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感言

　　三百多年前的培根先生，将读书治学的人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蜘蛛式，靠自己肚子里分泌出的丝，织成经纬交错的网络，在自己营造的一亩三分地里爬来爬去，捕获小猎物，供自己生存。这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经验式的。第二种是蚂蚁式，很勤奋，不遗余力，但一味的集聚，没有选择，不求品位，死苍蝇、大粪球也往家里搬，甭管有用没用，吃了有没有问题，据为己有储藏起来再说。这是盲目性的，不加甄别，没有筛选，典型的全部照搬。第三种是蜜蜂式的，季节不分春夏，地域不限南北，闻着香味去，采了花粉回，再进行深度加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酿成蜂蜜。这是广博汲取，去芜取菁，为我所用，形成独特的自我，这是最高的读书治学的境界。

　　读书一要精，二要博，三要合用，而关键的两端，则始于质疑，终于开悟，贯穿其整个过程的，是带着思考的博学和穷根究底的考据。书不精，品位不高，见识肤浅；读不博，格局不大，眼界狭窄；不合用，徒用笨力，事倍功半；开悟，作为一种强大的学习能力，既是学习的目的，也是阅读中不断进行自我训练的能力培养，而阅读者在开悟时得到的那种七窍光焰的灵感迸发，是旁人无法体会到的愉悦享受。宋人张载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如果大家夸一个人悟性强，那这个人的学习能力一定非常了得。

　　一般而言，知识面窄的人悟性必然差，因为可供他思维参考的资源匮乏，解决问题的途径单一。王安石在《答曾子固书》中认为，“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光读经典，就不能真正理解经典。触类旁通，必须广博地汲取。工作和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人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办复杂了，友善的问题办对立了，美好的事情办砸锅了，与思维的僵化、情绪的偏激有直接关系。知识面宽了，心肠宽绰，情趣优雅，办法多多，利害轻重权衡得既快捷又明白，很多棘手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但现在市面上书出的不少，泥沙俱下，垃圾秽物混杂其间，选书已经需要好眼光，高境界。朋友大鹏有言：“‘糟粕尝来愚更愚’，知识不等同智慧，乱读不等同博学，唯有从真理、良善的深度汲取和利用知识方为正道。”好比人的饥渴，总要先选择一下那食物和饮水，对身体有没有害处。暂时饱了口腹，却染沉疴在身，恐怕谁也不愿干这样的傻事。对书的选择，比这要复杂的多。受每个人职业需求、性格志趣、审美取向、人生观、价值观、学识水平和修养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对同样的书可以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评价。

　　被胡适先生誉为“世界上伟大小说”的《醒世姻缘》，我却觉得可以忽略不看。近一百万字，翻来覆去说一个恶女人怎么打丈夫：用洗衣的棒槌打六百下，险些打死；将一堆烧熨斗的红炭从丈夫的领口倒进去，几乎烫死。讲来讲去，最终是要说明那男人之所以受这非人的罪过，概因为前世他曾经杀死了一个母狐仙，今世托胎成他的太太来因果报复，所以要往死里整他。你小子想解脱也没门，只有一边忍着，一边念经向佛多行善事。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前世的孽债谁能证实，如此惨无人道的家庭暴力谁能容忍，这样的书能给人“伟大的”益处吗？

　　可同样是胡适先生，却称中国经典不过是一堆杂货，这个论点我倒觉得很大胆，因为我对所谓的经典从来是不迷信的，你越说“必读”，越说“非读不可”，我就偏不读。你拉出一长串“人生必读”的书目，我凭什么听你的？那些东西不是吓唬人，就是教训人，要么就有商业目的，不屑一顾。说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且不说它到底是不是孔圣一人所写，若是死读书，读死书，整天熟背《论语》的人，把自己的家治理好已是阿弥陀佛了。

　　“书少非君子，无读不丈夫。”秦皇汉武，文采还是有的；唐宗宋祖，风骚亦不平常。说刘邦是个大老粗，可他衣锦还乡时，还领着孩子高唱自己亲自创作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说朱元璋是个大文盲，可看看中国台湾出版的《故宫书画录》中的朱元璋亲笔手谕，便知道“数风流人物”，并非独看今朝。倒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今朝的人如果不读书，不研习，不与时俱进，照样会让历史的车轮倒退。

　　记得英国教育家吉朋说过：“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接受着两种教育，一种是外来的，一种是自己的，而自己的教育更为重要。”相比外来的教育，自我教育将贯穿于生命的始终，更需要自觉的主动，良好的习惯，意志的支撑，灵动的悟性。每个人都以鲜明的个性、独特的心智模式，优劣互见的活跃在社会和家庭的舞台，每个人都需要正确地认识自己，完善自己，提升自己，每个人也都在有意识无意识地塑造着自己，而如何塑造最好的自己，决定着我们生命的高度和质量。读书影响着心智，心智左右着思维，思维统帅着格局，格局决定着命运。若自愿尽毕生之心智，致力于塑造最好的自己，书，是唯一永远不离不弃、召之即到、伴则倾心、无怨无悔的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