群内部的不正当竞争减少，网的商业模式和市场。循序渐进，
“稀释”和化解，以集体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逐渐积络参与者之间的合作意愿增强，集群内的不信任被逐步
累起来，进而扩散到集群的方方面面。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第三方机构建设不完善，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政府及其相关机构在干预过程中扮演了过多的角色，第三方机构的运行缺乏独立性、专业性与市场化。
创业导向的第三方制度干预的过程
前文已经指出中小企业集群的第三方制度干预是在集体信任这个中观层级上进行的，制度干预的主要内容包括过度竞争的管制、冲突纠纷的仲裁以及战略性生产服务的提供，为了使第三方制度干预达到重建集群信任的效果，则必须利用创业导向的干预平台来实施干预措施。如图2所示，第三方制度干预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于创业导向的干预平台的建设，第二阶段是干预功能的实施，最后阶段是集群网络组织的变革。
中小企业集群信任缺失使集体信任无法满足网
络参与者对信任的需求，他们希望与其他参与者进行
图2中小企业集群内制度干预进行信任重建的过程
基于信任的合作，集群第三方制度干预的信任重建可以由此切入。平台的建设可以是自上而下也可以是自下而上进行。所谓自上而下就是政府担当集体企业家的战略发动角色，其他第三方机构以及网络参与者积极响应，参与到平台建设中来。在我国的中小企业集群中，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牵头建立公共服务平台的现象十分普遍。而自下而上的方式则是第三方机构自发成立，为集群走出困境或实现更大发展而服务，之后政府机构才参与到其中。两种干预平台的建立方式各有利弊，哪种方式更加合理则要视集群所处发展阶段和集群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定。
制度干预平台建立完善之后，第三方制度就能开始发挥干预作用。制度干预的实施有些是主动的，有些则是被动的。当集群面临新的挑战，环境变化给网络参与者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此时干预平台就应该主动介入，为集群发展寻找全新出路并引导集群走向正确的道路，通过自身的信息优势促进参与者之间的互动，通过新项目激发参与主体间的谈判与合作。通过仲裁、管制、服务等多种功能的发挥，增加集群网络参与者之间的信息和知识流动，降低彼此合作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但是在干预过程中总会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合作过68管理评论Vol.23No.08（2011）技术与创新管理程会出现不稳定，价格战、经济纠纷与组织冲突等各种事件的发生，要求干预平台及时做出调解。虽然此时干预平台被动地采取行动，但随着经验积累，会形成一套固定的、程序化的有效机制，以后遇到相似问题就能及在干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解决问题的博弈规则，是第三方制度干时化解，以弥补可能造成的信任损失。因此，预下集群信任重建的副产物，多样化的问题解决方案、主动的过程管理流程以及第三方仲裁与协调机制会影响信任的发生。
在创业导向的干预机制实施过程中，集群网络也在进行着变革，即制度干预的第三阶段的发生。由于干预的作用，集群内部新的信任逐渐产生，使网络参与者形成对自身组织及其它网络成员的认同。在认同的过程中，属于网络参与者共有的新的行为密码和规范逐渐产生、确立，并形成一套解决新问题的程式和机制。集群网络变革改变了集群固化的心智模式，以一种自然选择的方式淘汰不愿意改变的成员，迫使集群成员提高认知模式的柔性以适应不断引入的创业变革，以合作产生的新信任改变或平衡上阶段的不信任。这个阶段，网络参与者之间开始建立广泛的合作，基于理性的信任行为降低了交易成本[39]，在面对不确定环境下能够共同地迅速采取应对措施[40]，从而提高企业生产力与竞争力[41]。
第三方制度干预平台的实施条件
需要提及的是，在集群系统信任重建的过程中，第三方制度干预平台不是孤立发挥作用的。它不是要取代企业（家）网络等次级群体内的信任增值过程，而是与之形成配合、进行补充并加以引导。集群的竞争优势是合作与竞争平衡，或者说同时兼有同质性和异质性[42]。传统的意大利理想模型强调的是在面临与大企业开展竞争的任务下，中小企业集聚中文化同质性所产生的合作动力。过于强调同质性的集群将会走向封闭网络的黑暗面。随着战略环境的变动，异质性的创新竞争成为推动集群进一步成长的必然选择。无论在集群发展的哪一个阶段，过于强调同质性或异质性都是有害集群发展的，两者配合，驱动集群健康、持续发展。而第三方制度干预平台正是在中观集体层面上扮演这种重建（弥补）平衡的功能。第一，在竞争过度、缺乏核心的原子态集群中，通过有秩序的集体行动，过程和制度信任增强成员间的合作和相互适应，培育核心企业的领导力，为核心企业的组网创造有利的交易条件、外部压力和认知氛围。第二，在已经核心化、科层化的集群环境中，领先企业也存在着力所不及，不能由单个企业（网络）完成的集体事务。这时形成针对特殊事件的集体治理的惯例、程序、方法等游戏规则，将可以提高集体行动的一致性。进一步，领先企业可以组成更具有战略紧密性的委员会、同盟等平台，提高解决集体实务的效率，并通过领先企业的决策一致、转化努力和示范效应，扩散到它们各自的网络中去，可以提高干预传播的效果和追随力度。此谓配合。第三，所谓引导，是指如果缺乏集体层面的信任投资，任由领先企业组网并展开异质性竞争也不利于集群的发展。因为领先企业网络内部活动越紧密，战略性减持合作伙伴程度越大，与本地的根植性联系越少，那些游离于领先企业网络之外的专业化企业、创业企业的生存越堪忧。两类团体之间的协作越分离、组织能力差距越大，不但会逐步丧失集群的专业化、柔性优势，对于立足本地走向外部的领先企业而言，也等于自断唾手可得的竞争优势。而具有公众性质的第三方制度干预平台通过不断引入战略性稀缺资源，保证集群中其他中小企业的技术与商业思维的更新，能够维持集群两个结构群体间的协作步伐，最终受益的将是集群内的各种主体和集群整体，这可以引导领先企业意识到自身的社群责任，开始主动投资本地根植性。这样，集群将会走向合作与竞争平衡、组织多元化、能够不断调整与自我更新的良性发展轨道。这说明，那些希望实施第三方制度干预的政策制定者、集群主体，需要切实根据集群的实际情况，在保证干预内容、时机合理的同时，还要认清平台的责任、目标与主要发力点，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论与启示
信任重建还只是研究者们开始考虑的研究主题[40]，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第三方制度干预的集群信任重建方案。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集群既要面临严酷的内部市场争斗，又要面对来自生产全球化的竞争压力，因升级困难的现象比较普遍。此集群竞争力下降、
升级不仅是在技术、行销和生产等价值链环节上有所突破，集群的整体组织与管理方式也需要进行转换
MANAGEMENTREVIEWVol.23No.08（2011）69技术与创新管理与创新。传统中小企业集群，所依靠的家族连带、熟人社会等私人信任机制已不能满足新的合作需求，需要在集体层面上对系统信任进行主动投资，以促进地方集群建立一个健康且可持续发展的商业社会环境。第三方冲突纠纷的仲裁和战略性生产服务的供给三个方面。通过基制度干预平台的主要功能包括过度竞争的管制、于创业导向的干预平台的建设，干预平台功能的实施，逐步使网络参与者形成彼此间认同，产生、确立全新的
规范和正式的游戏规则，并通过他们的实施和示范，引导集群变革行动，从而改变集群固化的心智行为密码、
模式。
本文系统分析了第三方制度干预的作用层级与机理、干预内容、变革过程、管理方法以及使用条件，为中小企业集群信任重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但在未来还有许多内容需要进一步完善：（1）由于不同集群的干预切入点与干预制度的实施先后路径是不同的，因此各种制度干预方案的不同条件和机制是什么，如何诊断不同集群的干预需求。（2）由谁来充当制度干预的集体企业家，如何选择制度干预的创业方案（newidea）及干预时机。（3）制度的一般规则如何制定，如何兼顾整体的权威性和具体规则的有效性。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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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gging-DEABasedEvaluationontheEfficiencyofUniversities’UseofResearchFunding
ChenHongzhuan1,YangZhen2,LiuSifeng1andXuJing1
(1.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Nanjing210016;
sCourtofNanjing,Nanjing210008)2.TheIntermmediatePeople’
Abstract:Thispaperaimstostudytheefficiencyofuniversities’useofresearchfunding.Wehavedrawnupinthecharacteristicsandtheproblemsofdistributionofuniversities’scientificresearchfundingbyusingthestatisticalmethodstoestablishanevaluationindexsystemonusingefficiencyofuniversities’researchfunding,estimatingthescientificoutputlaggingtheinvestmentoftimeaswellasalaggingDEAmodel,analyzing31representativeuniversities’scientificresearchoutlaysrelativeefficiencyfromangleofinput-outputdynamicandinvalidcollegesscaleeffectivenessandprojectioncalculationbasedon31universitiescross-sectiondataanalysisfrom2002to2006.Theresultsshowthattheoverallusingefficiencyofuniversities’researchfundingisnothighand48%ofcollegesanduniversitieshavecertaindegreeofproblemsoninsufficientinputandoutputsurplus.Atlast,weputforwardsomesuggestionsforsolvingrelatedproblems.
Keywords:researchfunding,laggingDEAmodel,efficiencyevaluation
（上接第71页）
Third-partyInstitutionsFacilitationandTrustReconstructioninSMEClusters
ChangLu,FuZhengpingandGuHanjie
(SchoolofBusiness,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
Abstract:Inbothdevelopedanddevelopingcountries,trustandinter-firmcollaborationisnotaphenomenonthatoccursnaturallyinclusters.Instead,SMEshavetoinvolvethemselvesintenseanddevastatingcompetitionwithinbothinternalnetworksandexternalnetworks.Asaresult,theSMEclustersarecaughtintothequagmireofdistrust.Toaddresstheseproblems,weproposethatthird-partytrustfacilitatorscanplayavitalroleinrebuildingtrustinclusterswithinwhichdistrustandnon-collaborativeenvironmentarenormalphenomenon.Regulation,arbitrationandserviceasitsmainfunctions,third-partyfacilitatorscannotonlyprovideSMEswithpublicservicessuchasdisseminatinginformation,coachingemployees,butalsoidentifyopportunities,introducenewstrategicresources,evaluatebenefitsandrisks,andevenactonnewventures.Inordertoachievethedesiredinterventionresults,clustersneedtocreateanentrepreneurship-orientedthird-partyfacilitatingplatform.Andcompositionofforcesfromthethreeelementsoffacilitatingplatform,namely,collectiveentrepreneur,gamerulesandnetworkparticipants,determinetheeffectofaggregatetrustreconstructioninSMEclusters.Inaddition,thethree-stageprocessesofentrepreneurship-orientedthird-partyfacilitationarediscussed.Finally,weilluminateconditionsofimplementationofthesethird-partyfacilitatorsanddialecticalmeaningwithotherreconstructionmechanisms.OurstudyhastheoreticalandpracticalimplicationsfortrustreconstructioninmanyChineseSMEclusters.Keywords:SMEcluster,third-partyinstitution,trustfacilitation,trustreconstruction
MANAGEMENTREVIEWVol.23No.08（20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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