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帝：曾国藩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李鸿章花了5年心思为他置办的两江总督府里平静离世。之后140年来，曾国藩被不同的人群关注。与历史上许多成就一番功业的伟人相比，无论是家世还是天资，曾国藩都没有什么优势。他的位极人臣之路，常常被当做一部成功学的教科书。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细读曾国藩。内圣外王的中兴名臣也好，老奸巨猾、扼杀革命的刽子手也罢，他的身上被叠加了无数重相互矛盾的标签。从一个才学平庸的“愤青”到位高权重、匡扶清室的“一哥”，除造化弄人之外，必须感叹他内心的强大，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励志帝”。
家世或天资，曾国藩都无优势，励志之路终靠和光同尘
初入仕途的曾国藩落了俗套地“学做圣人”，开始针砭时弊。他在日记、书信、诗文中不止一次流露出当官没意思，希望弟弟们赶紧成才养活全家，自己辞官奉养双亲的念头。道光去世，咸丰即位，下诏“求言”。曾国藩激动了，上了个奏折，骂京官退缩、琐屑;骂外官敷衍、颟顸，并建议皇帝“日讲”。咸丰对此很感兴趣，让他详细解释。曾国藩画了一幅讲堂图，由于他不擅丹青，图画得不怎么好看，结果被朝中官员引以为笑柄。
曾国藩得罪了不少京中权贵，几乎变成北京官场人人喊打的角色。咸丰二年，曾国藩得到了江西乡试主考官的外差，逃离了处处是敌的北京。而接下来的几年他一样是处处碰壁。曾国藩以一副道学家面孔，总以为自己忠心报国，人浊我清，做事过于刚硬，看不惯官场上虚伪圆滑、尔虞我诈那一套，结果从北京到湖南再到江西，处处得罪人，最后和皇帝都闹得有些不愉快。直到家居守孝两年，愤青曾国藩才活得“通透”起来。当曾国藩再次出现在长沙时，他的朋友们发现，他变得几乎让人认不出了。人还没见着，湘军以及相关省份的将领、官吏们就先收到他的一封信，信里以非常谦恭的语气请求各位同僚的“指针”。这甚至让胡林翼和郭嵩焘深以为忧，以为曾国藩委曲求全，失掉了方刚之气。
从左右为难到如鱼得水，天公无语的年代，凡人难逃悲催的命运
1864年7月21日，曾国藩收到了那条他期待已久的消息——九弟曾国荃从南京发来了攻克天京的捷报。对这个消息的到来，除了最应有的喜悦之外，恐怕更多的还是来自内心莫名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则来源于对官场重重黑幕的不确定感。从这天起，这场长达13年让中央心惊肉跳的动乱终于可以告一段落。6天之后，曾国藩等来了慈禧的嘉奖。慈禧在上谕里祝贺湘军攻下天京，封53岁的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保，赏双眼花翎，曾国藩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19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午后突感脚发麻，曾纪泽赶紧扶他入书房，端坐三刻后逝世。在自己因为天津教案郁郁而终之前，处理的最后公务竟是派遣中国学生去遭国人痛恨的地方——留学。在人生最后的八年，曾国藩内心也纠结了八年，一个不喝酒、不抽烟、不玩女人的人曾经成功过，甚至成功到可以政变的地步，却又壮士断腕，明哲保身;他曾经退却过，甚至退却到可以放手的地步，却又宦海涅槃，备受重用;他从没有放弃过为国家奋斗，却在最后与“爱国”无缘。
“一哥”不是那么好当的，特别专制环境之下又身处乱世，真诚也好，奸佞也罢，最终难逃脱悲催的命运。
金大中：苦难里的最坏打算
金大中的一生经历非常坎坷，他曾5次被捕，5次面临死亡威胁，先后遭受政治迫害长达40年之久。直到73岁，金大中再次参加竞选，终于战胜了年富力强的对手，成为当时的韩国总统。
金大中的传奇经历，引起了媒体的普遍关注。有一次，一位名叫崔元诛的记者慕名去采访，向总统提问：“您曾饱受过无数的挫折和磨难。是这些磨难挫折，铸就了您今天的成就吗?”金大中微笑着点了头。崔元诛想了想，又问：“人生在世，难免遭受种种的磨难。难道是经受的磨难越多，最后的成就就越大么?”
金大中递给崔元诔一支笔，自己则拿出一张白纸，双手攥住它，高举在胸前，然后让崔元诛用笔把它戳破。结果崔元诛很轻松地就在纸上戳了个大窟窿。接着，金大中又拿出另一张白纸，铺在水泥地板上，用双手压住后，再让崔元诛用笔戳。这次，崔元诛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没把白纸戳破，反倒几次把笔尖戳钝了……
金大中说道：“其实，每个人在遭遇磨难时，心中都会不自觉地砌起一道承受打击的防火墙，这道防火墙就是经受过磨难后的期望。不同的是，有些人盲目乐观，往往把期望设置得过高，结果便将心灵的防火墙架设到空中，很容易被打击摧毁;而有些人则选择理智地面对，把期望设置到最低，这样防火墙便被沉落到地面，变得坚固而顽强，即便真的遭受到某些摧残也难以被伤。”
金大中接着说：“仅有磨难还不够，还要懂得在磨难面前做最坏的打算。这样一来，即使最坏的情况出现，我们依然可以从容淡定。而一旦情况稍有好转，我们便可以微笑应对。人的脆弱和坚强，往往由心灵预想的位置所决定。”
瞧，任正非这个人
中国企业界的几个神秘大佬，长虹的倪润峰像个老兵一样黯然隐去，伊利的郑俊怀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后销声匿迹，只有任正非还在前台，在四射的狼性中延续着他的神秘。
我在读周君藏《任正非这个人》的时候，突然惊觉，也许我们对于任正非的观测因过于遥远以致模糊。这位昔日的《华为人报》主编相信，任正非身上充溢着一种智慧之光，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我对这种“高大全”型的完美企业家总是充满了怀疑。我知道他们是“果壳中的人”，是“单向度的人”：一个被企业裹挟着的企业家无法展示其柔弱的一面。
“单向度”的任正非军人出身，也很喜欢军事化。
之前我曾陪托德。汉肖(西点军校行为科学和领导力系主任)到华为去做领导力培训，任正非召集了整个华为的200多位高管听课。托德以《拯救大兵瑞恩》中的片段做了一个课件，在一项测试中，所有人都提供了他所期待的答案，只有任正非不但没有给出“正确答案”，还高声反驳这位美国大兵，尽管他相信托德。汉肖有自己坚定的信仰。
在中国企业界，在任正非所从事的这个行当，人们总喜欢把他和中兴通讯的侯为贵对照，说侯为贵是“以和为贵”，任正非是“是非不分”。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探究他们的泾渭分明的差异。我相信这来自他们各自不同的少年经历——任正非参加过红卫兵运动，也因为知识分子父母而受冷眼;他当过兵，而且还成了党的“十二大”代表;学校毕业后进了企业，但却养了几年猪。他的经历可谓“大起大落”。
侯为贵则平坦许多：上学时是尖子生，毕业后教了两年书，后来进入691厂，从技术工人到车间主任，再到技术科长，始终是厂里技术水平最高的专家，而且一干就是一二十年，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类型。
背景的不同，使二人在企业中表现出了个性完全不同的管理风格：侯为贵更稳健，很少过激;而任正非则狼性十足，不循常规而富有攻击性。有人甚至这样形容他们两个人：侯为贵是“以和为贵”，而任正非是“是非不分”。有媒体称任为“偏执狂”，而侯则是“温和的机会主义者”。
任的这些特质不仅展现在华为内部，也展现在他的待人处事上。
周君藏说：“有一年，任正非去南昌办事处出差，办事处特意安排在他下榻的宾馆，在门口隆重地打上热烈欢迎的横幅。任到了一见，看都不看一眼办事处主任，就不住了。”
任正非和鲁冠球、楼忠福这些亿万富豪一样，也有各自烦恼事。鲁冠球的是儿子鲁伟鼎如何树威于老臣，子承父业;楼忠福的是如何平衡几个孩子的关系，选出最具禀赋的一人，继承自己创建的“广厦帝国”。任正非不同，他需要清理掉那些可能对其儿女掌握权威产生阻碍的一切功臣，杯酒释兵权也好，蒸鹅杀徐达也好，只要有效，就会有行动。所以半年前盛传任正非10亿礼送孙亚芳“出境”，要为其子任平即位铺路。尽管后来这条消息被华为解释为一则谣言，一种谎言，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还是相信，这是迟早要发生的“华为大变局”。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三十年来发生了太多匪夷所思的变化，但任正非始终是弄潮儿向潮头立。在一个“成败论英雄”的时代里，他非但是英雄，领袖，还是一个神秘人。但我知道，包裹在华为中的那个不是真正的任正非，总有一天光环隐去，他还原成一个一般的小老头儿的时候，人们会看到他的真容。
看了“中国的励志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