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欣赏】韩愈《师说》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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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说 韩 愈 【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靠(他)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啊。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的问题)?(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始终不能解答了。出生在我前头(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做老师;出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做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就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原因)大概都出在这里吧!
(人们)爱他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孩子们文字,(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老师),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大)道理,解答那些(有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理解(书本上的)字句,不能解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有的(书本上的字句)向老师学习,有的(大道理的疑难)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却反而)放弃(不学),我未能看出那种人(是)明白(事理)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他们)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一听到有人)称“老师”称“弟子”等等,就许多人聚(在一块儿)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他们)就说:“那个(人)同那个(人)(指老师和学生)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啊,(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可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
就近乎谄媚!”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好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君子们认为(是)不值得一提的,现在君子们的见识竟反而比不上(他们),可真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三个人同行,(里面)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永远)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样样都)比学生贤能,(老师和学生的区别只是)听到道理有的早有的迟,学问和技艺(各)有(各的)专长,(只是)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叫)蟠(的),年纪十七(岁),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他)不受(当时士大夫那种耻于从师的)时俗的限制,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正道,(所以)写(这篇)《师说》送给他。
【赏析1】
《师说》论点鲜明,结构严谨,正反对比,事实充分,说理透彻,气势磅礴,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文章先从历史事实“古之学者必有师”、老师能“传道受业解惑”、学者定会遇到疑难“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三个方面证明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老师的年长年少,作者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明确了择师的标准。接着就从三个方面进行对比,抨击“耻学于师”的人,先用古今对比,指出从师与不从师的两种结果;次用人们对自己与对儿子的要求不同来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为的自相矛盾;最后用“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揭露士大夫之族的错误想法,指出这是“师道不复”的真正原因。从后果、行为、心理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指出了他们在“从师”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点明了从师学习的重要。作者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择师标准出发,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的论断。为了证明这一论断,
作者选择了孔子的言行来作证。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孔子是圣人,圣人尚且如此,那一般人就更不必说了。而且作者虽只用了寥寥数语,而孔子的言行却写得具体,因而很有说服力。这样,文章以其鲜明的中心、清晰的层次,充分的说理体现了逻辑思维的严密。全文分4段。 第1段
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
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
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
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
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他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门第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形成了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重门第之分,严士庶之别,士族的子弟,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废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这对择师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就普遍存在着从师“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韩愈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提出以“道”为师,“道”在即师在,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以看出《师说》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斗争精神。
【赏析2】
为感时而作的师道精品
──韩愈《师说》赏析
彭 琰
一、抗颜为师,能行古道
魏晋以来师道沦丧,士林之中以相师为耻渐成风习。至唐代中叶,此风愈演愈烈,“为人师者皆笑之”,甚至“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针对士林如此情态,韩愈“奋不顾流俗”,置“群怪聚骂”于度外,做《师说》,“抗颜为师”,以光复西汉“师道”为己任,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即使在千载以下的今天,也不能不令人钦佩。
韩愈“毅然为人师”,炫怪群目,士林哗然,遂得“狂名”,为人非笑。然有识之士,却响应不绝。韩愈《答崔立之书》曰:“近有李翱、张籍者,从予学文。”李翱是古文大家,张籍是著名诗人,他们能北面师韩,说明韩愈所倡导的“师道”,如空谷传音,回响甚大。潭州刺史韦彪之孙韦中立,虽出“高门”,但亦能“不拘于时”,恭行古道,致函柳宗元,提出从师学文的请求,大概也是受韩愈《师说》的影响吧!
当时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因拒韦中立之请,“不敢为人师”,古代学者多以二人之“道不同”释之,这实为误解。柳宗元“不敢为人师”,原因是怕“招闹取怒”,并非反对韩愈光复“师道”的主张,其《师友箴》及《序》可为佐证。《箴》曰“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序》曰“举世不师,故道益离”。显然,柳氏对“师道”的理解,与韩氏如出一辙。他的《师友箴》和《序》,其实就是对韩氏《师说》的支持,而且较之其他有识之士的支持,显得更为有力。即使柳氏谢绝韦氏“从师”一事,也只是他不愿“以师云尔”罢了,而对其“诚欲往来见所闻”,还是竭诚欢迎,“愿悉陈中所得者”以示杀之的。这种“取其实而去其名”之论,其实也对韩氏《师说》的一
种委婉支持。再看他把士人对韩氏的“群怪聚骂”比成“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亦可知他对“耻学于师”之风气,是何等深恶痛绝!韩柳二公在“师道”问题上的看法一致,柳宗元亦是韩愈“师论的同调及其抗颜为师的响应者”,勿庸置疑!
二、意在传道,重在解惑
《师说》首段即开宗明义,点出“师”的作用以说明其重要,并为下文阐述“师道”之当复张本。这种高处立、阔处行的开局法,就为全文定下了气势恢宏的基调。韩愈将“师”的作用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六个字,表面看来,这三大作用似乎平列,实则不然。韩愈以光复“儒道”自命,他为“师”所概括的三个作用,自然有其特定内涵。所谓“道”,即修己治人之道;所谓“业”,即古人六艺之业;所谓“惑”,即此二者之惑。三者之中,以“道”贯之,“传道”为宗旨,“授业”、“解惑”皆为达到此主要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即学“文”为明道,习“艺”为致道,释“惑”为悟道。正因如此,韩愈才在本段之末指出“择师”原则应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前人评《师说》谓通篇只“吾师道也”一句,亦为此意。不过,韩氏论“师”的作用,虽意主“传道”,但重点却在于“解惑”。韩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等儒家大师的启发式教学法,他心领神会,而这种教学法的主要手段即“解惑”,这就是他特别重视“解惑”的原因。再加之释“惑”确实是学“业”致道的必由之门,欲使弟子有“大成”,就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手段,使之通过此门径,达到“悟道”的最终目的,即使之登上“业”之大堂,进而步入“道”之内室,以完成“师”的使命。有鉴于此,韩愈才在阐明“师”的三大作用之后,又专门拈出“解惑”一端加以申述。
此外,韩愈专就“解惑”一端加以申述,还可达到针砭时弊、生发下文的作用。“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一句,就有如此妙用。既然人人有惑,当然“师道”可兴不可废。然而时人却或“挟贤”
(以己为士人),或“挟长”(以己为长辈),或“挟贵”(以己为士大夫)而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结果是“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正因时风如许,平时以道自任、以师自处的韩愈,才不得不发出“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感叹。这样,文章就极其自然地过渡到下段。然后,他再从圣人尚从师,可见“贤”不可恃;童子尚从师,可见“长”不可恃;巫医乐师百工尚从师,可见“贵”不可恃三个方面,讽谕时宜从师解惑。由此观之,韩氏专拈“解惑”一端加以申述,就行文来说,亦有深意,决非信笔所至。
三、三峰插天,轻重相形本文来自
《师说》首段之末,韩愈论“择师”原则是“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其中“四无”实为第二段之“伏”。第二段即紧承此“四无”加以申发,除批评了当时不良学风外,还阐述了人人宜从师的道理。类此“伏笔”第二段也有,其所言圣人“且从师而问”,即为下段所言孔子师郯子等一事伏笔。第三段文字即承此而发。本文第二段得最为精彩。前人对此段写法的评述,可用“三峰插天,轻重相形”概括之。这八字,确实道出了此段写得极其精妙的原因。
“轻重相形”法即“对比衬托”法。作者为阐明人人宜师的道理,敢于直面现实,以“古之圣人”“出人也远矣”尚重视“从师而问”,与“今之众人”下圣人也亦远矣“却轻视”从师“相形”;以“其子”尚重视“择师而教”,与对“其身”却轻视“从师”相形;以“巫医乐师百工”尚重视“相师”,与“士大夫之族”却轻视“从师”相形。此外,作者还以“句读之不知”的小事尚重视“从师而问”,与“惑之不解”的大事却轻视“从师”相形。经此一比,“众人”、“其身”、“士大夫”之愚,都被衬托得跃然纸上,而其“惑之不解”宜师而问之理,都已不言而喻。由此可知,以“轻重相形”法说明事理,
确能收到反差强烈、其理自明、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效果。
“三峰插天”法即“三片并列”法。此段中“相形”之三小段,在其承接处,作者未以过度句或连接词相衔,形成三个并列的独立片,犹如三座独秀峰横插天间,屹然相向,互不统属。然而,如作仔细考察,则可知它们的地脉相通,实为同一山系,并展现相同地貌。换言之即是,这三小段文字,形如自立,实则义脉贯通,所言之理一样。这种独立成片,各片之间“硬语逆转”的“直接”法,确能给人以奇特兀立,挺拔醒目、功力深邃的感觉。
四、冲飚激浪,气势雄壮
韩愈古人,素以“猖狂恣睢”、“雄奇万变”、“奇偶交错”、“气势腾跃”著称。这种风貌的产生,当然有多种因素,但其中应以他“善用古”最为重要。正因他“善用古”才能做到既“复古”,又“变古”;既使其文“无所不包”,又使其文“无所不归”,达到一种“前无古人”的境界,养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故前人称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师说》的语言,就具有如此风采,这与作者运用大量排偶句、感叹句、对比句、反问句等修辞手法有关。这些修辞法的运用,进一步增强了《师说》的雄壮气势,使它产生了更大的雄辩力!
《师说》为感时而作。当时学风不正,师道不存,作者感慨万千,故其文多用感叹句。特别是“轻重相形”的地方,作者每次“相形”之余,都要感叹时人之愚。这些感叹色彩颇浓的句子,亦错综变化,毫不凝滞。“圣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皆出于此乎!”这是疑问语气。“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这是判断语气。“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与!”这纯是感叹语气。作者在《师说》之中,为了增强肯定的语气,表达强烈的感情,还用了反问句。这类句式,以“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一句,为最有代表性。
韩愈的《师说》虽有其特定内涵,但如抽去它的具体内容,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注入新的血液,那么,它对人们的启迪价值将是永恒的。它不愧是一篇古代重要的教育论著。
──原载《现代语文》 【鉴赏】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
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他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
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
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选自《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传世名言
·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崖苦作舟。(韩愈治学名联)
·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听颖师弹琴》)
·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原毁》) · 亲之割之不断,疏者属之不坚。
·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 · 少年乐相知,衰暮思故友。
·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 事业无穷年。
·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 (《师说》)
·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进学解》) · 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师说》)
· 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师说》) · 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
· 圣人无常师。 (《师说》)
·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师说》) ·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调张籍》) ·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原道》) 【背景】
《师说》是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是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抨击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同时,也是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作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
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文章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五岁,正在国子监任教。那么,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原来他听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示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话里看出。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
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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