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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长安客话》说，“路从此分，四通八达，故名八达岭，是关山最高者”。
八达岭这名，最早时见于金代诗人刘迎的长诗中《晚到八达岭下，达旦乃上》和《出八达岭》。元代，这里称“北口”，是与南口相对而言。南口在北京北郊昌平县境内，从南口到北口，中间是一条40里长的峡谷，峡谷中有万里长城的著名关口“居庸关”，这条峡谷因此得名叫“关沟” 。八达岭高踞关沟北端最高处。这里，两峰夹峙，一道中开，居高临下，形势极其险要。自八达岭下视居庸关，如建瓴，如窥井。“古人有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之说。八达岭山口的特殊地形，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一向驻以重兵把守。八达岭成为军事战略要地，可追溯到春秋战国。
据《史记》记载和近年来文物工作者普查，都证明八达岭一带在战国时期筑有长城，而今仍见残墙、墩台遗存，其走向，与今明长城大体一致汉习记载：曾设军都、居庸两座关城。北魏《水经注》说：“居庸关在居庸界，故关名也，南则绝谷，垒石为关址，崇墉峻壁，非轻功可举……其水历山南，迳军都界……”因此，有专家认为汉置居庸关，关址在八达岭。“居庸”之名从何而来?是秦始皇筑长城，从南迁徙一批贫苦农民和囚徒，到军都山妫川小盆地定居，称为庸徒居处。汉武帝时，将妫川置居庸县(仿延庆)。《水经注》所记载的关址地形地貌和山水流势，与八达岭的地理环境相同。
一千五百年前的北魏，曾在八达岭一带修筑长城。据《魏书世祖本纪》记载，北魏拓跋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在国都平城(今大同)以北，修筑长城，名叫“畿上塞围”，东起上谷军都山(即八达岭一带)，西至黄河岸。后来到北齐王朝天保六年(555年)，又修筑长城，西起大同，经军都山东去，把长城延长到了海边。
八达岭长城在明朝重新修筑。明太祖朱元璋深知城墙在军事上的重要，当了皇帝后，即“高筑墙”，设防备战，其时各州府县，也纷纷兴筑城池。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冯胜等率军在北方筑关制塞，修筑长城，加紧练兵屯田，以防元残余势力南侵。
1420年，明王朝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朱棣即位。1420年，他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朱棣决心统一中国，先后五次御驾亲征，大军深入蒙古高原，最远到达现在苏联境内的鄂嫩河附近。1488年以后，才开始进行浩大而全面的修筑长城工程。经过270年的漫长岁月，先后共有18次大规模的修筑工程终于建成一道高墙，东起辽宁省的鸭绿江边，西止于甘肃省嘉峪关以西的布隆吉，这便是我们通常说的现在还能看到的万里长城。明长城全长14600多华里，经过我国北方七个省、市、自治区。无论从工程技术水平和设防的严密程度，都是以前的长城无法比拟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万里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连结于秦始皇时期，完善于明王朝。
明代万里长城，再不是单一的一道高墙，而是修筑成“层层布防”的纵深防御体系，重点地区还修筑了多道城墙、关隘。宁夏、陕西、山西、河北等地，都修筑了长城复线，山西设置的长城复线就有四条这多。在重要的交通军事要地，修筑多座关城和多道较短的墙，如雁门关的十里山谷，有28道石墙，可谓“寸土设障，步步为营”。
八达岭是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第一位帝王秦始皇东临碣石之后，从八达岭取道大同，再驾返咸阳，而肖太后巡幸、元太祖入关、元代皇帝每年两次往返北京和上都之间、明朝帝王北伐、清代天子亲征……八达岭都是必经之地。到于历代皇亲贵族、文人墨客吟诵八达岭的诗文更是数不胜数，最早留下诗章的是唐代诗人高适，他诗中写到“绝坡水连下，群山云共高”。至于在那些民族纷争、金戈铁马的岁月，八达岭上更是上演过一幕幕恢宏的史剧。
而今，旧中国的苦难，两千年的历史诸侯争霸，朝代更迭的往事，都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长城十万里，文化五十年，时代赋予了八达岭长城以新的使命。它像一座宝贵的历史丰碑，矗立在万山之巅，闪烁着中华民族文明和智慧的光彩，也现出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百折不挠的伟大品质和精神。它成为联系我国各族人民、海外侨胞、国际友人的友谊纽带。它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