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流行趋势【西夏服饰文化的汉化现象】

任何一种文化的创造都不是横空出世的,其间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而在此基础上,又无疑存在着一个形象表现和技巧传达的问题。中国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无论是哪朝哪代,即使是边远的服饰,都不乏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长期以来,在大量的文献资料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关西夏服饰形象的描绘和记载,他们的穿着打扮与汉族有许多相似甚至一致之处。种种的知识传达,使我们自然的将汉民族的服饰文化与之联系起来思考,是什么原因使西夏的服饰文化蒙上了浓浓的汉化色彩呢?这里有许多值得深入探究的东西,引领着我们走进西夏服饰这一丰富的文化领域。 一 西夏的历史文化发展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在中国西北方向建立的具有封建性和民族性双重性质的割据政权。从夏景宗元昊于公元1038年称帝,一直到末帝目见于公元1227年亡国,西夏共传十主,历时190年。其疆域最为广阔之时,达到“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因其地处西北边疆,故史称“西夏”。西夏与北宋、辽、南宋、金,先后鼎足而立长达近两世纪之久,其灿烂的民族文化,极大的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宝库,并为研究我国深邃的服饰文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党项族原为羌族的分支,以游牧为生,“东距松州,西叶护,南舂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浑。”,也就是居住在今四川北部、甘肃南部、青海东南部,后归附中原,内徙至陇东,陕北一带。唐朝末年,党项族中的拓拔部落因屡建战功,被赐李唐国姓,至此形成了以夏州为中心的藩镇割据势力。 公元1038年,李元昊立国称帝,他先废除了唐、宋赐姓,自号“嵬名氏”,自称“吾祖”,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又下秃发令,恢复故俗,都兴庆府,设文武二班,别服式,立军名,用兵制,创蕃书定礼乐。通过与宋朝的几次战争,迫使宋王朝承认其立国的现实,巩固了他的统治。在元昊之后的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等几位皇帝执政时,因为他们都十分仰慕

汉族文化,并进行了很多方面的改革,加强汉文化的推广,至使西夏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盛世的繁荣局面。但因晚期几位昏主的错误决策,以及重儒轻武的治国方略,最终西夏被蒙古消灭。 二 汉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汉文化源远流长,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在宋以前,就已表现出了在中华民族大文化的辉煌主导地位,对周边民族、国家的文化辐射,形成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西夏建国前,党项族的向内迁徙,就是其最初自身文化与汉文化的一次融合,之后无论在生活、劳动、服饰、音乐等方面,都已明显地渗透了浓厚的汉文化特色。西夏建国后,在与北宋的时战时和中,又不断仿效中原的各项制度,从而使之进一步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在广泛吸取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西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又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

元昊称帝后,创建了以汉字为模式的西夏文字,不仅对民族语言的发展和规范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西夏文化的兴盛、宗教的传播,以及活字印刷的发展,都有非常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西夏朝廷由来已久,一直是蕃礼与汉礼的轮番交替。这种融合交替,也造成了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同时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同时也为西夏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就在蕃礼与汉礼交替争先,互相争斗的过程中,儒学与佛教这两种文化因素迅速而又强烈地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角落,这使得西夏文化的本质越来越接近于汉文化。宋朝大臣富弼在概括西夏经济和文化情况时说:“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署,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属,行中国法令”,这充分说明了西夏文化是在依托整个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

丝织业是中原地区传统的手工业,到宋代时已具有了很高的水平。西夏建国前,党项族所穿戴的丝绸织品与麻、棉织品,主要依靠与宋王朝的朝贡、岁催、榷场等商品贸易。由于战争频频失败,西夏每年都能

在宋朝的“岁赐”中,获得大量的精美丝绸。因此,在与汉族的交往中,以及汉文化的影响下,西夏的丝织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建国后设立了专门管理丝绸、麻棉纺织工业的部门――“织绢院”和“绣院”等机构,这无形之中又带动了染料、印染工艺以及服饰的大力发展。在中原王朝先进的纺织、印染技术影响下,西夏不仅能纺织精美的丝绸、麻、棉织品,它的毛纺织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虽然战争频繁,但汉族人民和西夏人民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因统治阶级挑起的矛盾和仇恨而中断,人民之间的相互的接触和往来,不仅促进了西夏社会的发展和繁荣,而且对缩小当时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 西夏的服饰文化

服饰,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既是人类文化的载体,也是人类文化的表征,更是时代发展的镜子。西夏党项族在学习接受中原汉族文化的过程中,在保留原有民族传统服饰特点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中原汉族的服饰制度和服饰样式。

由于早期的游牧生活,使西夏服饰呈现出“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的固有特性。后由于获得宋王朝丝织品的“岁赐”,以及与之频繁地接触与贸易,皮毛服饰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人们开始广泛接受汉族服饰,并在效仿大汉衣冠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西夏最早的服饰制度。

元昊即位后,在强调“始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的同时,还对文武百官的朝服、便服和庶民百姓着装色彩,制定了非常严格、详细的服饰制度:“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贴起云镂冠、银贴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髑,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皂地绣盘毯子花旋,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此外,还详细规定了西夏官员垂蹀躞、配鱼袋和拿笏板等服装配饰的用途和方法。如:蹀躞带,多将皮革制成条状,并加钉有环,可以佩挂各种刀、剑、砺石之类的随身用品;配鱼袋,是从宋朝服饰等级制度中吸收而来,用以区分贵贱的饰品。西夏使臣多佩带此装饰,并以配鱼袋来体现身份的高贵,及和宋王朝王孙贵戚地

位的平等;笏,即手板,有事则书于其上,是出入宫廷的证件,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谅祚当政后,主张从汉仪,于是汉族服饰在西夏境内大面积广泛流行起来。到仁孝继位时,颁行了《天盛年改旧新定律令》,法典效仿汉王朝规定:除皇帝外,皇室宗亲、大小官员、僧人、道士、贫民等,一律禁止穿石黄、石红、杏黄、绣花、饰金、有日月及团身龙的服饰,同时禁止官民女子冠子上,插以真金打制的凤凰、祥龙等饰物。 四 汉、夏服饰的融合

西夏服饰从“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到“衣锦绮”的变化状态,也正是汉文化与西夏文化交融的体现。特别是“蕃礼”与“汉礼”在朝廷中的轮番交替,最终使先进的封建文化,成为发展和形成西夏文化的重要内容后,汉族服饰文化就迅速被吸收,达到了汉、夏服饰文化的紧密融合。 从仁孝其间所颁行的《天盛年改旧新定律令》可以看出,西夏帝王服饰制度完全借鉴汉朝衣冠服制。其中,统治者除冠冕造型采用了汉朝帝王所戴“通天冠”的样式之外,在冕服上也采用了“汉服”的“十二章”纹饰制度,同时将汉族皇帝一直专属的黄色作为御用服色,规定其他人不得使用。皇后的服饰制度与中原王朝的皇后服饰基本上没有区别,都是戴凤冠,穿交领宽袖衫,下系裙,前有蔽膝,垂绶及佩饰,外穿宽袖大衣,同时将汉族皇室一直专属的黄色作为御用服色。

“幞头”和“巾”,这两种在唐宋时期中原男子首服中,最为普遍出现的服装款式,在西夏人的装束中被广泛应用。“文官幞头,平民戴巾”的服饰制度,可以明显反应出汉文化对西夏服饰的深厚影响。

“穿紫佩鱼”,在宋代被视为荣耀、权贵的象征。鱼袋“虽沿唐制,但存形模,全无所用,附鱼形其上者,特其饰耳。”(宋程大昌《演繁露》)宋时的“鱼袋”,是用金、银饰为鱼形,系挂于革带间,而垂于身后,象征身份、地位的饰物。西夏使臣也效仿中原,以此来分别贵贱,体现与汉族政权的平等。夏拱化二年(公元1064年)初,谅祚派遣使者吴宗到中原庆贺宋英宗继位,吴宗“至顺天门,欲佩鱼及仪物自从”。

承袭隋唐遗风,宋代女子的发式以高髻为主,并有“冠梳”的习俗。所

谓“冠梳”,就是用漆沙、金银、珠玉等做成两鬓垂肩的高冠,并在冠上插以白角长梳及花朵,有的还将桃、杏、梅、菊等花朵装饰在一个冠上,时称“一年景”。汉族这种高髻、“冠梳”、插花的习俗,也被西夏妇女所喜爱。元人马祖常在经过河西西夏故地时就写过:“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的佳句。从西夏诗歌《打春》中对妇女的描写“彩杖竞拐官徒手,金幡成带俗纶巾”中也不难看出,当时社会汉、夏女子装扮的审美意识,已经达到了共识状态。

“褙子”,是一种便服,在宋代妇女中比较流行,衣长大多过膝,在左右腋下开衩,衩的长度多在两尺以上。西夏妇女服装受汉族的影响,也广泛流行“褙子”,在穿着时,衣襟部分常常敞开,不用纽扣或绳带盘连,任其露出里面的服装。

除上述以外,从西夏的一些文献资料中记载的西夏服饰名称及品种来看,几乎与唐宋服饰名称完全一致。而且如:幞头、褐衫、旋、裙裤、褙子等,都与汉族的服饰款式没有差别。 五 结论

通过以上对比和描述,不难看出,从党项人归附中原王朝,内徙至陇东、陕北一带开始,一直到公元1038年,李元昊立国称帝建立西夏王朝,西夏人的服饰装束也随着汉族文化的深入,从“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到德明时期的“衣锦绮”,也在一直不断地变化和发展。逐渐汉化的西夏服饰,是汉文化在西夏人民内心根深蒂固成长的结果。汉文化的深入,为缩小文化差别,加速民族融合,增进中华民族的统一,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它带动着西夏服饰文化不断发展、壮大,也为中华民族服饰谱写了华彩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