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农产品市场的现实选择与思路创新

稳定农产品市场的现实选择与思路创新

作者：宋则

来源：《商场现代化》2013年第32期

一、在农业“小生产遍地”的过渡阶段，政府调控市场的意义才最为重大

中共十八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对三农问题做出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创新农村经营模式等多项目标既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安排，也是眼下迫切的工作重点。全面贯彻落实这些大政方针，定将从根本上夯实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农产品市场稳定的微观基础，为改善国计民生提供坚实可靠的重要支撑。同时应清醒估计到，我国毕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这些战略目标，任务十分艰巨繁重，其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综合来看，可归结出一个绕不过去、需要冷静面对的现实问题，即在这些战略目标基本实现之前又当如何应对，如何以最小代价积极稳妥地分阶段走好每一步；特别是在农业小生产汪洋大海尚未根本改观的严峻状态下，如何化解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中的盲目性困扰，减少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和经济损失，最大限度保持农产品市场供求、价格的相对稳定。这是过渡阶段需要深入探索的尖端难题。

我国不能坐等农业现代化、农民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之后，再来谈论稳定农产品市场的问题，因为到那时，稳定市场要比现阶段容易得多，至少不再是最困难、最突出的问题。美国、欧盟发达国家和巴西、阿根廷等中等国家的实践显示，农业组织化程度与市场调控难度成反比，农业高度现代化、集约化、规模化和组织化是农产品市场稳定的可靠根基。这也就意味着，恰恰是在中国特色的农业组织化程度比较低、盲目性较高的历史阶段，稳定农产品市场才是最富于挑战性的现实选择，也是考验中国“调控智慧”的真正难题。在困扰丛生的过渡阶段，千方百计做好稳定农产品市场这件难事，既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国计民生的期盼所在，其意义无疑重大而深远。从这个思路切入，我们就没有理由再一味责怪埋怨农民的盲目性，简单化地“拿小生产说事”，以此来为农产品市场大起大落、调控失当而辩解塞责。 二、满足农民渴望的信息需求，狠抓先导型数据指标对改善政府调控才最为重要 由种植业、养殖业自然特点和经济原因所决定，农产品市场存在着有规律的波动周期，加之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影响，波动周期中时常夹杂着偶发的不确定性。在这个动态连续的过程中，各种情况都是上一个周期波动震荡和偶发影响的自然延续。绝对消除市场波动几乎不可能，但只要抓住要领，认识其规律性，即使是在小生产、盲目性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减少农产品市场一再出现的大起大落却是完全可能的。

驾驭市场的要领就是创新工作思路，转变政府职能，将市场调控的重心和主要注意力，从事后的被动跟进管理，转变为事前的主动引导服务。实现这一转变的核心要害就是建立先导型的数据统计分析系统和准确信息的提前发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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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调节、随行就市的前提条件下，政府为稳定农产品市场所采取的调控手段，通常包括最低保护价收购、临时性最高限价、农产品专项储备预案、应急储备措施、农产品进出口调剂、财政补贴、税费政策调整和发布市场信息等等。其中，农产品市场数据统计分析和信息发布最为重要。这是因为，第一，种种具体调控手段，都要依赖对市场数据信息的准确把握；第二，数据统计分析和信息掌控发布本身，对于稳定农产品市场具有首要的无可替代的强大功能。信息服务、指导手段的水平越高、用得越好、用得越巧，其他调控手段就越可以少使用甚至不使用。因而信息统计分析和发布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调控手段，也是被市场经济国家普遍优先采用的基本手段。

农产品，特别是鲜活农产品数据信息分为三类。一是“过去时”数据信息，即反映已经发生过的滞后型信息。例如上年、上月、上周的肉蛋菜供求数量和价格；二是“现在时”数据信息，即反映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事态的实时型信息。例如本周、当日的肉蛋菜供求数量和价格；三是“将来时”数据信息，即可有效预示预警未来状况的先导型信息。例如下一个肉蛋菜季的供求数量和价格。三类信息各有作用，但最有价值的是预示预警“将来时”的先导型信息。前两类数据只能用作事后的统计核算回归分析，对预测预警未来走势的作用极为有限。

迄今为止，我国市场调控虽然政出多门，但都是依赖“过去时”数据汇总报送来分析和决策，充其量是掺入一些“现在时”数据信息，例如，相关机构只了解农产品过去和现在的价格、供求，却无法知晓现在的价格、供求会如何影响生产者下一步的行动。而当“最新供求价格数据”从不同渠道汇总上报、统计分析时，还没等到发布，就已经过时了。因为真正决定下一周期供求价格状况的许多生产者、经营者们，为赶季节、抢时令和抓先机，并不会停下来坐等，他们分散决策所形成的下一步行动早已根据自己的判断开始了（无论这些决策和行动是否正确）。所以，信息迟滞必然导致调控迟滞，政府决策总是被动跟进，“赶不上点儿”。这也就注定了主要凭借过时数据所发布的信息预测报告，含有太多经验式“拍脑袋”的猜测成分，往往似是而非、莫衷一是，令人将信将疑、无所适从，其后果常常事与愿违，非但无法平抑市场剧烈波动反而有可能加剧市场的大起大落。

在现行体制下，我国许多政府专职部门以及社会各类分析预测机构都在做分析、做判断、做发布，但是所依据的大都是不全不准不及时、低质量的滞后信息，以至于信息发布常常降低到了“农民的水平”，也就是当农民“发现”某些肉、蛋、菜、果“突然多了”，大面积过剩滞销了或某些肉、蛋、菜、果“突然少了”，大面积短缺脱销了，一些预测决策机构才跟着“发现”。于是在我国，这类所谓“突如其来”现象每年都有发生，几成常态。

因此，我国农产品市场大起大落绝不仅仅是“分散小生产闹的”，某些政府机构基于信息迟滞的“硬调控”也很“给力”。由于对市场先兆缺乏敏感，因而往往事前掉以轻心、浑然不觉，事后仓促应对、过度反应。这种糟糕的判断和补救式决策往往引发恶性循环，造成反向性夸张的放大信号和强烈误导，进而造成肉蛋菜果的潜在种养殖能力的瞬间叠加（或瞬间锐减）。殊不知，瞬间叠加的种植、养殖供给，就已经埋下隐患，酝酿着新一轮“农产品超水平供给过剩积压---价格瞬间大跌伤农---种植养殖能力瞬间萎缩—-供给迅速减少、价格再度飞涨”的新结局，如此循环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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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稀缺、最重要的信息资源是可资预测预警的“将来时”信息。农业分散小生产者最渴望的，正是能够提前及时正确告知他下一轮“种养什么、种养多少”，可供指导其实战、最有参考价值的信息。而当生产者、经营者得不到这类信息的时候，就只能别无选择地“把市场当赌场”，凭侥幸去“猜”去“蒙”去“碰运气”，或者盲目“随大流”被动扎堆去“跟”。因此，信息迟滞误导会把农民、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市场预期扭曲、搞乱，把市场变赌场；而有参考价值信息将使赌场回归市场，基本消除农民生产者、经营者一窝蜂式的盲目扩张或盲目收缩。所以，满足农民生产者和经营者渴望的信息需求，狠抓先导型数据指标对改善政府调控最为重要。 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转变职能，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毕竟只是指导和参考，不可能也不应该包办替代农民的自主决策。而基于信息化基础上的政府调控，也只是采取有弹性的指导和防范，将市场上下波动保持在一定合理的区间，而不是将市场框死。 三、创新思路，建立以先导型数据指标为主导的政府信息服务体系

为了“让赌场回归市场”，农产品市场调控的现实选择，只能是在加快提高农业生产和流通领域现代化、集约化、规模化、组织化水平的同时，实行数据统计分析方式和统计分析指标体系的彻底转变，建立以“将来时”数据指标为主导的先导型政府信息服务体系。这种高品质、预见性、前瞻性、可靠性的指导性信息，是建立在摸清一系列先行数据基础上才能得到的“打出提前量”的科学信息，也就是最有价值信息。

1.指标设置创新，建立先导型数据统计分析的指标体系

对此，工业品采购经理人指数的统计分析思路可资借鉴。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是源自美国，被国际普遍应用于预测预警未来国民经济是扩张繁荣还是收缩衰退的先行指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体系共包括11个指数：新订单、生产、就业、供应商配送、存货、新出口订单、采购、产成品库存、购进价格、进口、积压订单等等。目前，采购经理指数问卷调查已列入我国国家统计局的正式调查制度。

借鉴这个思路（不可能照搬），在农业领域，可能选取的、代表未来、有“苗头先兆”的问卷调查的先行指标似可包括：分品种的种养植面积增减的新变动；农民种养殖意愿增减的新变动；农资、肥料、种子、用工等数量增减的新变动；成本--价格走势对农户生产影响强度增减的新变动；专业户、专业社的新签合同订单增减的新变动；流通领域商人采购增减新变动、物流流量、流向增减新变动；等等。至于设立哪些指标及其样本、权重等等，还要根据代表性、实用性、便捷性、可操作等原则作进一步研究选取。 2.组织建设创新，建立先导型数据的调查采集队伍

先导型数据的调查采集队伍不同于以往的农村调查队，其职能主要不是搜集代表“过去的数据”，而是搜集预示着“将来的数据”。这就要求调查队伍要下沉前移，动态跟踪，深入田间地头，努力掌握生产者最新动向和第一手资料，通过调查问卷和入户访谈的方式，有目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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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地专门搜集汇总分析报送肉蛋菜果等农产品下一生产周期的最新动向，滚动采集下一周期的数据。这就需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提前数月对农产品生产、流通的先行指标采集监测上。为此，要合理设置布局先导数据指标的采集网点，运用信息技术创新来抓好各地最新动向的汇总分析、实时监测和定期报送制度建设，建立先行指标的扁平化直接报送体系。

从动态连续性来看，肉蛋菜果等鲜活农产品市场出现起伏较大的转折时点，刚好是抓住下一周期动向苗头的切入点，也是调查采集队伍工作的着力点。特别是在某些产品过剩、滞销，价格下跌伤农的情况下，要更多留意下一阶段农民有可能大幅减少种植养殖意愿的情况，提前采取适度措施，防止再度出现短缺、价涨和人心不稳。

在各级政府提供信息服务的基础上，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尝试推行另一种信息服务外包的新模式。即“政府花钱买服务”，依托各种协会组织或委托商业化、职业化的社会信息调查公司，担当上述任务。例如，美国拥有发达的农业信息服务基础。成立于1848年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是农产品各市场主体了解市场行情、获取价格数据变化和农民行为变化信息的直接窗口，方兴未艾的农业网站、信息咨询公司也为农民的提供了有效的信息需求。在以先导型数据信息服务的基础上，美国农业部用于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市场信息采集和发布的信息指标包括产品名称、规格、价格、质量等多个方面，还采集和发布与价格关系密切的运输信息及其它相关市场条件。采集和发布信息工作由农业部市场服务局蔬果信息处负责，在各主产地或批发市场都有其派出机构和人员，将搜集到的先导型信息通过网络传递给市场服务局，进行汇总和发布。另外，农业部下设销售和检验局，以确保蔬菜安全。美国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流通事务都在农业部的管理之下。在美国提供农业信息服务的商业性系统近300家，在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较好解决了信息的不透明和滞后性难题，从而有效防止了农产品产供销领域生产商、中间商利用信息不对称从事的过度投机。

3.管理体制创新，建立统一扁平化、多层级的预测预警管理体制

政出多门往往导致“数出多门”、莫衷一是。我国首先要改变这种数据信息来源过多、质量不高、低水平重复的混乱状况，建立国家级、省区级、市县级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相互协调，高效权威的管理机构。国家级机构负责全局的掌控，省区级机构除了定期汇总及时报送以外，更要把握好本省区农产品生产先导型数据和预测预警。市县级机构则定期同时向国家机构和省区机构汇总报送相关数据，以扁平化报送汇总，减少层级过多造成的数据迟滞耽搁。 4.职能转变创新，强化政府前瞻性的综合服务能力

提高政府前瞻性的综合服务能力，就是要联手构建信息共享的多部门联席会商机制，根据对未来最新动向、先兆、苗头的分析预测和把握，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将监测重心下沉前移，至少提前一个周期，定期给出及时、权威、可靠的鼓励或限制种植养殖信息和明确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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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政府前瞻性的综合服务能力的要点之一，就是对影响较大的蔬菜供应基地，加强采集和实时重点监测预警，提前进行排查摸底。例如，提前掌握对主产区农户、专业合作社等种植面积中短期变动、种养殖中短期意向、农资中短期采购变化、涉农订单中短期变动、蔬菜存储的短期动向；提前了解各个主产区此消彼长相互影响的动向，掌握好各地区农产品预计上市的时间差、季节差和灾害补救，实现协调互补，提前安排错峰上市、防止“撞车”积压，提前了解冷链物流配送增减变动。

5.责任意识创新，建立稳定农产品市场的问责制

假如农民没有听从正确的指导意见建议而造成经济损失的，自然应当承担后果，但假如政府信息分析和建议出现明显偏差，则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采取措施予以补救和补偿。以先行指标为基础的调控体系，即使是在分散小生产众多的场合，仍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防止以往一再出现的农产品市场大幅度剧烈波动。因此，今后再出现农产品大面积严重过剩，价格大幅下跌，给农民造成严重损失的，可以认定为“责任事故”，一定要追究相关主管部门和直接责任人的过失，责令其必须保护受损农民的利益，适当赔偿当事人的经济损失，不得推诿塞责。因为凡是出现这种“突如其来”情况，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先兆的，肯定是相关政府部门对农民的引导有误，或者是对先行指标变动浑然不觉，销售风险预案没有建立，因而出现了原本可以防止的失察和疏漏。这同样属于失职行为，理当承担和追究责任。在这种关键时刻及时赔偿农民的损失，可以最大限度防止“菜贱伤农”，保护农民下一周期种养殖的积极性，稳定农产品供给，从源头上减少震荡，为稳定后续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当然，实施以先导型数据为基础的信息统计、发布至关重要，但包打不了天下，况且瞬息万变的市场致使政府信息不对称缺陷以及灾害损失永远无法完全克服，小范围少品种局部的较大波动在所难免，但大面积多品种剧烈波动和巨额经济损失应该可以防范。提前发布农产品市场供求、价格信息，给出精确化、权威性的种养殖指导意见和建议，是政府无可推卸的责任，也是今后政府转变职能，提高服务水平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