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论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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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气节是固有的道德标准，用以衡量人们的行为，特别是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种传统标准似乎只在中年一代适用，青年代则用新的标准来衡量。
冯雪峰先生提出了士节的两种典型：忠臣和清高之士。忠臣往往在现实中失去方向，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节。清高之士则是个人意志的表现，成就了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家。冯先生的分析，我大体同意，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思，希望我的意见能补充冯先生的观点。
气和节原是两个的概念。《左传》中提到“一鼓作气”的战斗精神，后来的“士气”就是这个气的体现。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也与之相联系，强调坚定的态度和的个人意志。后来所谓的“义气”更狭隘，是“浩然之气”的分支。而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与“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但更侧重于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中提到的“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体现了礼乐的精神。礼以“节”为主，强调分际，而乐以“和”为主，强调和谐。节和和是相反相成的，节代表着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同时也是传统的“中道”。气与节的对比，可以看出气重于行动，节重于约束。
向来论气节的，多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当时士人批评和攻击贪污政治，形成了群众的力量。党人逃亡，家家愿意收容，展现了人民的态度。士人被视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这敢作敢为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
但在时代，集体行动不容易表现，士人的立身处世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忠节表现为直谏，有时因此牺牲。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表示不愿与在朝的人合作，逃避现实。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表现，只能造就失败的英雄或自了汉。
气是动的，可以变化，而节是静的，不变的。气与节的不同，体现为行动与约束的对比。士人作为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他们的生活基础主要在农民的劳动上。士人虽然有时横议，但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仍负有天下兴亡的责任。
气节的标准衡量知识分子或知识阶级，他们开始时是气重于节，后来似乎转向节重于气。知识阶级凭借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但力量有限，难以满足民众的需求。他们失去了领导地位，只能保守自己。青年代的知识分子无视传统的气节，追求正义感和行动，这成为新的做人尺度。
综上所述，气与节在道德标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气节的平衡体现了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同时也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在气与节之间寻求平衡，是个人修养和知识阶级发展的重要课题。
