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是古人常写的文体，而且佳作颇多，大体是通过绘声绘色的叙述游玩过程，给读者带来如同亲历般的感受。一个困难是，游历过程很难穷形尽相;读者的感受，也不甚真切。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里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方其搦管，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这些话有些难懂，不妨说得通俗一些：登山观海，常令人情绪飞扬。写作之前，文思泉涌;写成之后，未必满意。为什么呢?因为作者的构思可以翻新出奇，但语言的表达却很难灵巧精美，这就是所谓词不达意。记录一次完整的经历尚且如此，如果经历本身就不尽如人意，要写出有影响的游记作品，恐怕就更困难一些。王安石就曾经面对过这样的困难。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四月，33岁的王安石从舒州通判的任上辞职，在回家探亲的时候，和朋友萧君圭、王回以及自己的两个弟弟，一起游玩了褒禅山，可是玩得很不尽兴。在游历后洞的时候，“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王安石“遂与之俱出了”。应该说，褒禅山之游，只能算是一次半途而废的游历。把这样的经历写出来，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王安石有些郁闷，所以他没有动笔。三个月之后，在这一年的七月，他写出《游褒禅山记》，这时，他已经不是在写一篇单纯的游记性的文章了，而是对“如何成功”在做理性的思考了。这确实有些小题大做，但这篇小题大做的文章，却成为宋代游记独出机杼的佳作，显示了王安石与众不同的情思和鞭辟入里的思辩能力。14年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他受诏入京，第二年，他着手变法，开始了为时15年的“政治游历”。不幸的是，这次“政治游历”也因有人反对而像当年游褒禅山一样，半途而废了。其中是否隐藏着一些宿命的玄机呢，也未可知。
笔者无意在这方面故弄玄虚，只想玩味一下王安石的行文之妙。我以为，《游褒禅山记》在写作上至少可以给我们带来两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平淡的素材，照样可以提炼出深刻的主题;而提炼主题的过程，正是提高认识，升华思想的过程。写文章的人，太需要这样一个过程了。就王安石而言，举着火把和朋友兄弟钻了半截山洞，这实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如果非要写文章，无非是“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提醒自己不该盲从他人，一句话足矣。但是这样的文章，毕竟只是一篇“忏悔录”，没有多少积极的意义。王安石是不会停留在这样浅层次的思考上的。他想到了什么?想到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所以——“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明确了“至”与“志”的关系，即所谓有志者事竟成。可是，只有志向，还是不行的。“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矣。”引出“至”所需要另一个重要因素——力。这个“力”，和“不随以止”的恒心结合起来，就成为走向成功的“个人素质”;有了这些，也还不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指出了外物帮助的重要。他的思考，可谓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所得的结论，放射着理性的光辉，令人叹服。
第二，提炼主题，要找到事件与情理的契合点，找到升华文章主题的突破口。文章的主题体现的是作者的思想，一个没有思想的作者，是写不出动人心弦的文章的。清代学者沈德潜在《诗说醉语》中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指出了作家个人修养的重要。王安石既有政治抱负，又有文学修养，他渴望成功，拥有的却是失败的游历，“不能至”就是事件和情理的契合点，就是升华文章主题的突破口。他用三个“不能至”，为“至”张本，揭示出走向成功所需要的四个条件：志、力、物与恒心。当这些条件都具备，却没有成功，“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如果把这些条件都用到了，仍然没有成功，“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可谓立论严谨，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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