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亲身经历了《铁皮鼓》长达四年之久的创作过程。她经常想听,有时也务必听我讲述小说的临时结局,这些尚未最终确定的结局常常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我在写作时经常出神,并且不停地吸烟,以致室内烟雾缭绕,安娜也许很难确认这个男人就是她的丈夫。作为她的伴侣,我肯定让人受不了,因为我整日沉迷于我所虚构的人物世界中。我是一台操纵着许多电路的配电设备,我与若干相互穿插的意识层面紧密联接在一齐。人们称之为“疯魔”。
我在埋头创作的同时,活得也很实在。我精心地烹调五味,一有机会就去跳舞,因为我十分欣赏安娜的长腿与舞姿。一七年九月,就在我专心致志地写作《铁皮鼓》第二稿时,我们的孪生子弗朗茨和拉欧尔出生了。这不是一个创作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每月有三百马克的生活费,这笔钱是我随手挣来的。在四七社一年一度的聚会上,我售出了我的素描与石版画;瓦尔特·赫勒雷(注:瓦·赫勒雷(1922—),德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杂志《重音》的出版者之一。透过向我约稿和采用我的稿件付给我稿酬,他生性乐善好施,间或来巴黎时就将钱带给我,在遥远的斯图加特,海森比特尔(注:赫·海森比特尔(1921—),德国“具体诗”诗人。)将我从未上演的剧作制作成广播剧播放;翌年,我已开始雕琢《铁皮鼓》的终稿,此时我获得四七社文学奖,第一次赚到了一大把钞票,总额为五千马克,靠着这笔钱,我们买了一台电唱机,这台电唱机这天还能出声,它属于我们的女儿劳拉。
我从未参加中学毕业考试,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常常使我的父母感到忧伤,但是有时我认为:恰恰是这一点保护了我。因为如果我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那么我肯定会拥有一个职位,我会成为夜间节目修改而将自己刚动笔的文稿锁在抽屉里。作为一位被埋没的作家,我肯定会对那些文思敏捷的作家满腔怨愤,这些作家在大自然中竟然能够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上天常常赋予他们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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